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币的本质是私人铸币,私人铸币在历史上不是新鲜事,最典型的私人铸币案例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 英国因工业革命时期,虽然规模化生产和国际贸易日新月异,雇佣劳工的薪资支付需求激增,但是政府在铸币技术和货币监管能力方面发展滞缓。
大量工人需以现金支付工资,但英国皇家铸币局长期忽视小额硬币(如半便士、法新)的供应。外贸方面,银币短缺因国际套利加剧,清朝金银汇率(1:10)高于英国(1:15–17),导致白银被熔化出口至中国,进一步减少流通银币。
英国政府在铸币技术上存在技术落后的问题。钱币边缘不平整易被剪削,且频繁重铸(如1696–1699年大重铸)未能解决短缺问题。
假币1753年流通铜币中仅40%为真币,大量“仿制半便士”(如刻“George Reigns”而非官方“Georgivs II Rex”)充斥市场。
在这样的环境下(1775-1814年期间),出现了一批私人铸币的先驱,这种私人发行的钱币在当时被称为“Token”。这种代币,极大程度解决工资支付难题,支持工厂扩张。同时推动了零售交易便利化。
代表人物是马修·博尔顿 (Matthew Boulton)
1787年,他利用自家铜矿(帕瑞斯矿山公司)铸造“德鲁伊币”(Druid Token),全程采用蒸汽冲压技术,每分钟生产70–84枚,边缘刻防伪文字,圆度与图案精细度远超官方货币。同时,承诺“可在伦敦、利物浦或安格尔西兑换”,被工人和本地商店广泛接受。
博尔顿的成功引发效仿潮,“威利币” (John Wilkinson铁厂发行)等地方代币涌现,1794年64家商人发行代币,1797年流通量达600多吨。
私人铸币的竞争随之加剧 ,私人币需靠防伪设计(如凸边、精细雕刻)和金属足值赢得信任,形成“良币驱逐劣币”效应。
直到1800-1814年期间,私人铸币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凸显:
首先是质量参差与欺诈风险,部分私铸者降低金属含量、滥发代币,导致价值波动。
其次是跨区域流通受阻的问题,毕竟是各地有影响力的商业主体发行,局限铭心啊,代币仅在发行者信用覆盖范围内被接受,跨地区交易不便。
政府与官方在此期间也开始反击,并完善官方铸币技术。1797年博尔顿获皇家许可铸造便士,其蒸汽冲压技术被官方采用。1814年英国议会立法禁止私铸代币,皇家铸币厂垄断权强化。
直至《英格兰银行法案》 (1816年奠基)确立官方货币唯一合法性,1821年全面取缔私人代币,违者视为伪造货币。官方借助法案,进一步维护金融秩序,避免私人滥发引发通胀风险。并巩固了国家货币主权,应对拿破仑战争后的经济重建需求。
如乔治·塞尔金在《私人铸币》书中指出的:私人铸币是“对官方失能的创造性回应”,但最终需制度规范以保障系统性稳定。最后,以博尔顿的德鲁伊币为代表的私人铸币,因其工艺与信用成为收藏珍品。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私人铸币和如今的稳定币在有一定的相同点:
都是需求驱动与政府失能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官方铸币局(如皇家铸币厂)未能满足小额货币需求,导致私人铸币(如博尔顿的德鲁伊币)兴起,填补工资支付和零售交易的空缺。而如今的稳定币(如USDT、USDC)因加密货币市场波动剧烈、传统跨境支付低效而诞生,成为连接法币与加密资产的桥梁。
都是技术革新推动货币形态进化
博尔顿引入蒸汽冲压技术,提高铸币效率与防伪能力。区块链技术支撑稳定币的快速流通与跨境支付,降低交易成本。
都是构建信用背书与信任机制
私人铸币 依赖发行者声誉(如博尔顿承诺代币可兑换)和金属足值;
稳定币通过1:1法币储备(如USDT)或算法超额抵押(如DAI)维持信用。
但是总体上,赛博版的私人铸币依然和当年存在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和中央监管的关系上:
从“实物价值担保”转向“法币或算法信用担保”:
私人铸币以金属(铜、银)为内在价值,与商品货币属性绑定。稳定币以法币(如美元)或算法为信用基础,属于符号货币(信用货币)。
历史政府强化货币主权,当代政府平衡创新与风险:
英国政府最终通过《1816年铸币法案》禁止私人铸币,垄断货币发行权。当代政府(如美、欧、香港)尝试将稳定币纳入监管框架(如欧盟MiCA条例、香港《稳定币条例》),而非完全取缔。
稳定币可能削弱小国主权货币,而历史私人铸币未挑战国家货币体系:
私人铸币流通范围限于本地(如德鲁伊币仅在博尔顿工厂周边流通)。稳定币依托区块链实现跨境支付(如USDT全球流通),甚至形成“数字美元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