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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不可以有很多个家？
我是指，如果你下飞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终于回家了”，这里是不是你的家？
三年前带着季度不安和不甘来到这里，我从来没想过这里会是家，我只把这里当作战场。语言不习惯，职场环境不习惯，各方面都不习惯。
我认为人需要减少执着才会觉得安全。任何欲望都是一种执念，一种attachment。我的家里甚至只有两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张床，够我和我的爱人休息和工作即可，没有冰箱、洗衣机、电视、沙发，我不想让这里变得舒服，舒服会让人觉得安全，安全感有时候是最危险的东西。
我这周回了趟武汉。
对于家乡，我也很拧巴，我恨它但我又爱它。我高兴的时候只想满世界跑，但是我受伤的时候我自己想回去疗伤。回家做了一周的职业儿子，大概是到耐性的极限了，我不太习惯那种你连上厕所都有人关注的感觉了。过度关心也是执着。
飞机落地的时候，我熟悉的走过廊桥，过海关，路过行李区，走到左手边一个小缺口抄近路，跑到A区的Pret A Manager买了一瓶flu fighter果汁，径直走到机场快线等车、上车、中环落车，27分钟，一气呵成。
如果你开始觉得一个地方是家，你的胃会先告诉你，我下车的一瞬间，我只想食个菠萝油。
吃完回家，刷手机耍废。想到这是周日下午，突然想起黄子华的夜王里的台词，“不要让你的人生像周日的下午一下溜走”。我出门吃了碗云吞面一杯冻奶茶，之后开始散步。
走着走着，我跑了起来，下半年健身计划应该从这一刻就开始了。大约跑了15分钟，我在东区板道上，突然撞见维港的蓝调时刻。对面尖沙咀的楼上写着：拥抱现在。
我揣着气，拿出手机，拍下了这一刻。
这一刻，我想我大概是觉得这里是家了。
我是指，如果你下飞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终于回家了”，这里是不是你的家？
三年前带着季度不安和不甘来到这里，我从来没想过这里会是家，我只把这里当作战场。语言不习惯，职场环境不习惯，各方面都不习惯。
我认为人需要减少执着才会觉得安全。任何欲望都是一种执念，一种attachment。我的家里甚至只有两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张床，够我和我的爱人休息和工作即可，没有冰箱、洗衣机、电视、沙发，我不想让这里变得舒服，舒服会让人觉得安全，安全感有时候是最危险的东西。
我这周回了趟武汉。
对于家乡，我也很拧巴，我恨它但我又爱它。我高兴的时候只想满世界跑，但是我受伤的时候我自己想回去疗伤。回家做了一周的职业儿子，大概是到耐性的极限了，我不太习惯那种你连上厕所都有人关注的感觉了。过度关心也是执着。
飞机落地的时候，我熟悉的走过廊桥，过海关，路过行李区，走到左手边一个小缺口抄近路，跑到A区的Pret A Manager买了一瓶flu fighter果汁，径直走到机场快线等车、上车、中环落车，27分钟，一气呵成。
如果你开始觉得一个地方是家，你的胃会先告诉你，我下车的一瞬间，我只想食个菠萝油。
吃完回家，刷手机耍废。想到这是周日下午，突然想起黄子华的夜王里的台词，“不要让你的人生像周日的下午一下溜走”。我出门吃了碗云吞面一杯冻奶茶，之后开始散步。
走着走着，我跑了起来，下半年健身计划应该从这一刻就开始了。大约跑了15分钟，我在东区板道上，突然撞见维港的蓝调时刻。对面尖沙咀的楼上写着：拥抱现在。
我揣着气，拿出手机，拍下了这一刻。
这一刻，我想我大概是觉得这里是家了。
2 02
公司这几年这么多轮裁员，从第一次的紧张，到第二次的裁员当天紧张，到现在的不怎么紧张，经历了三年。
但谁能想到520裁员之后的一周，后反劲儿了。看着linkedIn满屏的badge post，上周整个人都提不起劲。大家都在假装无事发生，都在假装上班，都在假装漠不关心。
我自责为何还是会情绪低落。
为何还是会从众。
为何还是找理由开脱。
没关系，走不出来也没关系。
慢慢收拾心情。
人是环境的反应器，而我可以接受我反应的慢一点。
