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看老谋子的电影《惊蛰无声》,突然想到前不久有人说,马伯庸的小说改编影视剧是“有皮无骨”,紫金陈的小说改编影视剧“有骨有核”。
这让我突然想到他们过往作品中的某种内核驱动力之间的比较,也是国内主流内容的某种创作方式,我把它们大体分为两种创作模式:一种是人性驱动,一种是制度驱动。
区别不在于作品里有没有人,而在于故事最起点和终落在哪里。人性驱动的故事,起点和落点是人,关心的是一个人在欲望、恐惧、良知、软弱和压力之下如何选择;制度驱动的故事,起点和落点则是制度,人物的命运被用来显影一套秩序如何运转。
很多主流导演的创作轨迹,也可以放在这条线上理解。张艺谋等导演的早期作品,往往更接近人性驱动,从具体的人、欲望、伦理和命运出发;随着他们进入更大的制作体系和公共叙事空间,作品开始逐渐向制度驱动靠近。故事里仍然有人,也仍然有情感,但人物不再只是自身命运的承担者,更成为历史、组织、国家和秩序的承压点。
因此,国内主流内容的变化,常常表现为一种从人性叙事向制度叙事的靠拢。创作者起步时更容易从人性出发,因为人性离经验最近,也最容易形成故事;等到作品进入更主流的位置,制度就会慢慢浮到前景。所谓制度,最终往往又会靠近国家制度。个人命运由此被放进更大的历史、组织和共同体叙事里,人的故事也就变成了秩序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