今年是我寻找某个食材的第三个年头,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如愿以偿。在整个中餐的烹饪史上曾经有一种真菌类食材主导了近几百年的鲜味,甚至间接制衡了日本幕府以俵物为掩护的鲜味暗器,但不幸在日本第二波现代化鲜味武器-MSG的攻势中败北,更随着物种和环境的衰退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就是 - “口蘑”。
口蘑是个近代随着张家口地区的“蘑菇行”出现的称谓,大致涵盖了15种产自内蒙中东部的真菌(根据昆植所-刘培贵老师的研究),但其中的王者一直以来都是:蒙古白丽蘑(Leucocalocybe mongolica),也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主角。
在1937年这种真菌被正式命名之前,草原上的蒙古族将其称为цагаан мөөг,发音类似于 - 查干蘑菇,就是“白蘑菇”的意思。1930年日本的著名真菌学者 - 今井三子(参与命名了松茸)收到了来自伪满洲国的干燥真菌标本,并接受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农事试验场的委托去命名一种在内外蒙地位极高的食用蘑菇,最终结合了试验场研究员赤石幸雄的特征描述和干燥标本,发表论文并将该物种命名为:Tricholoma mongolicumImai, sp. nov.(蒙古口蘑,新种)。2011年该物种被中科院的余小丹研究员重新划归到了白丽蘑属,正式名也变更为:Leucocalocybe mongolicum(Imai) X.D. Yu & Y.J. Yao, com. nov. (蒙古白丽蘑,新组合)。
蒙古白丽蘑做为口蘑这个品类中无容置疑的老大,历史上也是最金贵的真菌食材,甚至在解放后食用蘑菇的书籍之中,口蘑的正名对应的就是它(科学出版社《食用蘑菇》,1982)。
但很遗憾的是这个梦幻蘑菇在近代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连清晰的照片都很难找到。我在传统产地的张北到锡盟,几番地毯式寻找,一无所获。一次在呼和浩特,我咨询了内蒙老吃家“牧民老贺”,他的一番见解揭示了蘑菇消失背后的原因。
现在内蒙大部分牧区都是网格化管理了,牛羊无法再做长距离迁徙了,很多依靠牛羊传播的植物和真菌也自然遭遇了灭顶之灾,这有点像一座座大坝阻拦了鱼类的生殖洄游导致物种的灭绝。
但就像从贺老师那里学到的那句蒙语“蛤蟆乌龟”一样(“什么都不算事”),怀揣希望早晚可以吃到。我把搜寻的范围继续往东,并重点关注历史上违规放牧率较高的区域,终于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一带找到了少量疑似蒙古白丽蘑的真菌。
经历了一些波折,付出了一些成本,终于把这一份蘑菇运来了北京,箱子没开之前,就闻到了一阵浓郁的香气。甄建军师傅曾经和我描述过他曾经见过的真•口蘑,用了“窜”这个字眼,很是贴切。张家口的老话说得好,"大偷骆驼小偷羊,就是口蘑没处藏" ,太形象了。
这样宝贵的食材样本,我分出了两份给了两位专业的朋友一起记录,而我自己留下的一份,我分别测试了:生吃,油煎,清蒸(搭配羊肉),炒制(搭配猪肉),希望可以更完整的理解和记录这个梦幻食材的特质。
蒙古白丽蘑质地紧实,我本来是抱着会生蛆的准备,但到手并没有什么虫,切面大部分也没有虫印。切面雪白几乎不变色,以前干制白口蘑切片中的极品便有“白镜面”的绰号。
品鉴环节,首先是生食,是浓郁的生蚝味,然后取了菌帽煎出一小碗菌汁,这也是口蘑冒牌货 - 双孢蘑菇 最常见的吃法,受热之后的鲜味导向从生蚝转向了虾壳味。蒸制的温度比煎制要低,风味上会偏蟹一些,搭配羊肉脂肪(新疆哈萨克羊的手抓,膻度不高)依然可以保持风味上的强势,最后是炒五花肉,炒制会析出一定的汤汁,但并非类似晶盖粉褶菌那种多糖类的粘液,不过出汤之后个体会大副缩小。
目前的判断,我认为蒙古白丽蘑可能最适合的打开方式是整个炸天妇罗,或者做肉块类红烧,类似于鲍鱼红烧肉中鲍鱼的设计。
蒙古白丽蘑拼上了我北方蘑菇风味研究的最后一块重要拼图,结合之前调研的各种北方真菌食材,脑子里面各种好玩的料理点子开起了花火大会,期望有时间可以尝试策划一个餐桌,Make 北方蘑菇 Great A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