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我和表姐的故事。我有一个表姐，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医学意义上的精神分裂。她生活在我的老家，一个中原大地上被遗忘的农村小县城。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和父母一起搬离了那里，我离开的时候，姐姐还是个漂亮、懂事，人人都称赞的女孩。

离开老家后，我生活在一个南方的城市，世代富庶的鱼米之乡。那个被离乱、饥饿和疾病折磨的奄奄一息的故乡，早已不复辉煌，成为地域歧视的重灾地。我很少提起我的家乡，也早早学会了标准的普通话。
作为一个异乡的农村孩子，我从没真正被身边的同龄人接受过。那些我爸妈眼中听话懂事愿意带我玩的邻家小孩，从来只是欺负我。孩子有多天真，其实就有多残忍。他们那么小，就知道怎么让另一个小孩心碎——他们成群结队的冷落我，聚在一起站在不远处指着我哈哈大笑，但又从不让我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到底我有什么好笑的？我不懂。
他们有时候会拿一些东西扔我，问我一些我答不上的问题——你的鞋子为什么这么破？你的衣服是不是别人不要的？因为我是一个农村来的、穿别人二手衣服的孩子。
我非常愤怒，不知所措，时常那样兀自就哭起来。他们越发觉得我有趣。直到有一天，我想出了一个绝佳的复仇方案——我决定假装自己得了精神病。没有人敢惹精神病。我还没上小学，我真是个天才。

那一天，我坐在楼下，他们像往常一样过来对我不友好地说话，我再也不低着头了，我把头高高地昂起来，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太阳。他们发出哄笑声。我激动地双手几乎都在颤抖，我像精神病一样，昂着头张嘴憨笑起来。他们笑得更大声了，一个带头的女生试探性地问我：“你怎么了？”我不发一言，死死地昂着头，笑着。天知道那天我昂了多久的头，太阳几乎刺进了我的瞳孔里。我的大脑像是发酵了一样，痛快地一点点爆炸。到了傍晚，他们终于害怕地意识到我病了。他们跑去喊家长，也喊来了我的爸妈。
我的爸妈跑了过来。我记得我依然高高地昂着头，任由眼泪淌了下来。我爸妈小心翼翼地询问我，怎么了？他们之前总把我丢给院子里那些“听话懂事”的大孩子，从来没有问过我，你和他们一起玩开心吗？但是我能说什么呢。我太小了，我没有表达能力。我不笑了，我哭起来，但是我知道我赢了，从今天开始没有人敢欺负我了。如果谁欺负我，我就会变成精神病。我还没上小学，我真是个天才。

我时常想，我怎么会想到可以变成精神病？为什么我觉得这样能吓到别人？我想，是因为我的姐姐。在我刚到大城市生活不久，姐姐就突然患上了精神病，开始胡言乱语、生活不能自理。也许不突然，也许早有预兆。很难说有什么确定的病因，或是隔代遗传，或是家庭教育，你很难为这个病找到一个确切的成因。
那时候，精神分裂在广大农村与县乡地区是如此常见，很多地方都流浪着一些“疯子”。我很小的时候，在农村玩耍，经常会看到来历不明的精神病患到处游荡，男的女的都有。当地人早已见怪不怪。

1995年，我和爸妈一起回县城的精神病院看望刚入院的姐姐。姐姐坐在床边，姑姑在喂她吃削好的梨。她只会笑，一口一口吃梨。特别大特别白的梨，汁水饱满，和口水混在一起，滴滴答答地落在破旧的地板上。
在那里，我发现精神病人并不经常哭，他们常常在笑，没有缘由的，对着万事万物笑起来。幼小地我趴在走廊的窗户边，看着破败的、几乎无人知晓的这里，风沙漫天，像被人遗弃的废墟。我转头又看见他们诡异地笑着，口水无意识地涎下来，说着别人已经听不懂的话。我害怕了。我发现精神病可以吓到别人，他们被囚禁在不是人间的地方，他们其实不再是“人”。人害怕异类，再正常不过。我偷偷记下了他们的表情，也记住了那种恐惧的隔离感。

1998年，我7岁，姐姐18岁。姐姐经过一两年的服药和治疗，几乎恢复到了正常人的模样。在爸爸的建议下，她来到南方打工。她好像变成了一个真正的18岁少女，她能流畅地说话，能找到回家的路，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

她找了工作，在一家书店里当营业员。她喜欢音乐，她会唱歌，周末她会带我去音像店，给我介绍她最爱的两个歌星：张信哲和许茹芸。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两个人，她买了磁带，在家里来来回回放他们的歌。她跟我说：“姐姐最喜欢许茹芸”。她喜欢《如果云知道》，一遍遍地放。她也会唱，她唱歌很好听。
她会烧饭照顾我，她学会了炒土豆丝。有一天，她跟我说：“姐姐有个发明，我发现用冷油炒土豆丝更好吃。”我说是的，确实好吃。多少年过去了，每每我自己要炒土豆丝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她的发明，我会犹豫一下，到底用热油还是冷油。

我常常回忆起她的眼神，她几乎没有眼神。她看我，或者看这个世界，都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看——用眼睛紧紧盯住，没有任何情绪。她也没有太多表情，最多的是一种意义模糊的笑，但笑中又满是悲苦的底色。那时候，我不太知道这是精神病的什么特征，我只觉得姐姐面容里有一种罕见的平静。

