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马赫 M100 的业务目标达成度只有 60%。” 北京车展前夕，距离理想自研芯片量产装车只剩一个月，理想汽车 CTO、系统与计算群组负责人谢炎告诉《晚点 Auto》，“真正的成功，是搭载马赫 M100 的 L9 智驾能力跑到业界第一，然后车又卖得很好。那样我们才能非常有底气地说达到业务目标。”

1982 年，美国计算机科学家 Alan Kay 曾说，“你如果真正认真对待你的软件，就要自己做硬件。” 基于类似逻辑，理想在 2022 年立项自研芯片，并已为此累计投入数十亿元资金。谢炎是理想芯片自研项目的负责人。他 2022 年 7 月经美团创始人王兴介绍加入理想。半年后，他晋升为理想 CTO。

提起这个，谢炎在华为和阿里的前同事说他赶上了好时光——当时理想正值业务上行期，公司上下充满 “想赢” 的干劲。特斯拉证明了自研芯片对提升智驾体验的帮助，而国内新能源车市场正意气风发，资本市场也愿意给冒尖的新势力更多想象空间。

到马赫 M100 准备上车时，理想经历了自 ONE 交付以来的首次年度销量下滑，不仅纯电战略遭遇挫折，增程产品也面临空前竞争。随着新势力们挨个步入成立的第十个年头，中国新能源车的产品同质化和价格内卷相互促成。像自研芯片这等烧钱决策，如果当时看起来有多么理所当然，今天就要花多大的力气来证明它的正确。

通常情况下，没有经验的公司会从小芯片做起，低成本跑通设计、流片和供应链流程。即使是小芯片，失败一次也要损失数百万美元；换成先进制程大芯片，除了每个环节更难，流片成本也指数级增加到千万级美元，失败一次跟马斯克又炸掉一枚火箭差不多了。

谢炎刚加入时，理想芯片团队只有两名员工，不到一个月就剩一个了。留守的那位问他，“公司已经决定做芯片，但要怎么做？” 谢炎反对做小芯片试水。他告诉我们，理想不是为了证明有能力做芯片而做芯片，应该直接解决最核心的问题：确保首颗自研芯片量产时能超越同期最强的英伟达芯片。

他没有沿着更主流的 GPGPU 路线追赶英伟达，而是选择了数据流架构。按照理想的说法，马赫 M100 单颗有效算力达 1280 TOPS，同时由于数据流架构提供的算法优化空间，其有效算力是英伟达 Thor-U 的 3 倍。

数据流架构由 MIT 的几位教授在 1970 年代提出。谢炎在美国特拉华大学读研时接触到它，认为它比冯·诺依曼架构更接近大规模 AI 计算的需要，过去几十年一直没有大规模商用一是因为它的优势需要足够大的计算规模才能显现，二是编程和调试难度也更高。

谢炎相信 AI 改变了一些假设，“我相信 AI 时代会有一套新的计算架构，一直想在汽车上把它试出来”。他告诉我们，GPU 依赖集中式调度和大量数据搬运，规模越大，效率损耗越明显；数据流架构让数据驱动计算，理论上能减少等待和搬运，把更多晶体管用于真正的计算。但这也把压力转移到软件栈、编译器和软硬协同上。

杜克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教授陈怡然认为，马赫 M100 是一次有前景的工程尝试，但不应简单地认为数据流架构就是未来发展方向——关键在于采用哪种具体的数据流设计，以及它与目标应用和软件系统的协同效果。由于大部分优化工作转移到软件栈，实际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译器的成熟度，以及软硬件协同设计的质量。此外，自动驾驶算法模型演进很快，这种架构必须在 CNN、Transformer 等计算范式间保持足够的灵活性。

“数据流架构是一个宽泛概念，涵盖从脉动阵列、内核级数据重用方案到更激进的编译器调度架构（如 Groq）等多种设计。” 陈怡然教授对《晚点 Auto》解释，“马赫 M100 采用了介于传统 GPU/TPU 与 Groq 纯静态编译器调度模型之间的技术路线，通过编译器等软件更精确地控制芯片内部的数据流动和计算过程，既保持实用的 NPU/SoC 设计，又让数据搬运、本地缓存、互连通信和同步变得更可控。”

