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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刊翻译：“学习”究竟意味着什么？
原标题：What does it really mean to learn?
出处：纽约客杂志（New Yorker）
作者：Joshua Rothman
日期：2024.08.27
翻译：尔行
在我上大二时，我第一次读了小说《米德尔马契》。我没理解这小说想讲什么。为什么多萝西娅——一个年轻又聪明的女人，会嫁给那个讨人厌的老头儿？她怎么能这么蠢呢？课堂上的其他人似乎也都不理解，这可把我们教授给逼疯了。“你们当然不会理解”，他边大口喝着无糖可乐，边对我们吼道，“相信我，在你四十岁并经历了第一次离婚后，你再重读这本书，那时你会说‘奥，我懂了！’”
人在18岁到22岁就接受了大量的人文教育，可以说这是人文教育的悲剧之一。我们不会在一个人12岁没有车时就教他开车，那为什么我们要让一个人在没有生活遗憾时就阅读有关生活遗憾的书呢？不过对于大二学生来说，“阅读《米德尔马契》这项作业”背后的理论是：早早获取的知识会被（大脑）储存起来。此刻建立的思维模式日后将（被大脑）重新追溯。最一开始在艺术中邂逅的想法会使我们余生都做好准备（来使用它）。这乍一听不确定又模糊，但是当你想起这一事实你就不会这样觉得了：知识几乎从不会等到你想应用它时才出现。你今天在法学院上了一节课，但数年后才要为一个复杂的案子辩护；你今天学了心脏复苏术，但几年后才会救一个溺水的人；你今天在网上读了一篇有关“如何吓跑冲过来的熊”的文章，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可能这就会被用到）。在二十世纪中叶，日本丰田公司首创了Just In Time（即时）生产工作法，根据这一方法，汽车零部件的制造时间和交付时间都要尽可能地贴近组装时间。这个方法减少了浪费并降低了库存成本，使得生产效率最大化。但是人类的大脑并不以这种方式运行。在我们发现如何应用这些知识前，知识往往必须在我们大脑的记忆仓库中腐烂数十年才行。
莱斯利·瓦利安特是一名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著名计算机科学家，他将此看作优势。他称我们的以长期为目标的学习能力为“可教育性”。在他的新书《“成为可教育的”之重要性》中，他认为这是我们成功的关键。当我们思考什么使我们的大脑与众不同时，我们常常认为是智力。但是瓦利安特写道，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现实的复杂性，那么“光有聪明这一特质并不够”。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有关世界的丰富且灵活的理论，这个理论可以在全新的、未预料到的、陌生的情境中帮到我们。建立这个理论呢，我们常常要用一种缓慢的、累加的、有意外之喜的方式来收集多种多样的知识，然后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我们通过这个过程所获得的信仰体系，远比通过我们个人直接经验所获得的那个要广泛得多、丰富得多。这也是我们在第一次离婚后就能汲取英国文学中的智慧的原因（指《米德尔马契》那本书）。
瓦利安特因发展了人工智能和分布式计算的基础思想而荣获2010年的图灵奖，这个奖相当于他所在领域的诺贝尔奖。在他的书中，他对比了我们与人工智能的学习方式。人工智能可以聪明得让人吃惊，甚至可以像人那样用直觉来思考。但是瓦利安特认为，因为人工智能系统还并不具备可教育性，所以它并不如人类大脑那样灵活。即使是当下最一流的人工智能，也不过是以一种僵硬刻板的方式在学习。在这种方式中，工作人员付出极大的代价来训练它，但是无论它吸收多少新信息，训练完成后，它一点都不会变得更聪明。这就好像它的大脑冻结在了毕业那一天。但是人类会以一种不断拓展的、无目的的、开放式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大脑，这种方式能将新获得的事实和想法与很早之前获得的连接起来。我们能将“多年前学到的知识片段”组合成“具有许多部分的复杂多元理论”。
