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的内心与外界冲突剧烈时,我总是告诉自己,别急于去消灭(解决)另一方,而是去追问:这个矛盾会推动我走向怎样的思考与行动状态?
——比如我就一直被它所推动要去创造新的规则,而不是被现有的欲望规则所支配,即去服从或利用现有的规则要求(这可以从我这两年来的重复表达中看出)。
我明白我的困扰有——不是我个人问题的时代矛盾缩影问题,但也有属于完全是我个人的——对自己的能力与其说是太过于高估,不如说是我建立的象征秩序本来就是一个如空中楼阁般,只是一个满足于我象征秩序或叙事体系里那个根本不太可能实现的可能性虚空,但我又任由自己的那个对象小a所驱使(想要实现更高自由的那个自由)的——问题。如此便有了被困住的我。
这种“卡住”或许是我的路径(依赖)和性格(使然)必然会经历的一个阶段,我想要是没有了这个从思想到行动之间的被卡住或困住的距离,我可能就成了被程序和现有规则驱动的机器。正是这段距离的产生,为我的自由和行动以及想要的那个价值伦理责任,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缓冲空间和时间准备。
所以在2026年我的新着力点会调整为——为这个“困住”重新去找新的”叙事“。也就是在我的困境——处在诸多的自发道德困境两难中始终无法自洽,也就是那个现有的象征规则无法给出我一个满意答案——中,去从”创造“哪怕最微小的属于我自己的那个‘差异化行动’本身。
像我这种神经症式犹豫——行动始终被停留在象征界而无限推迟——的人,只要有了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新的自我叙事,就是一个小小行动的开始突破口,虽然这段话它仍然只是一个象征坐标的存在。
但当行动在语言(思想)中迷路时,只能回到词语真实生长的地方,这是维特根斯坦哲学告诉我的。就是当我一直以为我喜欢维特根斯坦,所以我就是在践行他的语言哲学时才恍然,其实我很可能是被困在黑格尔的辩证体系中一直打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