他认为，自动驾驶涉及环境感知、行为预测、路径规划等存在大量复杂计算任务的环节，现在还涉及大型 AI 模型推理。“如果软件系统能有效协调这些数据传输和计算，芯片利用率会显著提高，处理速度更稳定、能耗更低。”

谢炎承认马赫 M100 上车过程也确实有不少 “坑”：硬件设计复杂度降低，软件复杂度提高，对传统编程方式并不友好，第一版智驾模型从更新到完成车端适配用了两个月。尽管现在已经可以大幅缩短到不到一周，但仍有很大优化空间。接下来，他们还需要通过编译器等软件工具来充分释放芯片的硬件性能潜力。

这件事由一个不大的团队推进。理想芯片团队早期长时间只有几十人，现在约 200 人，仍远小于外界想象中的完整芯片团队规模。谢炎说，人多不一定好，人多时很多都是在搞政治斗争。核心部分自己做，后端、SoC 集成等环节可以借助供应商。在理想近万人的研发体系里，这个团队更像一个安静的角落，尽量不被每月销量起伏干扰。

“只要我们还没困难到一点儿钱都没有，那就保持这个研发强度，把内功练好。重要的是，你相信这件事本身不管在什么时代都重要。” 谢炎说。

太空无限大，但商业价值最热门的 500 公里高度近地轨道（LEO）已经像热门航线一样繁忙——2025 年头半年，SpaceX 的卫星在太空中做了 14.4 万次机动，以避开碰撞。

拥堵主要由它自己造成。现在我们头顶 500 公里的近地轨道有 10049 颗星链（Starlink）通信卫星，都是过去 3 年 SpaceX 用它的 “小火箭” 猎鹰 9 发上去的。

按计划，SpaceX 的重型火箭明年就能达到完全可回收发射，运载能力三倍，运载成本再压低九成，到 200 美元/公斤。之后 SpaceX 打算加速发射发 42000 颗通信卫星和 100 万颗算力卫星。太空轨道正在变成有限资源。

对于拥堵环境，去年底，中方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会议上表示，“个别国家的商业卫星星座肆意扩张，缺乏有效监管，带来显著安全挑战。”

中国商用航天的创业者和投资人会说，造出低成本可回收火箭、争夺轨道空间，成了像芯片自主一样不可避免的趋势。而且 SpaceX 已经跑通了路，新进者只要向学 iPhone、学 Model 3 一样向前冲——另一个 “小米模式” 的机会。

随着 SpaceX IPO 进展推进，并且估值可能超过 1.75 万亿美元。商业航天在送货之前已经送来投资机会。A 股商业航天板块今年以来涨幅超过 40%， 我们追踪的一家创业公司估值 4 个月翻了十倍，比具身智能更快。

像之前研究人形机器一样，我们访谈了多位中国火箭公司创始人、总工程师，以及他们背后的投资人，尝试剥离期望和现实，看商业航天的实际进展和路径。

卖出超过 165 万辆车以后，理想已经不缺识别度了。但建立这种识别度的增程系列有个不算友好的评价：套娃。MEGA 尝试另一个方向，让理想面对了另一种争议。

理想汽车设计副总裁那嘉是这些产品背后的设计负责人。今年北京车展前夕，借着 L9 Livis 发布前的机会，《晚点 LatePost》独家访谈了那嘉。

他第一次较完整地回应了这几年关于理想设计几个关键问题：为什么 L 系列长得像、如何复盘 MEGA 的争议、i 系列延期调整的目的、L9 Livis 外观变化不大的原因……以及在一个创始人高度参与的公司里，设计团队如何保留自己的判断。
访谈被安排在理想设计部门所在的小楼，位于北京研发总部 A 区最东面，相对独立。内部把这里视作 “红色区域”，通常只有设计团队和有明确协作需求的人可以进入。

这栋相对独立的小楼，也对应着那嘉在理想的位置。

2015 年春天，他还在英菲尼迪做设计，但已经在考虑离开传统车企。一个朋友把李想的微信推给他，说汽车之家老板在找一位年轻、有量产经验、有梦想的设计师。

两人很快在望京漫咖啡见面。李想没有太多寒暄，上来就讲一个类似丰田 i-Road 的小型出行产品。一周后，那嘉把这个想法画成效果图。几个月后，他加入还在早期搭建中的车和家，也就是后来的理想汽车。