但谁能想到520裁员之后的一周，后反劲儿了。看着linkedIn满屏的badge post，上周整个人都提不起劲。大家都在假装无事发生，都在假装上班，都在假装漠不关心。
我自责为何还是会情绪低落。
为何还是会从众。
为何还是找理由开脱。
没关系，走不出来也没关系。
慢慢收拾心情。
人是环境的反应器，而我可以接受我反应的慢一点。
1 00
约家庭饭局，不管口头说了多少遍7点见，年迈的长辈就有人记成了5点见。顿时火大，明明说了不止一次的今天要上班，7点才下班，他们就是有人记成了5点。你能怪他们吗？他们能记住今天有个家庭聚餐就不错了，只怪自己没有在下午每个人追一个电话确认。
管理之所以难，是因为每个人的理解力都不一样，导致传达效率极低。你无法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比如反复确认是否对方是否理解（1:1的重要性），过程管理发现问题（定期 check in）。
管理之所以难，是因为每个人的理解力都不一样，导致传达效率极低。你无法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比如反复确认是否对方是否理解（1:1的重要性），过程管理发现问题（定期 check in）。
2 00
“如今，我对于做一个只是浮于表面的世界主义者已经有了警惕。在局外人和当事人之间，在外部进入者和主体经历的角色之间，一定站立一个边界上的人。”
——《边界的诱惑》
（一）
我一直自称世界公民。直到现在我的IG上还写着“Earth Citizen”。一直宣称我具备有全球视野，虽然没有喊出声，但我骄傲的言语里或多或少的流露出了一些优越感。
“为什么国内不注意外国人的支付问题？手机支付无法绑定Visa和Master，商铺又不收现金。我们中国人总有种主观思维认为不一样的人就是异类。”
这是我年初在滴滴上反驳司机说国内支付方便说的观点时说的话。听听，这人说的话，多欠揍，仿佛在说：我在海外生活，我来替来中国的外国人说中立客观的话，这事我能代表哈。
习惯性的上价值，就是以上对下的精英主义。
（二）
今天飞上海。
临走前抓了一本柏琳的新书《边界的诱惑》。疫情前，在单读读过她两篇讲前南斯拉夫的文章《萨拉热窝无消息》和《贝尔格莱德：谁在那唱歌》，爱不释手。我这个80年末出生的人，童年最大的一次愤怒应该来自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遇轰炸的新闻。对于南斯拉夫有种特别的情节，一方面童年时期对于这个前社会主义国家遭遇北约轰炸感到同情，另一方面对于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何解体一直非常好奇。
但我也一直没去追寻缘由。童年的记忆告诉我，前南分裂后，其中一个叫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当时还觉得奇怪，为什么有国家是两个国家合起来的名字。有一年世界杯发现，这个国家又改名了，一个变成了塞尔维亚，一个变成了黑山。
巴尔干半岛，就像遥远的呼唤，既听不清，又道不明，但始终萦绕在耳边。
直到接触了柏琳的文章，迷雾才得以解开。一个80后的青年女性作家，居然对那片饱受战争之苦的土地拥有如此情感。像极了我童年喜欢的凤凰卫视的战地女记者闾丘露薇。
前南分裂出来的6个共和国，作者对塞尔维亚的表达了深深的共情，也深刻反映在了对克罗地亚有种莫名的不喜欢，行文里有诸多嘲讽，甚至包括对克罗地亚人的质问。这种情绪，还包括对克罗地亚人追求融入欧盟的不认同，后来也多次提起一些塞尔维亚老人想保持独特的文化（其实就是对欧洲的抗拒）。在作者笔下，欧盟是一个物质的、同一性的代表，和丰富多彩、历史悠久的当地文化，是一种对立。塞尔维亚似乎代表着一种对西方的反叛和独立。
豆瓣上也有评论对于作者的这份共情表达怀疑。认为作者写作存在偏见，塞尔维亚人总是把苦难归结于过去1000年来周围国家对当地的无耻掠夺，总有受害者情节， 总是沉湎于铁托时期昙花一现的美好时光，一直没有认认真真抬头看，没有踏踏实实寻找别人进步的原因，甚至，抗拒学习班上优秀学生，却总是和好强斗勇的霸凌邻居混，还总以“斯拉夫”自豪，这恰恰是不成熟的民族表现。
