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了阑夕老师写的恩格斯停顿的内容,回顾了一下几年前看过的《技术陷阱》。这本书的作者是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kt Frey),就是那个在2013年写出著名报告《就业的未来》的作者。这份报告是今天焦虑的源头(可恶!)。
《技术陷阱》书中的细节很多很多,这次回顾笔记只能囊括技术-劳动力这一政治经济学演化的范畴。除了这个之外,书中还包括当时技术发展具体的影响,甚至能从中看到社会面貌,这里就不多写了。在回顾的同时,我也想到了年初看到张笑宇老师写的《AI文明史.前史》中提到的“工业革命是产业延长的革命,而计算机革命是产业收缩的革命”。原话不是这样,但大意如此。正好对应了书中的“大逆转”章节。
1. 技术存在两种形态:替代型技术和赋能型技术。替代型技术会让当前岗位和人类作废,比如纺织机之于手工织工。赋能型(使能型)技术是提高人在现有任务上的生产率或者创造全新的任务。工人的实际命运取决于“新任务创造和任务替代之间的竞赛”,以及被替代者进入新岗位的过渡成本。而单纯的技术视角忽略了权力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在历史长河当中,替代型技术未必会受到权力的欢迎,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之前:罗马皇帝韦斯巴芗拒绝运输立柱的机械,理由是"我怎么养活民众?";中世纪行会会砸机器;奥斯曼禁阿拉伯文印刷。也就是说,在工业革命之前,很多统治者为了社会稳定会压制替代型技术的发展。
但工业革命期间的英国不一样,本书也为这次革命诞生在英国提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解释:英国国家权力决定站在企业家这一边。英国政府发布《结社法》,同时镇压卢德运动。
如果你了解这段大历史(1600-1800期间),那么你一定知道16世纪的欧洲诞生了一批中央集权的国家。同时“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出现了早期列强的竞争模式(帝国-资本模式),这就意味着摆在权力面前的问题发生了转变:外部竞争的威胁远比内部社会稳定的威胁要大。
“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君主间竞争的加剧,意味着限制技术进步的成本极大提高了。”
2. 工业革命期间(1780s-1840s),关键的发明几乎全都是替代型技术:珍妮纺纱机、走锭精纺机、动力织机、焦炭冶铁等等。这些技术就是为了将工作从人身上剥离出去。有意思的是,这时候的工厂需要一种“新人”——童工,便宜、不会谈判、很容易控制,也就是说“便宜的童工替代了中等收入的手工业者和工人”。
这一时期就是“恩格斯停顿”发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生产增速接近工资增速的4倍。19 世纪前 40 年,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份额翻倍,但这和大多数人没有关系:1830 年代出生的那代人起,营养状况持续恶化超过一代人;死亡率发病率上升,实际食品价格上涨。你没听错,在经济上升期,人们活的反而更差了(这也是马克思诞生的时期)。
那为什么1840年以后情况开始改善了呢?还记得1中对技术的定义吗——技术性质自己发生了转变。铁路、轮船、更复杂的机器需要熟练操作者,也就是说工厂设备与操作它所需的人力资本之间的互补性增强了。而熟练的操作者是稀缺的,于是工资上涨了。
当替代型技术的浪潮结束,赋能型技术的浪潮开始了。
3. 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与内燃机的革命,是“赋能型技术爆炸”的革命。
“经济学家米歇尔·亚历克索普洛斯(Michelle Alexopoulos)和乔恩·科恩(Jon Cohen)在一项重要的研究中发现,美国在1909—1949年间的伟大发明绝大部分是使能技术。随着新工作的出现,另一些工作显然被毁了。但整体而言,新技术大幅增加了就业机会。事实上,一些巨大的新兴行业出现了,它们包括汽车、飞机、拖拉机、电器、电话、家用设备的生产,这些新行业创造了大量新工作岗位。”
结合那段时期历史:是“福特制”推动了良好的生产-消费循环。当然这一循环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赋能型技术的持续发明得以将产业不断扩大。哪怕是存在取代型技术,但在面对赋能型技术创造的大量高新岗位,劳动者也不会觉得有多糟糕了。
没错,在整个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恩格斯停顿”消失了。卢德主义者被支持技术的人所取代,限制机器发展并未像第一次工业革命那样成为社会上某一类群体的共识。因为对于那时候的人来说,机械化和电气化的好处太大了。以至于好像无产阶级“消失”了,社会上留下的只有“中产阶级”。
在这个时代,技术让生活日新月异,让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电灯和电动机改善了工厂工作的环境;各种家用电器使人从家务中解放;汽车取代了马车,带来公共运输业的繁荣;拖拉机取代了骡子……
4. 暗流:但是任何逆转前应当都会有征兆显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机器问题真的就不是问题了吗?可能只是它和大多数人无关。
“1927年5月发布的两项新的生产力数据来源表明,1919—1925年间制造业的就业下降了,这引发了人们关于技术失业的辩论……”