他获得了在传统车企很难获得的空间，作为年轻设计师经历了从 SEV、理想 ONE 到 L 系列、MEGA 和 i 系列的完整过程，并通过这些逐渐形成设计系统。

谈起那些选择背后的争议，那嘉常说一个词：试试。双色车身要试，封闭前脸要试，星环灯要试，MEGA 那种前瞻造型也要试。试对的作为可以强化的资产，试错了就及时复盘调整。他否认在理想的设计是为了李想而设计。

“不管是用户说的、团队说的还是李想说的，我都会想试试。在时间和成本允许的情况下。因为我也没见过试出来什么样，这件事我特别期待。”那嘉对《晚点 LatePost》说，“至少在我的设计团队里，创新排第一，成本排第二。成本非常重要，但不会成为影响创新的那个卡点。当一个新需求给到我，我其实是期待去尝试的。”

那嘉说自己差点死过两次。这不能替他解释所有设计选择，但大概能解释他为什么总是愿意说 “试试”。而理想过去十年的许多设计选择，也在商业成功和试错冲动之间来回摆动。增程的统一造型是这样，MEGA 是这样，L9 Livis 是否也是这样？

一场关于背叛、贪婪与理想的审判

SpaceX 递给市场的，是一个由猎鹰和星链现金流打底、星舰和 AI 推高估值、马斯克本人决定赔率的 “太空盲盒”。

晚点专栏作者孟醒：五源资本合伙人、前滴滴自动驾驶 COO。这是他 AI 投资观察的第一篇，此后他会在晚点上持续更新他的投资观察。

曾经的世界追随 “Just-In-Time”（即时生产）：从造飞机到餐厅做菜，公司少租库房、不留多余库存，用的时候再订。供应商可能不在同一个大陆，下月要用的货，此刻还在 6000 公里外的集装箱船上，但全球化的供应链会按时送到。

个人也一样，每月工资打入卡里，去向已提前定好：还剩 25 年的房贷、13/60 期车贷、刚在闲鱼卖掉但还剩 11 个月分期的旧 iPhone、新的信用卡、花呗账单。反正房价永远涨、自己收入会更高。

这些预期被打破后，我们就进入了 “Just-In-Case”（以防万一）：万一 “被 35 岁” 怎么办、万一关税翻倍了怎么办、万一芯片买不到了怎么办。从国家到公司到个人，开始多备库存、多存现金和黄金，减少消费和投资。

于是人们对价格更敏感。涨价和高价成了消费者的红线，企业的噩梦——根据我们的统计，2023 年起，“涨价” 相关的微博热搜（进当日 Top 50）每年都大幅增加。今年过了不到 120 天，已经有 82 条。

但企业的采购已经涨价。二月底在伊朗爆发的战争改变了大宗商品的价格，直接把布伦特原油价格从年初的一桶 60 美元提到了 100 多美元，之后就是每周的转机和危机。最新进展是美国、伊朗各自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扣押货轮，油价重回 100 美元。

中东各国已经减产石油，即便最乐观的结果，冲突以某种方式彻底终结，不留反复余地，油价恢复也需要时间。美国能源署四月预计油价到年底才能回到 90 美元/桶——这也比年初高 50%。天然气、石油，以及石油衍生的塑料、尼龙、复合材料用于几乎一切商品。

对中国企业更难的是，原材料涨价已经发生，但他们可能无法涨价让消费者分担。在这一轮冲突前，大多数行业已经在打价格战，牺牲利润刺激消费。

《晚点 LatePost》聚焦 9 个生意，访谈多位公司经营者、从业者、行业分析师，从一个餐厅、一瓶水、一位司机、一张机票、一件包裹……拆解各自的成本变化。

追觅创始人俞浩，将会是中国商业史上最具争议的创业者之一。

这不仅因为他在短时间内闯入诸多赛道，从扫地机、吸尘器到汽车、手机、大家电，还因为他对创新、管理、商业的种种理解，几乎都站在主流认知的反面。

1987 年出生于江苏南通的俞浩，因物理竞赛获奖被保送至清华大学航空航天系。他早年想做物理学家，研究生阶段试着研究湍流问题，很快放弃，转向工程与制造。2017 年他创办追觅，从高速数字马达做起，曾是小米生态链最边缘的代工厂，自建品牌、出海、高端化。俞浩说，追觅成立以来，每年都保持 100% 的收入增速。