说的很对。按照我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塞尔维亚人为何不追求进步，追求和平发展，追求经济发展和人民自由？
但我是否有经历过贝尔格莱德被围困1400多天的苦难？倘若我经历过，我是否还能像一个局外人一样对局内人指手画脚，何不食肉糜？
世界的规则都是上位者制定的。他们曾经编制了地球村的故事，用全球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他们站在金字塔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要按他们说的做，才是美好的。让低端制造业去那些人均收入低的地方，再把商品和服务卖到能卖好价格的地方，全球化加速高额利润攫取，然后增加贫富的差距。然后发现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到自己了，又开始反全球化，民族主义抬头。他们就像《人类简史》里的智人，用编制故事来促成大规模的合作以达到目的。
我尊崇的世界主义，又何尝不是一个相信了这个故事的智人去用这套故事去吸引更多人相信，从而能在这个体系里尽量往上爬的叙事？
明白了这些，我喜欢上柏琳对于塞族的这份偏见。
（三）
今年因为迷上了网球。开始往回追溯网坛三巨头的故事。
费德勒的风度翩翩，纳达尔的钢铁意志。都不断打动着我和激励着我。这两人我都爱。
然而最打动我的还是来自塞尔维亚的德约科维奇。他的童年经历着上述的巴尔干的炮火，又因为来自意识形态和西方主流价值观不同的塞尔维亚，多年被澳网拒绝。
他后来的横空出世，打乱了网坛的节奏。在他之前，球迷已经被费德勒和纳达尔瓜分完毕。这个世界并不需要一个来自东欧的德约科维奇。
德约经历的是对他充满敌意的网坛，是全球客场。
而他20年来，硬生生的用顽固和戏谑对抗着嘘声和谩骂，把嘘声当成对自己的欢呼，把谩骂当作对自己的喝彩。硬生生的从二元世界挤出三分天下的网坛。
他让我想起赵敏。
张无忌和周芷若正要在红氍毹上拜倒，忽听得大门外一人娇声喝道：“且慢！”青影闪动，一个青衣少女笑吟吟的站在庭中，却是赵敏。
…
赵敏向范遥道：“苦大师，人家要对我动手，你帮不帮我？”范遥眉头一皱，说道：“郡主，世上不如意事十居八九，既已如此，也勉强不来了！”
赵敏道：“我偏要勉强。”
德约就像那日的赵敏，偏要勉强。
中年如我们，不再会为了反抗而反抗。也知道自己还是想成为自己所唾弃的精英。但我还是希望，保有带着偏见的权利，以及想要勉强时偏要勉强的勇气。
——《边界的诱惑》
（一）
我一直自称世界公民。直到现在我的IG上还写着“Earth Citizen”。一直宣称我具备有全球视野，虽然没有喊出声，但我骄傲的言语里或多或少的流露出了一些优越感。
“为什么国内不注意外国人的支付问题？手机支付无法绑定Visa和Master，商铺又不收现金。我们中国人总有种主观思维认为不一样的人就是异类。”
这是我年初在滴滴上反驳司机说国内支付方便说的观点时说的话。听听，这人说的话，多欠揍，仿佛在说：我在海外生活，我来替来中国的外国人说中立客观的话，这事我能代表哈。
习惯性的上价值，就是以上对下的精英主义。
（二）
今天飞上海。
临走前抓了一本柏琳的新书《边界的诱惑》。疫情前，在单读读过她两篇讲前南斯拉夫的文章《萨拉热窝无消息》和《贝尔格莱德：谁在那唱歌》，爱不释手。我这个80年末出生的人，童年最大的一次愤怒应该来自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遇轰炸的新闻。对于南斯拉夫有种特别的情节，一方面童年时期对于这个前社会主义国家遭遇北约轰炸感到同情，另一方面对于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何解体一直非常好奇。
但我也一直没去追寻缘由。童年的记忆告诉我，前南分裂后，其中一个叫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当时还觉得奇怪，为什么有国家是两个国家合起来的名字。有一年世界杯发现，这个国家又改名了，一个变成了塞尔维亚，一个变成了黑山。
巴尔干半岛，就像遥远的呼唤，既听不清，又道不明，但始终萦绕在耳边。
直到接触了柏琳的文章，迷雾才得以解开。一个80后的青年女性作家，居然对那片饱受战争之苦的土地拥有如此情感。像极了我童年喜欢的凤凰卫视的战地女记者闾丘露薇。