瓦利安特说，他尽量不使用“智力”一词来描述人类（事实上，有时听到别人用这词，他会很吃惊）。相反，他被（人类身上）某类宝贵的能力所吸引——这种能力包含学习但传统IQ概念无法很好地描述它。他写道，可被教育的大脑可以从书本中学习，也可以从讲座、对话、经历、禅心印中学习，几乎可以从任何事中学习，同时呢，快被遗忘的知识的某些相关点出现时，它也能（很快）发现。当我们说某人是个快速学习者，或认为他“可被训练”时，我们往往会羡慕他们身上某些可教育性的特质，但真正使他们具备可教育性的是他们会将他们的见解应用于此刻学习或接受培训时所未预见到的目的上。可教育性有些像街头小聪明（这个词汇意思是应对实际生活难题的奇怪能力），它与生活常识紧密相关。瓦里安特写道，当某人给我们留下“受过良好教育”的印象时，这可能意味着他们上过很多年学，但是这也可能说明他们具备非凡的可教育性，他们有着“可从任何可教育性的机会中谋利（不论正式还是非正式）”的能力。
如果我们的政治领袖具备更高的可教育性，我们或许会很喜欢。他们经常需要对某些远远超出他们当选时的知识经验范围内的事作出判断。瓦利安特认为我们也应该重视医生身上的可教育性。想象下，你感觉身体侧面疼痛。这是阑尾炎吗？瓦利安特写道，你对这疾病的所有了解只是源于那些有过这种疾病的人所和你说的，而依赖这些是不明智的。你会想和一个曾了解过一千个类似病例的医生聊聊。医疗方面的人工智能也能以查看一千个病例的方式来做训练。事实上，“如果医疗方面的人工智能看过一百万个病例（远超个体人类的经验），这时它做出的预测，或许要比我们直觉上所能理解得要好得多得多。”然而，“我们去找医生的原因不单单是因为他们看过一千个病例，”瓦利安特写道，“更是因为我们相信医生能（给我们）提供进一步的结果。”那额外价值的基础就是可教育性。
瓦利安特并没有讲细节，但是我们可以自己想象在一个假设的情境中，一个具备很强教育性的医生可以给我们提供什么额外价值。这样的医生（在看病时）可能会借鉴他数十年以来积累的（有关此病例）的想法和相关经验。她当然在医学院时就已学了阑尾炎的相关知识，很快作出判断你并没患上这病。但是或许她弟弟恰好是重度骑行爱好者，同时她注意到你喝水所用的瓶子上的LOGO和他弟弟车子上的一样。网上不是曾有一篇写城市自行车道变得多么危险的文章吗？更通常来说，她还发展了一套新理论：她应该询问更多关于病人生活细节的问题。她问你是否是骑行爱好者，然后发现你是，最终指出了真正的问题——（那疼痛源于）在某次摔倒中你肋骨受伤，至今仍没完全恢复。一名具备可教育性的医生实际上会将你的病例看成一次学习，由此使自己成为更好的外科医生。
这是一个相当清晰、明确的有关可教育性的例子。瓦利安特有时似乎在描述一些更广泛甚至可说更强大的东西。某种程度上说，获得可教育性这一特质所涉及到的知识的连接、重组、应用并不明显，但正因为这样它们才有用。我时不时地就会从我一部分的生活中学到一些似乎能应用到另一部分生活中的经验教训：比如，当我沿着海滩游泳时，我常会去看沙滩上的遮阳伞然后会觉得自己才游了一小段距离，然而过了一会儿，我从自由泳切换到了仰泳，这时，我第二次看沙滩上的遮阳伞时，总会被我所游的距离惊讶到。通过游泳这件事，我发现：做某件事时，在你检查进度之前，应当多做一会儿再去检查，这样就会感觉进展很快。这同样也适用于我的写作（这也激励我去清理我的车库）。我上大学时曾选修过一门主要研究桥梁和摩天大楼所承受的结构力的土木工程课，不论我思考什么事，我常常都会想起这门课。风沿着摩天大楼的长度施加力量，使其弯曲。同样，生活中新的压力来源也不能被隔离开来，它会增加各个方面的压力。从可教育性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思维非常有趣。这让人好奇还有哪些类似的交叉影响发生了。
瓦利安特认为，将可教育性作为一种理想来推广或许是有益的。我们可以试着想出如何在学校中衡量和教育此特质，甚至说如何鼓励成年人培养这一特质。在这个技术变革加速使得总有许多东西要学习的时代，我们可以试着创建一个具备更高程度可教育性的社会。在读完这本书后，我从自身角度思考了我该如何提升自己的可教育性。我的总结是：我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学习更多科目的知识，同时尝试更多事物，坚信我的大脑在未来某天会将这些都整合在一块。我还发现提醒自己曾经学过的知识并不是什么坏事。地下室的几排大书架上摆满了我大学和研究生期间的书籍，其中包括《米德尔马契》，还有很多当时我并不理解但随着时间推移我逐渐看重的书。广泛阅读那些似乎没有即时实用价值的书，怀抱着未来这些知识可能变得有意义的希望——这几乎就是文科教育的定义。谁能想到，文科教育的最好辩护者之一竟会是一位计算机科学家呢？
原标题：What does it really mean to learn?
