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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日常
除了看不完的论文上不完的课，大学还有精彩的青春和吐不完的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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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有件事情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在去年三月份在搜海湾战争（我真的要推荐这个UP主“沙盘上的战争”，我对历史和军事相关的知识毫无兴趣，但是这个博主视频做得太好了我把两期都看完了）和水门事件相关的的科普视频的时候，无意间点开了UP主小约翰可汗的视频。我觉得他的视频剪辑和解说很好笑，当时看了几个视频，那时候是三月份。然后七月份，我回内地的时候，飞机上没有信号，而我要飞将近五个小时，就缓存了他的视频打发时间，然后当时有一期视频是讲苏霍德列夫，讲他在苏联当翻译的事情，这里面恰好提到了李普曼访问苏联的事情，讲的是在正式会见赫鲁晓夫之前的一些事情，因为我学过传播学肯定认识李普曼，我觉得他被灌酒很好玩，当时顺手截了个图后面其实都忘了这回事了，然后今天上传播心理学这门课的时候，其实我没咋听，但是老师给时间让我们看书上有关李普曼的一个延伸阅读，看到前面其实我没啥感觉，无非就是说李普曼观察力很强，社交能力强，经常会见一些重要人物（我觉得这是名人的基本配置，已经说烂的一套东西），但是看到最后，有一段描述是这样的“1958年，为了会见赫鲁晓夫的首次苏联之行，他整个夏天都在攻读俄国历史。对一些不常去的国家，为加深印象，他甚至还同许多大使和政府官员谈话，并听取中央情报局的情况通报。”看到这一段，死去的记忆突然攻击我，我一看这不是穗宗吗！然后一看日期1958年，刚好能对上（可汗的视频说的是1956年之后），而且这段描述就是视频里讲的内容的概况，也就是他在见赫鲁晓夫之前，就已经和苏联的高层在接触了，并且要求游览一些苏联的小城市（这个存疑，放后面说），然后去了加拉格，被市委书记热情款待，然后灌了很多酒，还去了苏呼米，皮聪大等城市，苏霍德列夫在此期间担当翻译。
稍微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可能可汗的视频里重点不在于此，但是我觉得这个背景是不可忽视的，李普曼这次访苏，放在冷战史的脉络里看，其实是一件相当不寻常的事情。1958年，柏林危机刚刚开始发酵，赫鲁晓夫在11月就发出了柏林最后通牒，要求西方在六个月内撤出西柏林。整个冷战局势非常紧绷。在这个背景下，一个美国记者，哪怕是李普曼这种级别的、在政界和知识界都有巨大影响力的人，能够进入苏联、深入到黑海沿岸的度假城市、和苏联官员一起喝酒吃饭、然后直接见赫鲁晓夫，这个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政治信号传递
而且还有个细节没提到，赫鲁晓夫甚至曾经主动要求李普曼延期访苏，因为他正在处理一场危机，但当李普曼说不行的时候，赫鲁晓夫重新调整了自己的日程来配合他。这种细节本身就说明了李普曼在两个超级大国眼中的实际分量。他不是官员，所以他说的话不代表任何政府立场，可以被双方随时否认，但他又和政府最核心的层面保持着持续联系，书上那段描述说他在出发前"听取中央情报局的情况通报"，这完全不是什么偶然现象，这是他每次重大国际访问前的标准程序。他实质上是冷战时期美苏之间一条半官方的非正式沟通渠道。
再说我觉得有疑问的地方，可汗的视频中的描述是“李普曼主动要求游览一些苏联的小城市”，但是我查到的是苏联的刻意安排，但是也不是特别确定，我主观的认为，两个方向可能都对。首先，李普曼作为有如此影响力的大人物，他是有一定话语权的，而且他的职业素养和野心决定他绝对不会满足于仅仅飞到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做完几十分钟的采访就打道回府。他那年夏天在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做了海量的案头工作，目的就是要去接触真实的苏联社会。所以在敲定之前可能向苏联提出想去苏联的其他城市看一看诸如此类的要求。另一方面，虽然他有影响力，但是对于一个大国来说，一个再大牌的记者的要求也仅仅是一个意愿，而不是一张随心所欲地自由车票，也就是说实际上规划这个行程选择这些城市的，大概率是苏联一方。
