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表面上看是“特里芬难题”使然，但本质上是美国人在金融领域中的一次重大违约行动，即通过1971年8月关闭“黄金窗口”，使美元摆脱了“黄金魔咒”，由一种“资产货币”转变为“债务货币”，进而摆脱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对其扩张性赤字政策的束缚。

自此，美国人更改了人类社会长久以来的金融逻辑，即从以债权人为核心、要求债务人做出紧缩措施并欠债还钱的“债权人逻辑”，更改为欠债不还且将其根源归咎于债权人的“债务人逻辑”。

更为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美元作为一种债务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货币，并形成了具有“自增强机制”的“美元体系”。

于是，美国通过输出美元这种债务货币进口世界商品，再通过各个债权国家用美元购买美国国债、公司债或股票等还流“商品美元”的途径，完美地构筑了一个“债务人逻辑”的循环（信用周转体系）。

这种“债务人逻辑”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美国国内的低储蓄、高消费，表现在经常账户上就是赤字常态化。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贸易失衡是美元体系得以运行的重要前提，或者说，是美元体系的衍生物。

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开始从追求“贸易自由化”转变为追求“资本流动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原因。

这种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所产生的问题，具体到中美两国之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基于传统贸易统计来评判两国间的贸易状况或者相应地调整责任非常困难，往往高估或低估双边贸易差额；

二是导致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当中的比重非常高，它们贡献了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近60%，

其中美国企业是最主要的受益者，出现了“出口在中国，附加价值在美国”或者“顺差在中国，利益在美国”的状况；

三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改变了原有由日韩等国直接面向美国出口的东亚“三角贸易”格局，构建了一种中国从日韩等亚洲国家进口中间产品、零部件加工组装后出口到美国的“新三角贸易”格局，

并在贸易收支结构上形成了用对美贸易顺差弥补对日韩等国贸易逆差的状况，因而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本质上包含了亚洲主要经济体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例如，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占美国逆差总额的比重从1990年的9.4%上升至2017年的46.3%。

——读《双重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