前南分裂出来的6个共和国，作者对塞尔维亚的表达了深深的共情，也深刻反映在了对克罗地亚有种莫名的不喜欢，行文里有诸多嘲讽，甚至包括对克罗地亚人的质问。这种情绪，还包括对克罗地亚人追求融入欧盟的不认同，后来也多次提起一些塞尔维亚老人想保持独特的文化（其实就是对欧洲的抗拒）。在作者笔下，欧盟是一个物质的、同一性的代表，和丰富多彩、历史悠久的当地文化，是一种对立。塞尔维亚似乎代表着一种对西方的反叛和独立。
豆瓣上也有评论对于作者的这份共情表达怀疑。认为作者写作存在偏见，塞尔维亚人总是把苦难归结于过去1000年来周围国家对当地的无耻掠夺，总有受害者情节， 总是沉湎于铁托时期昙花一现的美好时光，一直没有认认真真抬头看，没有踏踏实实寻找别人进步的原因，甚至，抗拒学习班上优秀学生，却总是和好强斗勇的霸凌邻居混，还总以“斯拉夫”自豪，这恰恰是不成熟的民族表现。
说的很对。按照我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塞尔维亚人为何不追求进步，追求和平发展，追求经济发展和人民自由？
但我是否有经历过贝尔格莱德被围困1400多天的苦难？倘若我经历过，我是否还能像一个局外人一样对局内人指手画脚，何不食肉糜？
世界的规则都是上位者制定的。他们曾经编制了地球村的故事，用全球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他们站在金字塔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要按他们说的做，才是美好的。让低端制造业去那些人均收入低的地方，再把商品和服务卖到能卖好价格的地方，全球化加速高额利润攫取，然后增加贫富的差距。然后发现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到自己了，又开始反全球化，民族主义抬头。他们就像《人类简史》里的智人，用编制故事来促成大规模的合作以达到目的。
我尊崇的世界主义，又何尝不是一个相信了这个故事的智人去用这套故事去吸引更多人相信，从而能在这个体系里尽量往上爬的叙事？
明白了这些，我喜欢上柏琳对于塞族的这份偏见。
（三）
今年因为迷上了网球。开始往回追溯网坛三巨头的故事。
费德勒的风度翩翩，纳达尔的钢铁意志。都不断打动着我和激励着我。这两人我都爱。
然而最打动我的还是来自塞尔维亚的德约科维奇。他的童年经历着上述的巴尔干的炮火，又因为来自意识形态和西方主流价值观不同的塞尔维亚，多年被澳网拒绝。
他后来的横空出世，打乱了网坛的节奏。在他之前，球迷已经被费德勒和纳达尔瓜分完毕。这个世界并不需要一个来自东欧的德约科维奇。
德约经历的是对他充满敌意的网坛，是全球客场。
而他20年来，硬生生的用顽固和戏谑对抗着嘘声和谩骂，把嘘声当成对自己的欢呼，把谩骂当作对自己的喝彩。硬生生的从二元世界挤出三分天下的网坛。
他让我想起赵敏。
张无忌和周芷若正要在红氍毹上拜倒，忽听得大门外一人娇声喝道：“且慢！”青影闪动，一个青衣少女笑吟吟的站在庭中，却是赵敏。
…
赵敏向范遥道：“苦大师，人家要对我动手，你帮不帮我？”范遥眉头一皱，说道：“郡主，世上不如意事十居八九，既已如此，也勉强不来了！”
赵敏道：“我偏要勉强。”
德约就像那日的赵敏，偏要勉强。
中年如我们，不再会为了反抗而反抗。也知道自己还是想成为自己所唾弃的精英。但我还是希望，保有带着偏见的权利，以及想要勉强时偏要勉强的勇气。
1 00
香港文化的内涵才是解决打工人精神内耗的良药。
每次看到街边涂鸦「見攰就抖」，不明所以。今天又见到，google讲是累了就休息的意思。
Follow的一个香港美食博主总说「今天很想吃一家餐厅，就直接去」。
我的网球教练Raman也总说「别管什么半开放站位还是开放站位，就直接打」。
悟了，香港文化内涵就是要直接不内耗，哪有什么”想去旺角夜蒲，但是觉得过海好远“以及”想去西营盘吃伟伟川菜但是懒得下楼“的内心挣扎，精神内耗是互联网从业的职业病。
难怪每次和香港同事讨论，内地互联网公司的「35岁焦虑」，他们完全不理解为何焦虑，扑扇着大眼睛。
一直想去油麻地的百老汇电影中心，懒得去想下班高峰期人多堵车，过海好麻烦。排队等巴士。
今晚，「就直接去」。
每次看到街边涂鸦「見攰就抖」，不明所以。今天又见到，google讲是累了就休息的意思。
