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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
每当贸易顺差数据出炉，总有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解读：出口强劲，说明我们的产品受欢迎、企业有竞争力。
但是我现在有了更多理解。经济学里有一个基础恒等式，能帮我们看到另一半：经常账户余额 = 储蓄 − 投资。
顺差既是竞争力的结果，也是内部结构失衡的对外投射：
1. 国内生产 > 国内消费，消化不完的产能只能出口；
2. 国内储蓄 > 国内投资，用不完的资金只能流向海外；
因此，要求他国"减少顺差"的贸易谈判，如果不触及对方国内的分配结构，顺差只会换个形式、换个对象重新出现。
那高储蓄、低消费从哪来？以下四条管道，持续地将资源从居民部门导向企业和政府部门：
1， 工资增速长期低于生产率增速
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在增长，但分到手的份额增长更慢，差额沉淀为企业储蓄。需要说明的是，这不完全是"故意压低"——工业化早期资本稀缺、劳动力过剩，工资占比偏低有一定的阶段必然性。但问题在于，跨过发展阶段之后，分配结构没有及时切换过来。
2， 汇率低估的双面性
本币低估让出口商品在国外更便宜，同时让进口商品对国内消费者更贵。这实质上是一种隐蔽的再分配——消费者为出口竞争力买了单。当然，汇率政策还有稳定出口就业、防范资本流动的考量，把它单纯归为"征税"略显简化，但其再分配效应是真实存在的。
3， 实际利率长期偏低
存款利率长期跑不赢通胀，学术上叫"金融抑制"。储户——绝大多数是普通家庭——的钱在银行里缓慢缩水，而能以低成本拿到贷款的企业和政府成为受益方。这是居民部门向借贷方的隐性转移。
4，社会保障不足催生的预防性储蓄
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的兜底不够扎实，每个家庭就必须自己为不确定性存钱。不是不想消费，是不敢消费。此外，人口结构、文化习惯也推高储蓄。
四条管道的共同点，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被系统性压低。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长期在60%上下，低于绝大多数同等收入水平的经济体。
所以顺差既不是纯粹的奖章，也不完全是"欠条"，它是一笔回报偏低的对外资产。
解法写在纸面上，并不神秘。
提高居民收入占比，让工资增速跟上生产率增速，扩大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
做实社会保障，把养老、医疗、教育的兜底夯实，释放被"不敢花"锁死的消费力；
让利率和汇率更市场化，减少居民部门向企业和政府的隐性输血；
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把增长引擎从"生产更多"切换到"生活更好"。
难的不是方案，是每一项改革都意味着重新切分蛋糕。所以顺差的收窄，往往不是主动改革的结果，而是被外部环境倒逼出来的——那样的调整，代价会高得多。
所以贸易顺差是一面镜子，照出的不只是竞争力，还有一个经济体的分配结构。
亮眼的数字背后，既有中国制造业真实的效率与韧性，也有被压低的工资份额、被稀释的存款收益、被推迟的消费，和无数个"不敢花钱"的普通家庭。
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顺差本身，而是一个生产与消费、储蓄与投资彼此匹配的均衡经济体。顺差收窄的那一天，如果是因为中国人更敢花钱、更舍得花钱了——那是更值得庆祝的新闻。
——
相关阅读，
《贸易战就是阶级战》
《大失衡》
《避免坠落》
每当贸易顺差数据出炉，总有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解读：出口强劲，说明我们的产品受欢迎、企业有竞争力。
但是我现在有了更多理解。经济学里有一个基础恒等式，能帮我们看到另一半：经常账户余额 = 储蓄 − 投资。
顺差既是竞争力的结果，也是内部结构失衡的对外投射：
1. 国内生产 > 国内消费，消化不完的产能只能出口；
2. 国内储蓄 > 国内投资，用不完的资金只能流向海外；
因此，要求他国"减少顺差"的贸易谈判，如果不触及对方国内的分配结构，顺差只会换个形式、换个对象重新出现。
那高储蓄、低消费从哪来？以下四条管道，持续地将资源从居民部门导向企业和政府部门：
1， 工资增速长期低于生产率增速
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在增长，但分到手的份额增长更慢，差额沉淀为企业储蓄。需要说明的是，这不完全是"故意压低"——工业化早期资本稀缺、劳动力过剩，工资占比偏低有一定的阶段必然性。但问题在于，跨过发展阶段之后，分配结构没有及时切换过来。
2， 汇率低估的双面性
本币低估让出口商品在国外更便宜，同时让进口商品对国内消费者更贵。这实质上是一种隐蔽的再分配——消费者为出口竞争力买了单。当然，汇率政策还有稳定出口就业、防范资本流动的考量，把它单纯归为"征税"略显简化，但其再分配效应是真实存在的。
3， 实际利率长期偏低
存款利率长期跑不赢通胀，学术上叫"金融抑制"。储户——绝大多数是普通家庭——的钱在银行里缓慢缩水，而能以低成本拿到贷款的企业和政府成为受益方。这是居民部门向借贷方的隐性转移。
4，社会保障不足催生的预防性储蓄
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的兜底不够扎实，每个家庭就必须自己为不确定性存钱。不是不想消费，是不敢消费。此外，人口结构、文化习惯也推高储蓄。
四条管道的共同点，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被系统性压低。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长期在60%上下，低于绝大多数同等收入水平的经济体。
所以顺差既不是纯粹的奖章，也不完全是"欠条"，它是一笔回报偏低的对外资产。
解法写在纸面上，并不神秘。
提高居民收入占比，让工资增速跟上生产率增速，扩大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
做实社会保障，把养老、医疗、教育的兜底夯实，释放被"不敢花"锁死的消费力；
让利率和汇率更市场化，减少居民部门向企业和政府的隐性输血；
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把增长引擎从"生产更多"切换到"生活更好"。
难的不是方案，是每一项改革都意味着重新切分蛋糕。所以顺差的收窄，往往不是主动改革的结果，而是被外部环境倒逼出来的——那样的调整，代价会高得多。
所以贸易顺差是一面镜子，照出的不只是竞争力，还有一个经济体的分配结构。
亮眼的数字背后，既有中国制造业真实的效率与韧性，也有被压低的工资份额、被稀释的存款收益、被推迟的消费，和无数个"不敢花钱"的普通家庭。
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顺差本身，而是一个生产与消费、储蓄与投资彼此匹配的均衡经济体。顺差收窄的那一天，如果是因为中国人更敢花钱、更舍得花钱了——那是更值得庆祝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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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阅读，
《贸易战就是阶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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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紫君Zima发表了动态：#美元体系下顺差国的悲剧就在于，它们不得不被动地维持着美元汇率的稳定，尽量不让美元贬值。 这些国家向美国出口商品与服务赚取美元以后，又不得不将其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借给美国。 否则，由于美元是世界清算货币、结算货币和主要的资本市场交易货币，若美元供给增加便意味着美元贬值。 这意味着一方面，顺差国自身拥有的美元储备缩水，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顺差国货币升值，对其扩大出口不利。 也就是说，当今世界包括中国、日本、德国等主要债权国要尽力维持世界上最大债务国的币值稳定，这也是这些顺差国家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公司债的主要原因。 而与此同时，美国则将来自顺差国的美元储备再次投资于这些国家（约70%用东道国货币计价），在赚取各种资本收益的同时更可以赚取美元贬值（财富转移效应）的红利。 这是美国利用美元体系让全球为其分摊霸权成本的重要途径。 —读《双重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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