他的表达充满张力，逻辑跳跃极大——两分钟内可以从火锅底料谈到生物演化。从商业角度看，他极度反叛；从人格层面，他又极度狂妄自信。他认为人类需要一套新的知识体系来应对不确定世界，而追觅正在实验、构建这套体系。

有人说他疯狂；有人认为他不长远理性，在低层次上想把规律用到极致；也有人支持他，追觅早期投资人、昆仑万维董事长周亚辉说，“中国就需要这样的狂人企业家。”

他说俞浩的 “疯狂” 背后，其实是一种极度理性。新一代企业家，要找到肥沃土壤、长成巨头，只能靠拼命的试，去调动超出自身能力的资金、产业链能力和渠道资源，完成一家总部在苏州的硬件公司本不可能完成的扩张。

在和俞浩六个半小时的对谈中，我们试着努力去理解他的思考体系。最终，我们决定发出这篇对话。也许他对，也许他错，但你在其他人身上，可能很少听到这样直白大胆、不受束缚的表达和思考，这种能量危险，也稀缺。

提及技术改变世界，最常用的象征是蒸汽机如何催生工业革命。同等重要、但常被忽略的是同期成熟的钟表——准确的时间让大规模经济活动成为可能，也将每个人的生活按小时切割开，成为可交易的商品。

闲暇和睡眠是不可避免的牺牲品。科技公司以高薪让聪明人每天多干几小时，比雇更多人更划算。他们加班加点建起 24 小时无休的视频平台、外卖体系，让没有高收入的人也可以减少睡眠，多消费、多工作。

《柳叶刀·公共卫生》的一项跨国研究显示，全球成年人的平均睡眠时间自 1970 年代以来减少了约 60 分钟。中国社科院 2025 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平均每晚睡不到 7 小时。

面对技术造成的问题，硅谷总是用技术来解决。

十二年前，意大利创业者 Matteo Franceschetti 和妻子 Alexandra Zatarain 来到旧金山，创办了睡眠产品公司 Eight Sleep。Matteo 曾是运动员、退役后在欧洲创办过清洁能源公司，他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马斯克都在努力让人上火星了，我们还睡在一块死气沉沉的海绵上？”

十二年后，埃隆·马斯克、马克·扎克伯格、山姆·阿尔特曼，以及 F1 车手、中国播客届的偶像乔·罗根（Joe Rogan）等模版一样的高效能人士，都睡在 Eight Sleep 睡眠 “系统” 上。当这个品牌的产品去年因为亚马逊故障而失常的时候，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评论说，整个硅谷的投资圈都 “热醒了”。

三个月前，我收到了 Eight Sleep 寄来体验的 Pod 5 Ultra 睡眠系统。之所以形容它为 “系统”，是因为打开全部包装盒，根本没有床垫，而是包括以下：一个用来裹在床垫上的床套，织物里密布着细软水管和电路；一个台式电脑主机模样的黑色设备；由两块硬垫组成的金属底座。

躺在上面，感觉很接近鹅毛软垫，几乎感觉不到里面走线复杂的水管。傍晚，它会提前把床垫抬到 “阅读模式”，床垫顶部 1/3 变成靠背，小腿处供起一个弧度，避免长时间坐姿令腿部感到不适；进入 “睡眠模式” 时，可以根据睡觉习惯选择内置的三种不同头、腿高度组合，也可以自行调节角度。

更重要的是温度。入睡前，床套通常将温度调低，让你更快入睡；几小时后，发现你进入深睡，它会进一步降温，以维持深睡时长；早上，临近闹铃时间，它会等你睡眠变浅，再提高升温、轻轻震动把你 “叫” 醒——避免深睡阶段被叫醒的头晕，并且不会影响身边的伴侣。各阶段温度可以根据个人偏好调整。

