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末，东北一些城市（尤其是沈阳）的中学里流行一种“九千班”。

“九千班”的名字来源于它高昂的费用。它在原本不错的公立初中里，额外设立的“校中校”，学校会抽调最好的师资来配班，而学生不仅需要通过学校自主命题的考试，还得单交9000元建校费，才能被录取。

9000元在90年代末的东北工人大下岗时期，是一笔巨款。但家长们面对自己的生存困境，反而太需要抓住一条知识改变命运的藤条。所以如果孩子考上了，砸锅卖铁也要供。

（九千班的一部分学生，如果成绩达标，有机会被保送到新加坡读大学。）

这个特殊的班级模式在如今的东北文学中也成了一个符号，双雪涛的《我的朋友安德烈》和郑执的《生吞》都以此为背景。

很多批评家说东北文学总是走不出特殊的历史时期，可是那一代父辈的牺牲和子辈的焦虑，是我们身上真实的鞭痕，想叙事的话确实很难绕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