“经济学家罗伯特·迈尔斯(Robert Myers)研究了1921—1925年间芝加哥服装产业370名失去工作的裁剪工的情况,他发现这些人的平均失业期是5.6个月,甚至一年后仍有12.9%的裁剪工处于失业状态。”
“和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情况一样,在美国,年龄更大的人尤其难以适应新技术。至少从短期来看,许多找到新工作的人的经济状况变得更糟了……工人的技能专业程度越高,就越难以适应变革……”
在当时,尽管人们意识到了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已经减少,但是社会上主流的声音都没有提出放慢机械化的主张。
真正让机器问题回到公众视野是:20世纪50年代,人们发现电梯操作员很快将成为遥远的回忆。60年代,第一代计算机并没有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什么影响——直到80年代。
5. 20世纪80年代,往前数100年,技术革命开始创造大量的工作岗位,让很多人过上了所谓的中产生活,而在这之后,同样也是技术,一点一点地把自己在前100年创造的岗位给吃掉。计算机革命不是上一次机械化革命的延续,而是它的彻底翻转。——这就是“大逆转”。
这一时代的计算机,也就是自动化技术的特征是,可以完成有规则可循的常规任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ATM对银行柜员的取代:存取款的规则是明确的,可以被写出来,所以机器能接管。但“应付一个难以满足的客户”的规则写不出来。所以银行的柜员的工作完成了重组,从单纯的点钞员变为了推销金融产品的关系经理。在这一过程中,岗位被重新定义,不擅长搞关系的老柜员被踢出局。
有规则可循的常规任务恰恰是20世纪中产岗位的主体:簿记、文员、流水线重复操作、制图、抵押审核等等。
同时还有一个线索,还记得上个时代的福特制吗?其最大的特征就是用流水线将任务给常规化。也就是说,当自动化时代到来,计算机只要接管常规任务就行了,对应的岗位也就消失了。
恩格斯停顿回归了,1979年以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比时薪的增速快8倍。与典型工业革命时期的情况一样,增长带来的收益从收入分配的底层转移到了顶层,从劳动者那里转移到了资本所有者那里。
然而这个时期只要掌握知识和技能就可以获得不错的收入,直到21世纪10年代,人们才会发现,计算机不只能执行“有规则可循的常规任务”。
6. 这本书所讲的技术-劳动力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到这里就结束了。我认为比了解这一过程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一过程。我想要从质疑开始。
很明显,第五点中我们无法区分究竟是全球化还是自动化让恩格斯停顿这一现象出现在了美国,作者本人在书中也没有做出明确的区分,因此他的最后一章“大逆转”的可靠性真要被打个问号,不过依旧可以当做一种自动化取代工作的视角。
接下来的质疑更加的致命:弗雷自己批判过一些经济学家,喜欢提出一些适用于任何时间和地点的资本主义发展路径的经济学铁律,其中在书中最受他抨击的“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其核心质疑在于“库兹涅茨观察到的是历史上的一个统计异常的时期”,所以得出了错误的理论。
——弗雷似乎在犯一样的错误,正如弗雷没有提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性质为什么是赋能型的一样,他在讲的都是“大规模生产在技术上成为可能”,而不是回答“为什么对劳动来说是赋能型技术”。也就是说这一结论是在事后统计的时候得出的。那么就存在着一个关键的问题,赋能型技术和取代型技术是如何诞生的?是否在历史条件的变化之下,取代型技术和赋能型技术能相互转换?
显然这是个根本的概念缺陷,把一个由复杂系统最终生成的净均衡结果,变成了技术的内在二元本质。净效应很可能来源于外部,而并非技术的内在,比如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还有多大扩张空间(汽车面对的是几乎无穷的大众市场),新任务的创造速率,转岗成本,各种历史条件(人口增长、高中带来的教育扩张、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1914–1945 全球化退潮使进口竞争缺位)。
还记得ATM的例子吗?实际上在ATM出来之后,美国银行柜员从 1970 年的约二十五万人增长到 2000 年的约五十万人。因为ATM 降低了单个网点的人力成本,于是开一个网点的边际成本下降。银行没有把省下的钱全变成利润,而是拿去换覆盖率,更多的网点被设立了。这叫“需求弹性还很大”。
同时还有两个外部性因素:第一,1980 到 1990 年代美国分支机构管制的放松几乎和 ATM 普及同时发生;第二,银行业本身在扩张(信用卡、消费信贷、支票账户普及)。很显然,这两点并不是技术-劳动力给的。——直到2010年开始,柜员数量开始下降。
没错,一项技术革命究竟是取代型还是赋能型这一结论看上去只能后验得出。
但弗雷带给我们的警醒依旧存在:不是所有技术革命的果实都能惠及到所有人,没有人保证过。长远来看也可以保证一下,嗯,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
——而真正关键问题在于,技术究竟诞生在了一个怎么样的系统当中,正如假设第二次工业革命没有福特制(和各种外部因素),当时的技术能否被回溯性的称为“赋能”技术呢?我想这才是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