出处：纽约客杂志（New Yorker）
作者：Joshua Rothman
日期：2024.08.27
翻译：尔行
在我上大二时，我第一次读了小说《米德尔马契》。我没理解这小说想讲什么。为什么多萝西娅——一个年轻又聪明的女人，会嫁给那个讨人厌的老头儿？她怎么能这么蠢呢？课堂上的其他人似乎也都不理解，这可把我们教授给逼疯了。“你们当然不会理解”，他边大口喝着无糖可乐，边对我们吼道，“相信我，在你四十岁并经历了第一次离婚后，你再重读这本书，那时你会说‘奥，我懂了！’”
人在18岁到22岁就接受了大量的人文教育，可以说这是人文教育的悲剧之一。我们不会在一个人12岁没有车时就教他开车，那为什么我们要让一个人在没有生活遗憾时就阅读有关生活遗憾的书呢？不过对于大二学生来说，“阅读《米德尔马契》这项作业”背后的理论是：早早获取的知识会被（大脑）储存起来。此刻建立的思维模式日后将（被大脑）重新追溯。最一开始在艺术中邂逅的想法会使我们余生都做好准备（来使用它）。这乍一听不确定又模糊，但是当你想起这一事实你就不会这样觉得了：知识几乎从不会等到你想应用它时才出现。你今天在法学院上了一节课，但数年后才要为一个复杂的案子辩护；你今天学了心脏复苏术，但几年后才会救一个溺水的人；你今天在网上读了一篇有关“如何吓跑冲过来的熊”的文章，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可能这就会被用到）。在二十世纪中叶，日本丰田公司首创了Just In Time（即时）生产工作法，根据这一方法，汽车零部件的制造时间和交付时间都要尽可能地贴近组装时间。这个方法减少了浪费并降低了库存成本，使得生产效率最大化。但是人类的大脑并不以这种方式运行。在我们发现如何应用这些知识前，知识往往必须在我们大脑的记忆仓库中腐烂数十年才行。
莱斯利·瓦利安特是一名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著名计算机科学家，他将此看作优势。他称我们的以长期为目标的学习能力为“可教育性”。在他的新书《“成为可教育的”之重要性》中，他认为这是我们成功的关键。当我们思考什么使我们的大脑与众不同时，我们常常认为是智力。但是瓦利安特写道，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现实的复杂性，那么“光有聪明这一特质并不够”。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有关世界的丰富且灵活的理论，这个理论可以在全新的、未预料到的、陌生的情境中帮到我们。建立这个理论呢，我们常常要用一种缓慢的、累加的、有意外之喜的方式来收集多种多样的知识，然后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我们通过这个过程所获得的信仰体系，远比通过我们个人直接经验所获得的那个要广泛得多、丰富得多。这也是我们在第一次离婚后就能汲取英国文学中的智慧的原因（指《米德尔马契》那本书）。
瓦利安特因发展了人工智能和分布式计算的基础思想而荣获2010年的图灵奖，这个奖相当于他所在领域的诺贝尔奖。在他的书中，他对比了我们与人工智能的学习方式。人工智能可以聪明得让人吃惊，甚至可以像人那样用直觉来思考。但是瓦利安特认为，因为人工智能系统还并不具备可教育性，所以它并不如人类大脑那样灵活。即使是当下最一流的人工智能，也不过是以一种僵硬刻板的方式在学习。在这种方式中，工作人员付出极大的代价来训练它，但是无论它吸收多少新信息，训练完成后，它一点都不会变得更聪明。这就好像它的大脑冻结在了毕业那一天。但是人类会以一种不断拓展的、无目的的、开放式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大脑，这种方式能将新获得的事实和想法与很早之前获得的连接起来。我们能将“多年前学到的知识片段”组合成“具有许多部分的复杂多元理论”。
瓦利安特说，他尽量不使用“智力”一词来描述人类（事实上，有时听到别人用这词，他会很吃惊）。相反，他被（人类身上）某类宝贵的能力所吸引——这种能力包含学习但传统IQ概念无法很好地描述它。他写道，可被教育的大脑可以从书本中学习，也可以从讲座、对话、经历、禅心印中学习，几乎可以从任何事中学习，同时呢，快被遗忘的知识的某些相关点出现时，它也能（很快）发现。当我们说某人是个快速学习者，或认为他“可被训练”时，我们往往会羡慕他们身上某些可教育性的特质，但真正使他们具备可教育性的是他们会将他们的见解应用于此刻学习或接受培训时所未预见到的目的上。可教育性有些像街头小聪明（这个词汇意思是应对实际生活难题的奇怪能力），它与生活常识紧密相关。瓦里安特写道，当某人给我们留下“受过良好教育”的印象时，这可能意味着他们上过很多年学，但是这也可能说明他们具备非凡的可教育性，他们有着“可从任何可教育性的机会中谋利（不论正式还是非正式）”的能力。