所有体验的发生，都是那台黑色联网主机根据每天收集的人体数据自动控制。一套非常复杂的系统，组合出简洁和易用。

复杂的代价是成本，Pod 5 温控套装售价 19999 元起，加上高度调节底座的套装得 30000 多元。说服用户花 2-3 万元买一个睡眠系统需要一些努力，哪怕对方完全支付得起。山姆·阿尔特曼 20 来岁就以 4000 多万美元卖掉自己创办的公司，但他也在 2018 年撰文感慨说，自己曾经长期不愿意花太多钱买个好床垫，很晚才接受这是必要的支出。

Eight Sleep 成立时，正赶上美国的硬件创业潮。但当年绝大多数硅谷公司都选择做更简单的产品，比如智能手表，智能戒指，插在花瓶里提醒你浇水的传感器。他们三次投递资料，想要进入 Y Combinator 创业营，第三次才被接受。

这家公司的第一款产品是一个完整的床垫，用医疗级的精确度测量用户的睡眠和健康数据。他们意识到用户想要的不是更精密的数据，而是改善睡眠的结果。2018 年，他们将产品从床垫变成一个能适应任何床垫的床套，通过控制温度和高度，直接干预人的睡眠过程。

在早期投资方云启资本的建议下，Matteo 买了张机票，飞到了唯一能做这么复杂消费产品的深圳，每天见三四家制造商，花了几个月理清楚一个包含水循环、织物和电子元件的系统怎么生产并组装起来。

Eight Sleep Pod 是第一款直接有效干预睡眠的智能睡眠产品。第一代 Pod 远不如今天完善，但它很快在硅谷流行起来，支持他们继续更新换代。如今，Eight Sleep 已经拿到包括软银、YC、彼得·蒂尔的 Founders Fund、红杉中国等全球顶级投资方的投资，估值 15 亿美元。

过去一年多，智能睡眠系统差不多也到了一个 “小米时刻”。传统床垫公司，到科技公司出来的创业者，都开始做类似的产品，更便宜，解决方案类似——通过控制温度改善睡眠。本周，Eight Sleep 宣布进入中国市场，开始预售。

今年一月，Matteo 和 Alexandra 来到香港，为产品正式进中国做准备，接受《晚点 LatePost》采访。坐在瑰丽酒店的行政酒廊，他们讲述创业的过程，多数回答最后总是有意无意落在一个理念上：只要能改善用户睡眠，产品就往那个方向走，不管实现起来多复杂。

这是硅谷一类典型的产品观：先做少数人爱的产品，而不是大多数人喜欢的东西。随着技术成熟，再渐渐扩大市场。Matteo 和 Alexandra 也像是 “经典” 的硅谷精英——一种利落、产品至上和对第一性原理的笃信混合后的产物，理所当然的认为每个问题都有一个确定的解决办法。

如果说，他们和早期的科技创业者有什么不同，可能是以前 CEO 们以熬夜、睡办公桌下为荣。而他们，同样崇尚高强度工作，但也要保证 8 小时睡眠。

今年 1 月海底捞宣布创始人张勇重新出任 CEO。他的名字第二次出现在海底捞公告上，是本周作为 CEO 向员工道歉。

一周前，一位海底捞前员工在社交网络控诉，门店经理强迫被顾客投诉的员工自费买礼物赔偿。4 月 13 日，海底捞发布公告，称排查全国门店后，发现 4 起同类事件，CEO、创始人张勇将亲自致歉。这份声明将问题归因于海底捞 “多年来过度激励店长” 并过度考核门店，允诺将在未来一年内做出调整。

海底捞的管理方式、企业文化都曾是中国服务业的典范。它的店长则是服务业里罕见的高薪岗位，曾经七八万月薪都很正常。而过去一年多，海底捞已经多次因为员工控诉而被广泛关注。

过去几年餐饮竞争环境空前严峻，冲击了海底捞的业绩，也因此激发了公司和员工的矛盾。

2025 年，海底捞净利润下滑 13.3%，餐厅营收同比下降 7.1%；门店总数自 2022 年起已经没有什么增长。海底捞认为翻台率的及格线是日均 4 次，过去六年中，仅有 2024 年平均达标。

海底捞是国内最大的正餐集团，它的公司文化、激励机制，都建立在持续扩张之上，一个以晋升驱动的高要求高回报体系，需要新的门店、新的岗位。当增长停下，问题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