而且在那个时期，这些地方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苏联小城市，它们是高加索黑海沿岸最顶级的疗养胜地。我觉得可汗的视频里，热情的官员招待李普曼这段描述其实被简单化了，实际情况不仅仅是苏联人热情好客苏联人爱喝酒，而是刻意规划出来的，是有一定目的在的。当然我不是说他不知道这件事，他的视频的定位决定了他的处理方式。他的受众预设是"对历史感兴趣但不是专业研究者的普通观众"，他的目标是让人看完觉得好玩、有意思、涨了见识，而不是让人看完能够对冷战格局做出独立判断。在这个目标下，"苏联人热情好客爱喝酒、李普曼被灌倒了"是一个完美的叙事单元，有画面感、有人物、有笑点、有反差（一个严肃的美国大记者喝醉了），他是自足的，不需要背景也能让人觉得好玩（包括我现在也觉得很有意思很搞笑）。这可能是娱乐化知识传播做的必然的取舍，比如“战斗民族的嗜酒如命”、“高加索官员的野蛮热情”、“知识分子秀才遇到兵的有理说不清”确实比冷战、核威慑、地缘政治这样宏大且枯燥的议题更有趣。
但是拉回那个时期，在那个随时可能爆发核战争的冷战巅峰期，美苏两国最高层级之间的任何一次接触，都不存在纯粹的偶发和单纯的好客。在那个级别的博弈中，端上桌的每一盘烤肉、倒满的每一杯伏特加、安排的每一次游览，全都是经过克格勃和苏联高层精密计算的政治道具。苏联人深知李普曼的背景和来意，他们就是要用这种极度接地气甚至有些粗鲁的物理消耗，去剥离这位美国精英身上的理性外衣和傲慢心理。当然苏联的刻意规划和苏联真的热情好客，这两件事情并不冲突，苏联官员用食物和酒款待重要外宾，确实是一种真实存在的文化惯性，格鲁吉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待客文化里，喝酒本来就是表达尊重和建立关系的核心方式，这不是表演出来的，是真实的。但这个热情同时也在完成一个策略性的功能，就是让对方放松、建立人情、软化对方的判断框架。两件事叠加在一起，可能才是完整的真相。
视频里简单提到了赫鲁晓夫，但是没有具体说李普曼和赫鲁晓夫的接触，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也很有意思。他们有两次会见，而且不只是地点和气氛的不同，而是两种不同的逻辑在运作。简单说，第一次是1958年，在克里姆林宫，两人进行了会谈（也就是前面说的，李普曼游览了那几座城市之后与赫鲁晓夫进行了会面），然后就是第二次，在1961年，在赫鲁晓夫的大别墅。我觉得第二次是值得说的，而且可以和书本上的一些描述对比着来说。
书上对李普曼有这样的一些描述：“二战中，他是少数享受特殊待遇的新闻人之一，刻意在白宫听取机密的简况报告“、”他与12位美国总统有私人交往“、”总统府与总统官邸常常是李普曼的旅行目的地“，还提到了他与墨索里尼，戴高乐以及纳赛尔等人的接触。我觉得这个细节其实值得思考，李普曼一生阅人无数，他见惯了世界上最顶级的权力排场，这个人这辈子见过的红地毯、大理石柱子和勋章可能比任何人都多。而他一生见过的权力人物，如果按照接见方式来分类，几乎可以归入同一个模式，也就是对方在自己权力的物理中心接见他。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总统坐在他的桌子后面，墨索里尼的威尼斯宫世界地图厅，那个被刻意拉长的大理石地板（搜了一下教材上提到的“宽敞大理石办公室，说是罗马著名的威尼斯宫里的“世界地图大厅”。墨索里尼当时把自己的办公桌突兀地摆在那个极其空旷、没有任何多余家具的巨大矩形大厅的尽头。每一个去觐见他的访客，一进门就必须在光滑的大理石地板上走过漫长的一段距离，伴随着自己孤零零的脚步声回荡，在这个过程中，访客的心理防线会被那种空旷感和独裁者的注视感彻底压垮。这就是利用“空间剥夺”来制造恐惧。），戴高乐在巴黎爱丽舍宫，用那种把国家装在自己身体里的姿态接见访客，纳赛尔在开罗的总统府。这些场所有一个共同的功能，就是用建筑和空间本身来宣示一个信息：我是这里的主人，你是来拜见我的，我的权力是真实的、有重量的、有历史的。
