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道德情操论》，对苏联的灭亡和现在很多现象有了新的看法。
《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在我看来是一本书的上下部。
这两本书合起来会看到大大的两个字——制约。
社会主义阵营《资本论》是没写完的，同时也缺少类似《道德情操论》的“下部”，因为“上部”不完整，同时又缺乏“下部”所以社会主义引发了诸多悲剧。
亚当·斯密道德世界的起点是“同情心”，而他经济世界的起点是“利己主义”。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相互矛盾的，也就有了所谓的“亚当斯密悖论”。
但正如人是复杂的矛盾体，《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也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合起来看才更完整。
也有人说这两本书是斯密不同时期思想发展的结果，因为《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早出版了17年，但现实是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上花费的心血是超过《国富论》的，先后修订了6次，即使在《国富论》出版后，亚当斯密还对《道德情操论》修订了两次，最后一次也是最重大的一次也是在斯密去世前不久才完成。
可见斯密对《道德情操论》的重视。
我个人看来，《道德情操论》是斯密思想的起点，也是终点，《国富论》是中间发展阶段。
两者共同塑造了斯密想象中的美好社会。
斯密想象了一个美好、正义，人人具有同情心的社会。
但斯密发现这样的社会必须建立在基础物质生活得以满足的条件之上，
一个吃不饱的社会是没有道德、同情心、公平、正义这些说法的，易子而食，为了一点点粮食出卖自己的亲人等等案例在饥荒年代太过普遍。
所以斯密想要建设自己美好社会的构想，人民的物质生活必须富足，要富足，就要有发展，于是就有了《国富论》。
斯密认为市场可以完成发展的任务，市场应当建立在“利己主义”之上，
我们个人也有这方面的经验，如果不利己是完不成发展的任务的，就像我爸年轻的时候帮奶奶卖过菜，然而我爸是这个熟人来了给一点，那个陌生人来买菜给搭一些，看了一会摊子，菜买完了，奶奶一看还夸我爸能干，一问钱呢？没有，这样是带来不了发展的。
在需要发展的时候需要的是利己。
但也不能一味的利己，《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合起来看，会看到大大两个字，制约。
不能一味利己，当这种利己的市场法则过度发展，甚至替代了社会道德领域的同情心法则，这时候就严重祸害了社会，最终也会导致社会的崩溃，市场自然也不会幸免。
一味利他，社会就可能发展很慢，甚至不发展。
利己和利他是需要相互制约的，任何一方发展到极致可能都会招致毁灭。
正义也是一样的，极致的正义一定是极致的邪恶。
当你是最大的正义的时候，你就可能会以“正义”之名去制裁你所认为的“不正义”。
有点像智慧悖论，当你认为自己是最智慧的时候，自己就会变成最不智慧的。
同样，当认为自己是最正义的时候，可能就变成最邪恶的存在了。
只有相互制约，才能可能拥有良好的发展。
从这一点看苏联的灭亡，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任何因素可以制约苏联的权力，
靠什么制约苏联的权力呢？人民？人民说话算数吗？靠其他党派制约？这更像个笑话；
靠自己？你相信吗？
当苏联无法制约的权力到达顶峰的时候，当苏联自认为自己就是共产国际之时，其实就开启了自己的灭亡之路。
现在也能看到，反而是和苏联当时保持距离的社会主义国家延续了下来。

看起来矛盾的思想其实是一体的，
正如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所言：“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但仍保持行动能力。”

先是斯密以同情心为基础想象了一个美好地道德社会，然而这样美好的社会无法建立在物质贫乏的社会，物质贫乏的社会，什么都是贫乏的，就连道德也是贫乏的。
所以需要发展，就发展而言，利己比利他的效果更为显著，所以发展的根基应当是利己。
但不能把手段当初目的，利用利己来发展，目的是建立一个物质富足的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人人都有同情心、美好、正义的社会。
不能最后只是为了发展而发展，为了利己而利己。
就像人是为了过上美好生活而挣钱，不能陷入为了金钱而金钱中。
如果是这样，人就很容易被当成工具，而不被当做自己的类，所以就可以肆意压榨剥削。
所以不能让利己法则过度侵占社会道德领域，否则就会招致道德情操的腐败。
这也是斯密晚年所担心的，
这样的后果就是：强者的罪恶和愚蠢越来越少受到人们的轻视，而无罪者的贫困和软弱反而成为嘲笑的对象。
环顾四周，似乎这已经成了我们的“常态”。
所以现在的男女对立等问题，问题其实不是什么男权女权，
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男女对立，核心也不是女权男权，核心是同理心，
你是否拥有同情心，能否对面前与你同一物种的个体遭受的痛苦感同身受，
是否愿意为了改善面前同胞的痛苦而行动。
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同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