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旅行者1号”经过12年的飞行，长途跋涉64亿千米，最终到达太阳系边缘，这是前所未有的。“旅行者1号”还为地球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中，地球只是漆黑背景中的一个光点。地球的这一形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共鸣，卡尔·萨根（Carl Sagan）将这个光点形象地称为“暗淡蓝点”（Pale Blue Dot），并以此为号召，呼吁人类善待彼此、保护地球：“在宇宙中，我们的地球只是被黑暗包围的一粒孤独的尘埃……不会有来自其他地方的帮助拯救我们……我们这个渺小世界的遥远图像……提醒我们应该善待彼此，爱护和珍惜这个暗淡蓝点，这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唯一的家。”

1994年，卡尔·萨根的著作《暗淡蓝点》（Pale Blue Dot）出版，他在书中引用了这张照片，并进行了反思：
让我们再看看那个光点吧。它就在这里。那是我们的家园。那就是我们。你所爱的每一个人，你认识的每一个人，你听说过的每一个人，曾经存在过的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一生。我们所有的快乐和痛苦，数不胜数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经济学说，所有猎人与强盗，英雄与懦夫，文明的创造者与毁灭者，国王与农夫，相爱的年轻夫妇，母亲与父亲，满怀希望的孩子，发明家与探险家，德高望重的老师，腐败的政客，“超级巨星”，“最高领袖”，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圣人和罪人，都生活在这里——一粒悬浮在阳光中的微尘。

迈克尔·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在每一次比赛中都遵循着同样的常规。提前两小时到达比赛地点，始终按照一套精确的模式做伸展放松运动：800次混合式练习，50次自由式练习，600次扶板打腿练习，400次拉浮标练习，还有一些其他练习。做完热身运动后，他会把身体擦干，戴上耳机，在按摩台上坐下来，不躺下。从那一刻起，他与教练鲍勃·鲍曼(Bob Bowman)不再有任何交谈，直到比赛结束。

比赛开始前的45分钟，他会穿上比赛服。开赛前30分钟，他跳进热身池，游600~800米。只剩10分钟的时候，他会走进准备室，找一个单独的座位，不同任何人挨着。他喜欢让座位两边都空着，这样便可以放自己的东西：一边放护目镜，一边放毛巾。听到他的比赛广播后，他会走到比赛跳台边，一如既往地做两种伸展运动，先直腿，再屈膝，每次都是先活动左腿。然后摘下右边的耳塞。叫到他名字的时候，他会把左边的耳塞也摘下来，踏上跳台，每次都是从左边上去。他会用毛巾把跳台擦干，每次都是如此。然后，他会站着，用双手拍打后背的方式摆动双臂。

菲尔普斯解释说：“这不过是常规。我的常规。它贯穿我的整个人生。我不想改变它。”

教练还给菲尔普斯睡觉时和一醒来时想什么也设定了常规，称之为“看视频”。当然，并不是真的有录像带，而是对完美比赛进行一次想象。在精致的细节和缓慢的动作里，菲尔普斯想象着每一个瞬间——从跳台上的起始位置，到每一次划臂，一直到浮出水面，沐浴着胜利，任由水珠从脸上滑落。

这样的精神常规活动，菲尔普斯并不是偶尔才做，而是每天上床睡觉前、每天早上一醒来就做，几年来一贯如此。

鲍勃说：“如果你要问菲尔普斯，在比赛前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会告诉你，他其实什么都没想。他只不过是在走这个程序。但这么说也不对，其实是他的习惯在主导着他。当比赛来临时，他的计划已经进行了一半多，每一步都是成功的。像计划的那样做完所有的伸展运动，像脑子里想的那样进行热身，头上戴的耳机里播放的正是他想听的。实际的比赛，不过是他那天早就开始的程序中的一个步骤，除了胜利，还是胜利。它是自然延伸出来的。”

在无台词的画面中带来的情感冲击，连背景音乐都感觉听到了

姜文：「短剧是不是在取代电影，电影是不是在被冲击，其实都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历史上每一种艺术形式都会被更新的形式部分取代，当年电影取代了文学的一部分功能，如今短剧又来取代电影的一部分需求，这只是文化演化的正常节奏。真正不变的是，人始终在用不同的形式讲故事。形式之所以变，是因为时代的速度在变，观众的耐心在变，技术在变，但讲故事这件事，从未被取代。