有一天，我和表姐还有姑姑，一起坐大巴去另一个城市。一路上都是荒山，山上时不时闪现连绵的小土堆。我从未见过，就问姐姐那是什么。姐姐看了看，跟我说：“那是坟墓，人死了都会有一个坟墓。”她非常平静地说出这句话，甚至还有微微的笑意。我几乎错愕地望着那些潦草的、破败的，似乎早已被遗忘的土堆。原来死亡是这样轻而易举，原来人死了会被扔在这里。我转头望去，那些坟墓在车窗外一闪而逝，被拉成漫长模糊的线条。一种紧张、悲凉，痛苦的情绪悄悄蔓延在我身体里。

那天傍晚回到家，姐姐和姑姑就先回自己房间了。我们住在破旧的楼里，几十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浴室。爸妈还没回家，我一个人坐在楼底下等他们。我想起了那些坟墓，我忽然很害怕死，我在想我死了以后，我的身体脑子和我的一切都会不见。
我那个时候才6岁，还没有读小学，我不想死。我坐在楼底下失声痛哭起来，是真真正正的害怕。后来爸妈回来了，发现在楼下哭的我，他们得知理由后面面相觑，他们不敢相信一个小孩因为怕死而哭得撕心裂肺。

那次之后，我们没有再一起出去玩过。我有点害怕表姐，我害怕她那种平静的几乎没有任何缘由的表情，有一种空彻的倔强。
后来书店的人婉转地劝退了姐姐，她总是缓慢、迟钝，脸上又常带着悲苦之色，不太适合做服务性的工作。她又去餐厅打工，辗转了几份工作，无一而成。渐渐地，她也不太能工作了，她的神智开始涣散，病情变得不稳定。最后她回老家了。

我上了小学初中，渐渐失去了她的消息。我只记得，爸爸常常会打电话给姑姑，让我接电话和表姐说话。可是我又能说什么呢。我说家里还放着张信哲和许茹芸的磁带，你下次一定再来玩，我们一起听歌。我说我按你的方法炒了土豆丝，很好吃。她咿咿呀呀地笑着，有时候哭起来，总是难以说出连贯的话。
那几年里，她的病情依然反反复复，好的时候就像正常人一样，坏的时候连姑姑也无法控制她。又过了几年，我听说表姐结婚了，嫁给了一个智力有点障碍（不太聪明但精神没有问题）、身材矮小的男人。那时候的表姐，精神状态恢复到了最好的状态，能够安排自己的生活，能够交流沟通。表姐也渴望爱情，希望有一个家庭。而姑姑也希望她百年之后，有人能够替她照顾表姐。这是一段充满妥协，但也充满希望的婚姻。婚后男人对表姐很好，带她出去玩，给她买好吃的。姑姑说，姐姐很多年都没这么快乐过。不久后，表姐就怀孕了，孕检没有问题，生下了健康漂亮的小女孩。

后来，男人就出去打工了，这样一走，几乎再也没有回来过。一开始还打电话，后来渐渐电话也不再打。姐姐常常守在电话前，等他的电话。姐姐不断地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但他连过年也不再回家了。没什么解释，也无从得知原因，他就这样从表姐的生活里消失了。表姐的病，再次变得极度严重。她时不时看到各种幻象，里面有神仙和魔鬼，她一遍遍在地上磕头和痛哭，直到把头磕出血。她问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他不回来了呢。
医院也无法再收治她，姑姑只能把表姐和她女儿都接回了家。曾经以为婚姻能照拂表姐后半生的姑姑，已然明白表姐这一生只能是她。

我时常觉得我姑姑是可怜的。但苦难对于她来说又好像是一种日常，你无法从任何角度去怜悯她。每次我鼓足勇气和她说话，像是要触碰一种遥远的、隐秘的伤痛，但她的平静、从容会让我觉得这一切不需要小心翼翼。有一次她甚至在菜市场接我的电话，一边买菜一边和我聊着表姐的病情。背景音是嘈杂而熙攘的叫卖，她一边为几毛钱讨价还价一边和我说：“她（的病）现在不行了。离不开人。”

最后一次见到姐姐，是去年奶奶十周年的祭日。所有人都围聚在坟前，而她在田埂上来回踱步，不停地走，不停地绕圈子。她好像一直在走，但又无法走远。她认得我，她零碎地问我一些问题，她突然问我：你在上海一个月能赚多少钱。我被这个问题问的愣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撒了谎：三四千吧。
她微微张了张嘴，说，那很多呀。真好。接下来，我们又陷入了无尽的沉默。我好像听到十几年前电话那头嘶拉的电流声，她又哭又笑。而现在只有沉默了。她直勾勾地望着我，但又没有真的在看我，她的眼睛好像穿过我去了别的地方。我看到她花白的头发，微微佝偻的身躯，像一个游魂一样在田间不停地走。

去年过年前不久，表姐走丢了。她中午吃了一个鸡腿，还给女儿吃了一个鸡腿，然后她就出门再也没有回来。没有带手机，没有带钱，没有带任何东西。全家族的人都急坏了，报警，在各种媒体上发布寻人信息，找遍了所有方法。在农村和县乡之间，一个独自出走的精神病女人远比正常女人更危险——我们担心她被“捡走”，成为谁的“妻子”。万幸的是，一个多星期后，她在邻城的救助站被找到了。她走了几天几夜，没吃没喝没休息，被救助站的人发现。

谁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走了这么多路的，她好像知道要去哪里，心中有一个方向。又好像不知道，任由自己在夜色中狂奔。

姐姐找到了，我松了一口气。其实我是在姐姐走失的那段时间里，敲下了这个故事的雏形。我想，如果真的找不到她，我所能做的就是写下来，也许这一个故事可以让更多人帮忙寻找。后来她找到了，这个故事就从此被我掩埋了，但今天我又想把它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