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鹤年人生最重要的机会和转折点其实来自60年代中期殖民主义在东南亚的退潮,这时裙带资本主义替代了殖民主义在商业中攫取的利益。而郭鹤年得以在此转变中继承殖民者在经济中利益很大程度上仰赖于他早年在莱佛士中学的校友关系和他父亲继承给他的人脉。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在二战期间为三井工作所继承的人脉和信任。这两者的交错使得殖民者在东南亚希望保留一定的经济影响力时他成了最佳的代理人,而他与执政者的私人关系又使得有能力帮助这一利益共同体获取垄断所需的贸易保护政策。
因此郭鹤年早期的企业常常是由旧殖民公司、当权者和自己组成了利益共同体,而他常常在其中占据较小的经济份额,但是却往往包揽绝大多数的资金投入、运营与管理和市场的开拓。而他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原因也在于他洞察了这一利益架构对其生意合法性的重要性。所以他可以让自己全力以赴的投入全部的资源和精力去运营这些自己不是最大股东的公司。
而郭鹤年可以摆脱大多数东南亚商人的命运恰恰在于他洞察到了裙带关系带来的特许经营权可以帮助他建立一个可以攫取垄断利润的企业,但是他不是企业的长久壁垒,企业的真正壁垒是渠道、全产业链整合和规模效应共振带来的竞争优势。这也使得他意识到裙带关系是他能够建立商业壁垒的手段而不是他的商业版图的竞争壁垒本身,而这一点也恰恰是他区别于其他以来裙带资本主义但最后无法发展壮大,甚至面临悲惨命运的商人的区别。
而旧殖民者所掌握的公司对他商业意义在于帮助他引入了现代化的工业生产设备、工艺和管理经验,而这恰恰是东南亚本土企业家所缺乏的。这也使得当印尼本地依赖裙带资本攫取利益的商人在要通过政治特许经营权攫取利益时,也不得不仰赖于他的企业治理能力来帮助他们攫取一个垄断生意所应得的超额利润。
当然郭鹤年显然也意识到了东南亚的商业与政治困境,所以他早早的就移居新加坡继而香港,以具有良好法治观念和财产权保护的国家和地区作为大本营,继续在亚洲各国慢慢复制他早期所熟捻的经济游戏,当然这一能力也仅被他的侄子郭孔丰所习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