被取代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文化演化的一个周期。当某种形式把快感做到极致之后，人们一定会重新渴望慢，渴望深度，渴望那种需要时间换来的沉浸感。就像快餐时代反而催生了慢食，快时尚之后大家重新迷恋手工与复古。短剧越是极端压缩，极端爽点，反而越能让电影变成一种稀缺品，注意力的奢侈品。当快的东西做到头，人们就会重新愿意为慢的体验付出时间。所以电影确实正在被取代，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未来会用更纯粹的方式被重新需要。」

「 一个国家在确定教育价值观和假设时，并非盲目地接受既有文化，而是会对既有文化进行选择。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芬兰就启动了教育专业化的重大改革。正如教育专家塞缪尔·艾布拉姆斯所解释的那样，芬兰人提出了一个核心价值观——“教育兴国”。
教育专业化的改革从全面变革教师招聘和培训方式开始。与挪威不同，芬兰要求所有教师具备一流大学硕士学位。这一政策吸引了一批积极性高、使命感强的应聘者。他们接受了循证实践方面的高级培训，其中许多培训内容是其他国家首创的。芬兰支付给教师的薪酬也相当可观。
这些价值观和实践并没有在一夜之间改变芬兰的学校文化。20世纪90年代初，新上任的领导人要求进行另一轮巨大的变革，以创造“新的教育文化”。政策制定者让教师和学生一起参与政策制定，共同定义他们的理想文化。他们明确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设——教师是值得信赖的专业人士，并借鉴了一些实践来支持这一假设，这些实践赋予教师充分的自由度和灵活性，他们由此得以使原本僵化的课程焕然一新。
如今，芬兰的教师拥有很大的教学自主权，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帮助学生成长。他们需要随时跟进最新的研究成果，并相互教育和指导，以弄明白如何应用这些成果。他们不需要将时间浪费在应试教育上。
这些改革为芬兰的学校建立机会文化奠定了基础。对教学的极度重视使芬兰人形成了“人人生而可教”的假设。正如世界上最权威的芬兰教育体系研究者帕斯·萨尔伯格所言：“在芬兰，一所学校如果能让所有学生表现得超出预期，这所学校就是好学校。”
为了发掘并培养每个学生的潜能，芬兰的教师们设定了教育应当因人而异的基本假设。令人惊讶的是，因人而异的教育不需要借助小班教学模式即可实现。一般情况下，一名芬兰教师教导大约20名学生。这种教学涉及一套个性化的学习实践。芬兰的学校会帮助学生建立个性化的教育关系，给予学生个性化的学习支持，并引导学生发展个性化的兴趣，芬兰正是通过这些举措创造了机会文化。
在芬兰的小学中，老师与学生共同升入下一年级的情况很普遍，一位教师不仅仅陪伴学生两年，而是连续六年带同一个班级的学生。教师不仅专注于自己所教的学科，也会更加关注自己的学生。他们的角色从教员演变成为教练和导师。在传授教学内容的同时，他们还能助力学生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指导他们如何面对社交问题和情感挑战。
对学生的帮扶始于领导层，却并未止步于此。芬兰教育系统的每个层级都会为学生提供这种帮扶。芬兰的每所学校都会设置一个学生福利小组。小组成员除了每个班级的班主任，通常还包括一名心理学家、一名社会工作者、一名护士、一名特殊教育教师，以及学校校长。
这种支持系统就像学生的一张社会安全网。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学生遇到困难时，这张网是他们坚实可靠的后盾。免费辅导使他们获得了提高成绩的机会，保证他们不会偏离正轨。而且，这也不仅仅是为那些急需帮助的学生而准备的。在入学后的前9年里，约30%的芬兰学生接受过额外辅导。通过及早发现问题，他们能够防止更大问题的出现。」