如果我们的政治领袖具备更高的可教育性，我们或许会很喜欢。他们经常需要对某些远远超出他们当选时的知识经验范围内的事作出判断。瓦利安特认为我们也应该重视医生身上的可教育性。想象下，你感觉身体侧面疼痛。这是阑尾炎吗？瓦利安特写道，你对这疾病的所有了解只是源于那些有过这种疾病的人所和你说的，而依赖这些是不明智的。你会想和一个曾了解过一千个类似病例的医生聊聊。医疗方面的人工智能也能以查看一千个病例的方式来做训练。事实上，“如果医疗方面的人工智能看过一百万个病例（远超个体人类的经验），这时它做出的预测，或许要比我们直觉上所能理解得要好得多得多。”然而，“我们去找医生的原因不单单是因为他们看过一千个病例，”瓦利安特写道，“更是因为我们相信医生能（给我们）提供进一步的结果。”那额外价值的基础就是可教育性。
瓦利安特并没有讲细节，但是我们可以自己想象在一个假设的情境中，一个具备很强教育性的医生可以给我们提供什么额外价值。这样的医生（在看病时）可能会借鉴他数十年以来积累的（有关此病例）的想法和相关经验。她当然在医学院时就已学了阑尾炎的相关知识，很快作出判断你并没患上这病。但是或许她弟弟恰好是重度骑行爱好者，同时她注意到你喝水所用的瓶子上的LOGO和他弟弟车子上的一样。网上不是曾有一篇写城市自行车道变得多么危险的文章吗？更通常来说，她还发展了一套新理论：她应该询问更多关于病人生活细节的问题。她问你是否是骑行爱好者，然后发现你是，最终指出了真正的问题——（那疼痛源于）在某次摔倒中你肋骨受伤，至今仍没完全恢复。一名具备可教育性的医生实际上会将你的病例看成一次学习，由此使自己成为更好的外科医生。
这是一个相当清晰、明确的有关可教育性的例子。瓦利安特有时似乎在描述一些更广泛甚至可说更强大的东西。某种程度上说，获得可教育性这一特质所涉及到的知识的连接、重组、应用并不明显，但正因为这样它们才有用。我时不时地就会从我一部分的生活中学到一些似乎能应用到另一部分生活中的经验教训：比如，当我沿着海滩游泳时，我常会去看沙滩上的遮阳伞然后会觉得自己才游了一小段距离，然而过了一会儿，我从自由泳切换到了仰泳，这时，我第二次看沙滩上的遮阳伞时，总会被我所游的距离惊讶到。通过游泳这件事，我发现：做某件事时，在你检查进度之前，应当多做一会儿再去检查，这样就会感觉进展很快。这同样也适用于我的写作（这也激励我去清理我的车库）。我上大学时曾选修过一门主要研究桥梁和摩天大楼所承受的结构力的土木工程课，不论我思考什么事，我常常都会想起这门课。风沿着摩天大楼的长度施加力量，使其弯曲。同样，生活中新的压力来源也不能被隔离开来，它会增加各个方面的压力。从可教育性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思维非常有趣。这让人好奇还有哪些类似的交叉影响发生了。
瓦利安特认为，将可教育性作为一种理想来推广或许是有益的。我们可以试着想出如何在学校中衡量和教育此特质，甚至说如何鼓励成年人培养这一特质。在这个技术变革加速使得总有许多东西要学习的时代，我们可以试着创建一个具备更高程度可教育性的社会。在读完这本书后，我从自身角度思考了我该如何提升自己的可教育性。我的总结是：我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学习更多科目的知识，同时尝试更多事物，坚信我的大脑在未来某天会将这些都整合在一块。我还发现提醒自己曾经学过的知识并不是什么坏事。地下室的几排大书架上摆满了我大学和研究生期间的书籍，其中包括《米德尔马契》，还有很多当时我并不理解但随着时间推移我逐渐看重的书。广泛阅读那些似乎没有即时实用价值的书，怀抱着未来这些知识可能变得有意义的希望——这几乎就是文科教育的定义。谁能想到，文科教育的最好辩护者之一竟会是一位计算机科学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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