而赫鲁晓夫把整套装置彻底拆掉了。放弃权力展示，本身需要比展示权力更强的权力安全感。一个对自己地位不确定的领导人，绝对不敢在度假别墅里用拖鞋和羽毛球拍接见一个外国重要访客，因为他需要那些大理石和旗帜来支撑他自己对自己位置的信心，也需要它们来向对方证明自己值得被认真对待。墨索里尼把办公室设计成那种让访客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达他桌子前的样子，这背后有一种对自己权力的焦虑感，他需要用空间来压迫别人，因为单靠自身的存在感还不够。
赫鲁晓夫在黑海别墅亲自站到门口迎接李普曼，这个动作在外交礼仪里是一种极高规格的礼遇，但同时也是一种彻底去权力化的姿态。他在说：我不需要那些装置来告诉你我是谁，我本人就足够了。这种自信，只有一个真正在自己权力位置上感到稳固的人才能表现出来。
而且这件事有一个更微妙的地方，就是赫鲁晓夫的那种热情和精力，是真实的。他真的就是那样一个人，喜欢说话、喜欢和人在一起、精力充沛到能让一个71岁的美国老人精疲力竭。他没有在表演一个轻松的、人性化的自己，他就是那个自己。但这个真实的自己，同时也在完成一个精准的政治目标。真实和策略在他身上是同一件事，而不是两件事。这种合一的状态，是极为罕见的，也是最难被防御的。
我觉得从李普曼的视角来看，这也是极为特殊的经历，李普曼见过的那些领导人，几乎都在用权力试图影响他，用空间、用仪式、用修辞、用地位。他们都在从上往下地对待他，即便他们表面上对他很礼貌、很重视，那个权力关系的方向是固定的：我是国家权力的化身，你是来记录我的人。赫鲁晓夫是唯一一个从平行位置对待他的人。不是从上往下，不是用权力来影响他，而是把他当成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有自己重量的人，用真实的接触来影响他。那顿八小时的饭，本质上是赫鲁晓夫在说：你这个人本身值得我投入八个小时，而不是说你这个采访值得我给你二十分钟的接见时间。
所以在李普曼的笔下的赫鲁晓夫并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框架装满的苏联领导人的剪影，而是一个有真实性格、有情绪、有局限、有某种粗粝的生命力的具体的人。CIA对赫鲁晓夫的内部评估称他"具有敏锐的天赋智慧、灵活的头脑、魄力、野心和冷酷"。 但李普曼写出来的不是这种分析性的、去人格化的判断，而是一个在度假别墅里精力充沛到让一个71岁的美国老人招架不住的、活生生的人。这个具体的画面感，是任何情报评估报告都给不了的东西。
所以关于赫鲁晓夫这个人，我觉得他被严重低估了。
同时我看到过一个描述，“美国舆论普遍将这位苏联领导人描绘成一个随时可能失去理智、按下核按钮毁灭世界的战争狂魔”我觉得不仅是以前，现在的人也对赫鲁晓夫有着非常深的刻板印象，好像一提到赫鲁晓夫就把他和玉米联系在一起，感觉他不太靠谱一样（包括我自己在教材上看到赫鲁晓夫第一个想到的词就是“穗宗”），但是实际上就像李普曼写的那样，他是一个极其务实、精于算计且拥有近乎狂热自信的“超级国家企业CEO”。
玉米这个标签，源于赫鲁晓夫1959年访美时对美国玉米农业的高度热情，以及他回国后大力推广玉米种植的政策，而这个政策后来在苏联许多不适合种玉米的地区失败了。这件事在西方媒体和后来的历史叙述里被反复引用，逐渐成为了一个象征，象征着他的冲动、他的不专业、他的农民出身带来的判断局限。
加上那双鞋子，1960年联合国大会上他用鞋子敲桌子（但是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考证，那个动作可能没有人们描述的那么戏剧化，但画面已经固定下来了），这两个符号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刻板印象：一个情绪化的、容易失控的、有些滑稽的农民出身的苏联领导人。
实际上他是一个可以在意识形态话语和现实利益之间进行高速切换的领导人。可以在公开场合用最激烈的共产主义语言攻击西方资本主义，转头在私下谈判里展现出完全不受意识形态束缚的现实主义判断。他知道苏联的真实经济状况，他知道苏联的军事力量在某些方面被严重高估了，他甚至知道他自己对外宣称的那些数字有多少水分。他用那些夸张的宣示来服务于谈判筹码，但他在内心深处对实际情况有清醒的认知。这种公开表演和内部清醒之间的分裂，需要极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极高的信息管理能力。