布兰登对库里的训练已经持续了十多年。他告诉我，他们的训练基于一个基本原则：“我们的训练毫不枯燥。”他搭建了鹰架，以使练习中最难的部分变得容易一些，从而帮助库里取得更大的进步，同时减少他对纯粹自律的依赖。
为了寓教于乐，布兰登设计了一系列刻意游戏。在名为“二十一分”的游戏中，你有一分钟的时间通过三分球、跳投和上篮（1分值）来获得21分。但在每次投篮后，你都必须冲刺到球场中央，再返回投篮点。球员会在游戏的过程中被累得气喘吁吁，如此一来，这一游戏便模拟出他们在真实比赛中的疲劳感。“每次训练都是一场比赛，”布兰登解释道，“总有一个需要被超越的时间，总有一个需要被刷新的数字。如果你刷新了数字，却没有赢得时间，你还是个失败者。”

理解即压缩，压缩即理解。
在统计学中，若要理解图表上的数据点，可以采用线性回归技术，在这些点之间绘制一条“最佳拟合线”。如果数据中存在潜在规律——比如你在绘制鞋码与身高的对应关系——这条最佳拟合线就能简洁地呈现这一规律，并预测新数据点可能出现的位置。我们可以将新皮层理解为一种“提炼”工具：它从海量原始体验（声音、图像及其他感官信息）中提取核心，形成类似“最佳拟合线”的模型，用于进行预测。婴儿探索世界时，会尝试猜测玩具的味道，或是食物掉落到地上后会滚向何方。当预测出错时，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就会调整。久而久之，这些连接逐渐捕捉到数据中的规律，形成一个对世界的压缩模型。

游戏主播用10块GPU训练模型

中国引进胸带挽具的时间不迟于汉代早期，这种挽具的牵引点离马匹最有力的胸肌太远。尽管如此，这种设计还是传遍了欧亚大陆，它最早在公元5世纪就传到了意大利（很可能是随着东哥特人的迁徙而传过去的），然后在大约300年后传到了北欧。但中国的另一项发明才真正把马匹变成更好的劳作动物——项圈挽具最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作为硬轭的软支撑开始在中国使用，然后逐渐转变成单一组件。到公元5世纪，它的简单变体可以在敦煌壁画中看到。语言学证据表明，到9世纪它已经传播到欧洲，在大约3个世纪内会得到普遍使用，直至700多年后，马匹被机器代替，项圈挽具的设计基本保持不变。在中国，劳作马匹的数量在逐渐减少，但这种设计仍在使用。

高效的马具并不是马匹表现优异的唯一先决条件，因此它的推广并未引发农业革命。辛勤劳作的马匹所食用的谷物需要一个种植周期才能生产出来，它们也需要相对昂贵的马具和马蹄铁。相对较弱和劳作较慢的牛只需喂以稻草和谷壳，且只需以较低价格制作挽具。马蹄铁是一种较窄的U形金属板，贴合蹄子的边缘，人们用钉子把它们固定在马蹄不敏感的蹄壁中。使用它们能防止马的软蹄过度磨损，还可以提高马的牵引力和耐力。这在西欧和北欧凉爽潮湿的气候中尤为重要。希腊人没有马蹄铁，他们把马蹄裹在装满稻草的皮制凉鞋里。罗马人听说过马蹄铁（但他们的马蹄铁被称为soleae ferreae，使用夹子和带子固定），而用钉子固定的马蹄铁直到9世纪之后才普及开来。

马是最强大的役畜。与身体前后重量分布基本均匀的牛不同，马的身体前部明显比后部重（比例约为3∶2），因此马可以比牛更好地利用惯性运动(Smythe 1967)。马一般都能以大约1m/s的稳定速度在田地里工作（除了在黏重、潮湿的土地上），比牛快30%—50%。两匹重型马两小时牵拉的最大拉力能够达到表现最好的两头牛的两倍。因此，个头最大的马在较短的时间内能以超过2kW（或超过3hp）的功率工作。但是驼背的瘤牛有着高效的热调节能力，因此在热带地区占优势地位；它们对于蜱虫的侵扰也不那么敏感。水牛在潮湿的热带地区繁衍生息，相比于黄牛，它们能更有效地转换粗饲料，能够在完全浸没于水中的情况下吃水生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