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70后，80后，年轻一代对于意义感的拷问为什么更频繁，也更多感到虚无？

这种现象肯定是多因素综合造成的，而我认为第一个因素是信息流动性的猛增。通讯技术发展让所有普通人都可以接触到海量信息，而人脑通过不断摄取信息来学习，从而自我意识变得越来越强，也就会更多思考意义感的问题。

比如60后几乎不会拷问为什么要生孩子的原因，因为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但是今天的环境里各种不同的生育选择非常丰富，大家看得多了，也就会思考自己究竟更喜欢什么。知道的越多，拥有的选择越多，就需要人拥有更多自我决断和内驱力。

拷问意义感，其实是为了澄清自己的动机结构，增加内驱力。意义感确实是可以提供极强的内驱力的，比如照顾新生儿很辛苦，但父母们很少感到后悔或者想放弃，因为对孩子的爱赋予了他们很强的意义感。

这个角度来说，自我意识是被时代和技术发展推动的。

更多拷问的第二个因素则是社会关系的变化。人口流动带来的是传统家庭关系和熟人网络的瓦解，一线城市独居人口的比例高达30%，人际网络原子化的趋势非常明确。这一方面会带来很多好处，比如个体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的解放，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但另一方面，过去人们的人生脚本普遍围绕家庭关系来组织，但更孤立的生活会让我们失去为了他人而活的意义感来源。

为他人而活，在当下或许不是很进步的说法，因为过去的我们太多地为他人而活了。但是作为社会性动物，我们在进化的设定上或许是需要一个既为自己也为他人的平衡态。独居、漂泊和缺少稳定连结的生活方式会打破这个平衡，我们不得不极大程度地为自己而活。

但这里要说一句非常诚实的话：为自己而活这件事情被高估了，一个孤零零的个体其实没有那么多值得为自己而活的维度。绝大部分人需要的无非是相对稳定的物质条件，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有一定的乐趣、成长和好奇心满足。这部分需求带来的意义感是有限的。

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当下还是很强调为自己而活？因为他们刚好处在和原生家庭的挣扎与脱离过程中。这个时候为自己而活的背后，其实是精神断奶和人格独立的需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性心理需求，但是在30-35岁左右，大部分人基本上都能完成这个过程，实现心理边界上的独立，但同时为自己而活带来的内驱力也会降低。

这里还是需要回到人的社会属性上来，我们在天赋层面就注定了更适合从关系中获得驱动力。传统人生脚本里这个阶段主要是家庭关系来提供这种动力，在结婚和生育率大幅下降的背景下，什么样的关系更有可能替代？

我想首先不太可能是工作关系，因为它不具有很强的情感属性。这些年大家也会看好社群，但社群的营造是一个缓慢精细的过程，并不是所有社群都能带来真正的归属和亲密感。一群人经常一起运动，吃饭，聚会只是表面上的亲近，关系生长是有上限的。真正好的社群需要类似父母一般的领导者角色去滋养和带动大家的亲近，但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因为有意愿有能力这么去孕育关系的人非常少。

网络化的关系就更不可能了，因为脱离了物理空间的限制，人反而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邻居就是邻居，哪怕不是灵魂伴侣，但就是无可替代。网友就不一样，你总可以去选更投缘的人，但也意味着关系的高度不稳定。

当然这不是在鼓吹回归传统家庭叙事，至少不可能像老一代一样无脑地回去。有意识有觉察地选择这个叙事，同时在其中创造和表达自我的思考，让婚姻和生育的脚本成为自我实现的载体，而不是阻碍，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可行，也能带来强烈意义感的方式。可是走到这一步也并不容易，有机缘问题，也有个人修炼的程度问题。

第三个因素，如果跳脱出关系性的意义感，大家谈论的虚无感，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谈论行为主义心理学里面所讨论的行为强化，或者说是正反馈的问题。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正反馈，但是不同事情的正反馈频率和强度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人生活中的大部分事情正反馈密度高，强度大，他就会觉得生活是充实和满足的。

70后一代刚好经历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年代，从很低的起点开始，生活水平日新月异，这种背景之下生活里处处都是正反馈，收入、环境和发展都肉眼可见的乐观，自然不会需要思考太多意义感的问题。

相比之下，Z世代当下面对的世界在各个维度上都非常缺乏强劲频繁的正反馈。埃森哲2025年对消费市场的调研发现年轻一代最关注搞钱和养生，对于个人成长、亲密关系和友谊的关注度都显著下降。对比下这两类事务，不难发现后者的正反馈概率非常不稳定，甚至有风险，但挣钱和改善健康只要努力几乎一定有明确回报。

在这个意义上，当下普遍的虚无感，或许和经典意义上的对存在意义的哲学拷问是两回事。相较于终极答案，人们更需要的是进步感（sense of progress），是在明确往前走，越来越好的感觉。所以拷问意义感的行为，或许是习得性无助的变相表达，而躺平和抑郁的情绪蔓延也就不足为奇。

说了这么多，能怎么办呢？作为相对比较成熟的过来人，我试着分享一些或有安抚，或有启发的想法。

首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挑战，比如80后看上去不容易虚无，但相较于Z世代他们是非常拉扯的，想要为自己而活，但又还没有完全跳脱出传统叙事。所以每一代人在看待自己的时候，我认为不必太多和前人比较。其实人都是不变的，是时代和环境变了，重点不是去哀叹得失，而是清晰地了解现状，然后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想象力去适应环境。

第二，从人生发展阶段来说，20多岁本来就是一个相对脆弱和挑战的阶段。刚刚脱离未成年人和学生身份，在事业、财务和社会地位上的自信并未建立，所以其实很容易低估自己未来的发展。尽管人们的人生道路各有不同，但绝大部分人的生活还是会越来越好，因为你的人生经验和对世界的认识在不断积累。所以其实一切都会好的。

第三，用“正反馈概率和密度”这把尺子衡量生活里的所有事情。不论是工作，爱好，关系，在有得选的情况下，尽量选正反馈更多的。这是个金标准，很多狗屁工作和关系都会立刻现出原形。在这个意义上，懂得赞美和欣赏他人的人会越来越有含金量，因为他们会成为大家正反馈的重要来源，而你也可以试着变成这样的人。

第四，正反馈普遍不从思考中来。当你最开始拷问意义的时候，可能会去读很多书，发现一些新知，这的确是一种精神正反馈。但是慢慢的精神正反馈的密度会降低，所以你应该趁着自己有劲头的时候去持续、深入地做一些能上手的事情。探索和发现是重要的，但是也多少有些被高估。你可以一直不停地旅游，但让我们感到落地的是和一个地方的深刻连结。同理，尝试种种爱好之后，还是有必要考虑深耕。

最后的想法是，不要否定拷问意义这个行为。尽管它有时代性、人生阶段性的前提条件，但也是一种值得在人生中时不时进行的精神探寻。拷问是因为想改变，是因为还在乎。就算得不到答案，拷问背后的好奇与探求之心都值得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