而且赫鲁晓夫身上有一种极为矛盾的组合，他同时是一个真诚的人和一个精于算计的人，而这两种特质在他身上并不冲突，因为他的算计往往是通过真诚来实现的。他在黑海别墅打羽毛球、喝酒、说八个小时的话，那个状态是真实的，他确实就是那样一个精力充沛、喜欢说话、喜欢和人在一起的人。但这个真实的他，同时也在完成一个政治目标。这种真诚地服务于目的的能力，是政治天才的标志之一。
但是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说，这种不靠谱情绪化的形象可能是他刻意为之。赫鲁晓夫接手的，是一个在核武器数量上实际上远落后于美国的苏联（尽管当时美国人并不知道）。为了掩盖这种实力的落差，他采取了一种极高段位的战略欺骗，扮演了一个脾气暴躁、随时可能掀桌子的莽汉。他在联合国大会上脱下皮鞋敲桌子，他在各种外交场合发出“我们要埋葬你们”的咆哮，这些看似失去理智的举动，恰恰是理查德·尼克松后来总结的“狂人理论”（所谓“狂人理论”外交策略，就是以狂人的态势，表现出非理性非确定性，充满不可预测性、且傲慢自大，以此镇住对手。因为对手感觉到你的非理性疯狂性不确定性，估计你什么红线都敢逾越什么事都敢做，就不敢对你轻举妄动，就有可能对你让步。）的实践（尽管尼克松提出来但是他并没有实践过）。他用这种暴躁和不靠谱，让美国人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忌惮：千万不要把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苏联老头逼到绝境，否则他真的会按下核按钮。赫鲁晓夫用极低的外交成本（仅仅是破坏了礼仪），成功地为苏联争取了巨大的战略空间和安全缓冲。李普曼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没有被这只飞舞的皮鞋挡住视线，而是透过这层狂躁的迷彩，看清了赫鲁晓夫内心深处对核战争的极度恐惧和对和平建设的渴望。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说，赫鲁晓夫自己晚年的孤独和被边缘化，也让他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渠道。但他最终用那些秘密录制的口述磁带对历史做出了回应。一个真正不靠谱的人，不会在被软禁之后仍然有那种强烈的历史意识和表达欲望，不会在没有任何政治资本的情况下仍然试图让自己的判断和观察被记录下来。那些磁带被秘密带出苏联、在西方出版，这个举动本身就说明了他是一个到最后仍然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历史上的位置、并且试图主动塑造那个位置的人。
除了关于赫鲁晓夫的刻板印象之外，第二次会面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割裂的地方。在那个时候这两个人到底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赫鲁晓夫在1961年的黑海别墅里，他知道柏林墙修建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吗？他知道古巴导弹危机会把世界推到多近的边缘吗？他以为他在控制局势，但局势有它自己的动量，会把即便是最聪明的操控者也带到他没有预料到的地方。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最后那几天，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双方都有一种真实的、不是表演出来的恐惧感，因为事态已经运行到了一个没有人能完全掌控的状态。那个时刻，那些核武器密码不再是某个人大脑里的筹码，而是一个有自己逻辑的怪物，在等待一个足够小的触发条件。
我觉得他们本身也不完全知道他们在往哪里走，他们有判断，有算计，有策略，但他们的判断是不完整信息下的判断，他们的算计有盲区，他们的策略在遇到另一个同样复杂的策略系统时会产生他们没有预料到的结果。人类文明在那几十年里的生存，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系列侥幸的叠加，是无数个"本来可能走向另一个结果但没有"的节点的叠加。
