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点理解张一鸣的冷漠与故作玩世不恭，我身上也有一点，但是，我的心灵很软弱，天才和勤奋也不够。

他的回答让人很难接受他居然会是位创业者，毕竟我们习惯创业者身上总会有点掩盖不住的，来源于价值观方面的激情，这一点连老一辈创业者也不能免俗。

张一鸣的采访好像是故意把姿态放得很低，仿佛想赶紧结束回家买菜似的。但仔细想想，能创造出今日头条和抖音这种对文化人来说颇具微词的应用，本人肯定不是善茬，他也装不出来善茬，当然，他也否认自己是唯利是图的那种人，把价值观方面的事用片汤话与幽默跳过了。

这则采访给我的张一鸣印象，是那种普普通通，找到投机机会就做生意的人，我们一般不会叫他们创业者，叫作：做淘宝的，开了个饭店，在做点生意，今年挣了好多……光从采访表现出来的气质，你会以为张一鸣只是个不小心做了无聊爆款游戏的无聊投机分子。只不过，当然，这种投机分子没人采访，本人也不愿接受采访。

我想，能挣大钱，当大老板的确实都得冷漠成这样子，有看万物为刍狗的心态，以行为心理学的眼光去看普通人，不想着改变普通人什么，就想着做什么动作能让普通人掏钱。

文化人大多善良但无用，像郁达夫的小说角色，没正经出路就躺尸，道德水准总是高于能力水平，让他们做点恶太难了，哪怕这点恶其实只是用巧妙的话术忽悠别人买不大需要的东西。

但其实文化人也清醒，做点恶看起来事小，但真做恶了一直坚持的好人形象就没了。与其说不作恶导致他们没致富，倒不如说他们自个清楚，即使作恶了也致不了富。创业是十赌九输的事情，那一赢的主因不是赢家当了坏人，那九输的主因也不是输家不做恶人。不作恶导致没发财的说法能慰藉自己，也能堵住那些认为有文化就必须得挣到钱的人的嘴。

实际就是，改变现实就是挺难的，很多时候也是功不在我的，例如很多取得重大科研成果的科学家，不是因为他比同行厉害而能获得成功，只是运气好，在那么多必要做的实验，必要验证的假说里，刚好他中奖了而已。就像打扑克，你分到了好牌打赢了能算你强吗？别人分到了烂牌没打赢能算他弱吗？

所以坚持价值观，做个好人是文化人的生存策略，这让文化人能不下桌，总能找到愿意收留他的人。而他老是说自己因为想做好人而误了事，一方面的确是自吹自擂，另一面也是无意识知道：用良心换财富到最后大概率招致毁灭，毕竟做坏事也是要有能力的，更是高风险事情，稍有不慎连起点都回不了。还有，很多孩子总是以自己会耍小聪明，能占到别人的便宜为豪，这就导致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大人总宠那个看起来笨笨的兄弟，更有一些长辈，装傻充愣，乐呵呵被别人欺骗。

——我小时候就是人精，红包钱主动上交，而且一般不要零花钱，因为我心里清楚，比起能理直气壮地张嘴要这要那，那点红包和零花钱的自主支配权根本不算什么。所以我一直以来都不以善良人自称，小时候就无意识地知道做好人是理性策略。现在想起来，我很早就对道德问题感兴趣，可能就是因为早已知道自己的善良不够纯，已经背负着原罪了。

在这里，可以科普一下哲学家怎么通过“反二元对立”进行思考。

常人以为：好人老端着架子，顾忌无所谓的脸面，导致有好心但没办事的能力。坏人因为无所顾忌，愿意打破规矩，所以坏人往往最后能成事。

解决之道：有些做人的底线原则不能打破，其他就无所谓了，该闯就闯，大不了先污染，后治理。

哲学家则这么思考：的确总能看到坏人得志，好人吃瘪的现象，但为什么人们还是多数愿意做好人，少数愿意做坏人，难道是因为人们傻吗？或信仰纯吗？仔细思考就发现，做坏事是风险极大但收益率不确定的事情，就算你是高智商者，去做坑蒙拐骗的事情，你斗得过普通人，但斗得过公安机关吗？相反，拿高智商学门技术，堂堂正正挣钱，风险低效益也不差。还有，挣钱这事就不仅是挣钱，挣黑心钱每天活得提心吊胆挣再多有什么用？况且高智商者的物欲一般都不高，有辆普通小汽车开维持正常人的体面就行。更高智商者，除开反社会人格，推动社会进步，青史留名的吸引力可比致富强多了，要是为了致富留案底了，以后有这么些机会谁带他们玩？

因此，做好人对文化人（高智商者）来说是保卫了良心，也保卫了生活的理性策略。做坏人才是愚昧冲动，被逼无奈的选择。

但这么说不美，我们还是喜欢看好人不顾一切牺牲自我的故事。而这种自我牺牲的故事显现了信仰的纯粹，而这种让自己陷于危险，甚至招致毁灭的信仰对人来说有强烈的吸引力，那是理性必须放松警惕，灵魂得以暂歇的地方——做不利己的事总能让人感觉是做自己，然后意识形态机关就巧妙利用这种机制生成客体与主体……算了，以下太无聊就不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