历史从来不是在宏大的、戏剧性的、符合叙事逻辑的时刻做出它最重要的决定的。它是在这种极度世俗的、甚至有些荒诞的时刻做出那些决定的。没有庄严的音乐，没有聚光灯，没有演讲台。就是两个出了汗的老人，一顿吃了太久的午饭，一场不知道说了什么的漫长谈话。然后其中一个回去写了几篇文章，另一个回去继续处理那些他日常要处理的事情。历史在这个极其平凡的形式里完成了它的转弯。所以历史不是由抽象的力量推动的，它是由这些具体的、局限的、疲惫的人推动的。
再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位UP主的视频。小约翰可汗的视频做到了他应该做到的事。他让人觉得历史是有趣的，他让原本不会接触这段历史的人产生了好奇心，他在信息密度和娱乐性之间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平衡点。他的问题不是它简化了历史，而是他的受众如果只停在这一层，就会把这种简化当成真实。
任何叙述都是一种裁剪，任何对历史的呈现都必然是对真实历史的某种简化和重构。学术历史论文裁剪掉了情感和戏剧性，教材裁剪掉了复杂性和争议性，新闻报道裁剪掉了长时段的结构背景，娱乐视频裁剪掉了因果深度。没有任何一种叙述是完整的历史，完整的历史根本不存在于任何一种叙述形式里，它只存在于无数种叙述的叠加和相互校正当中。
但是即使是被过度简化的娱乐碎片，依然具有作为记忆诱饵的价值。如果没有那个让我发笑的视频片段作为情感锚点，我就无法在几个月后枯燥的课堂上瞬间激活对这段历史的感知。这证明了在数字时代，严肃学术与流行文化之间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存在着一种奇妙的、可以被有心人利用的互文关系。
流行文化擅长的是情感编码,它把一个东西变得有趣、有温度、有画面感，让它能够附着在人的情绪记忆上。严肃学术擅长的是意义建构,它把一个东西放进它真正的语境里，赋予它准确的因果关系和历史位置。情感编码没有意义建构，就只是好笑的泡沫，看完笑完就散了。所以这种互文关系最好的存在方式，是保持那种对各种东西的开放的、没有功利目的的好奇心，允许自己在流行文化和严肃知识之间自由漫游，不强迫它们连接，但也不阻止它们连接。然后有一天，在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时刻，一个连接会自己发生。那个自发发生的连接，会比任何刻意设计的学习路径都更深刻地进入认知系统，因为它是自己的大脑做出来的，不是任何人安排的。
关于历史关于历史人物，现在得到的全部的信息其实都是经过过滤的，这些内容和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人物之间，有一段永远无法被完全弥合的距离。真实的历史人物不住在那些清晰的格子里，他们住在矛盾里，住在那些互相抵消的、互相补充的、无法被统一叙事框架容纳的多个真实里。能够在这种矛盾里保持悬而未决的状态，不急于做出最终判断，同时又不放弃对理解的追求，这才是看待历史人物最诚实、也最有深度的方式。
所以以上讨论的所有东西，赫鲁晓夫的复杂性、李普曼的独立性、苏霍德列夫的位置、那场羽毛球比赛的历史重量。他们之所以值得被认真对待，根本原因是它们都在指向同一个事实，就是人是不可化约的。
任何一个真实的人，都无法被完全压缩进任何一个关于他的描述里，无论那个描述有多精确、多全面、多复杂。赫鲁晓夫不等于玉米加鞋子，但他也不等于现在讨论的那个更复杂的版本，因为那个版本仍然只是是一个描述，仍然只是对那个真实存在的人的某种简化。真实的人永远比关于他的任何描述都要多出一些东西，那个多出来的东西，是永远无法被完全捕捉的。
这个认识用在历史人物上，是历史谦逊。用在活着的人上，是人际智慧。用在自己身上，是自我诚实。它的意思是：不要轻易认为你已经彻底理解了任何人，包括你自己。那个"还有更多"的感觉，不是认识的失败，而是认识诚实地面对自身局限的表现。
而保持那种"还有更多"的感觉，同时仍然积极地去追、去问、去理解。这个姿态，才是一切真正有价值的思考的基本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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