Follow的一个香港美食博主总说「今天很想吃一家餐厅，就直接去」。
我的网球教练Raman也总说「别管什么半开放站位还是开放站位，就直接打」。
悟了，香港文化内涵就是要直接不内耗，哪有什么”想去旺角夜蒲，但是觉得过海好远“以及”想去西营盘吃伟伟川菜但是懒得下楼“的内心挣扎，精神内耗是互联网从业的职业病。
难怪每次和香港同事讨论，内地互联网公司的「35岁焦虑」，他们完全不理解为何焦虑，扑扇着大眼睛。
一直想去油麻地的百老汇电影中心，懒得去想下班高峰期人多堵车，过海好麻烦。排队等巴士。
今晚，「就直接去」。
4 10
## Abandon的意思是让我们重新开始
从香港回来，才下午两点。天色却暗了下来，回到家又发现一摊猫尿。
这只猫总是能想屎尿屁激怒我。如今似乎我不太在意了，熟练地擦完之后，抱着它把它关去阳台。
既然改变不了，我改变我自己总行了吧。至少几个小时眼不见为净，好歹能偷半日闲。
微信读书425举办了全球读书日的打卡活动，这段时间为了拿奖励泡在了这个软件里，把以前读一半不想读的书都读了一遍，还没完成。这几日开始看散文充数。看到「夜航西飞」的译作者陶立夏的写的散文集。这人不是个台湾的歌手，怎么还翻译起书了？网上查了查，原来那个是雷光夏，文字风格倒是挺接近的。文艺嘛，总是显得矫情点。
她游记计划名叫「350 Odd days」。打开软件查了查，我到香港今天也正好350天。
总想为香港写点什么，正好借此记录。
离开新加坡的时候我发了一个朋友圈，里面有个表情包是Abandon，让我们重新开始。没想到这奇怪的350天，真的重新开始了。
## 下一站不是天后是大坑
去年来香港之前，公司给了两个酒店地址二选一，一个在天后，一个在湾仔。
我没啥心情做选择，从没想过要来香港生活，即使小时候香港电视剧和粤语歌曲极度流行，而我却对一个陌生的语言体系毫无亲近感。
我说，那天后吧。毕竟「下一站天后」也曾经在国内商业兴起的时代红极一时。
来了才知道，酒店的位置准确点叫大坑（Tai Hang），酒店的名字叫Little Tai Hang。来之前我一直以为叫小太行，还在奇怪这个名字为何如此充满革命色彩。尽管受到的是唯物主义教育，可那时处于公司的极度变动期，难免也唯心起来。
「不会真的是个大坑吧？」
陌生的环境，陌生的新同事，陌生的语言，陌生的新老板，加上本就惶惶不可终日的裁员阴影，笼罩着我。
大坑处于铜锣湾道、香港中央图书馆以南一带。接邻天后，往西去几百米不到就是闻名遐迩的铜锣湾。酒店楼下正处于大坑地带，初到的几天，为了熟悉环境走了走，各种咖啡馆，花店，茶餐厅环绕。附近还有为数不多的铁皮屋风味的炳记茶档，陈奕迅常常出没于此。在大坑住了将近一个月，其实也没遇上过他。
倒是楼下的711我经常光顾。常常深夜去买烟，顺便买瓶饮料在门口抽烟。打发一下深夜无聊的时光。店里的店员是位中年大哥，梳着油头，头发泛着花白，颇有气质。腕间的劳力士挺扎眼，是我买不到的Datejust。每次去买烟我都会看两眼。
有天夜里已转钟，睡不着下楼买烟。进去后发现他和他女儿正在玩闹，场面温馨。我甚至觉得我打破了他人的天伦之乐，颇有些内疚。
“不好意思啊大哥，打扰了。”
“不嗮讲，要滴乜嘢？”
“一包Marlboro Gold，一瓶柠檬茶“
“好，有乜Yuu储分?“
我没听懂，以为要付钱。拿了现金给他。他也没再问，礼貌地微笑给我找钱。
大概是语言不通，又不确定该讲英文还是普通话，到香港后索性靠手语。这位大哥见过几面，想着他应该认识我。忍不住问了一句，这么晚还不带您女儿回家？
他笑得更明亮了——“要食嘢(吃饭)嘛！”
## 太古城不是包玉刚的产业
来香港一个月后，酒店期满得自己找房子了。公司安排了中介叫Peter，50多岁的一个精瘦老头。那时候香港疫情还要求进出入楼宇需要戴口罩，我始终没见到他真人长什么样，口罩长在他脸上了。
住在大坑习惯了，提出需求说要找大坑附近的房子。无奈选择极少，不是太旧，就是太贵。这才领略到公司的同事早前给我的忠告——做好准备，你现在住的酒店可能是你在香港住的最舒服的一段日子了。
一连看了好几处，都不满意。中介说，要么我带你去别的地方看看。我说OK。
Peter一句普通话不会讲，我又一句粤语不会听，找房子讲英语也是第一次体验。毕竟在新加坡的时候，我的中介跟我说的全是中文，即使是新加坡中文。我对Peter说OK，其实是想说OK，随便吧，找个能住人的就行。想想太消极了，生把话吞了回去，毕竟还得指着他给我找房子。
他带我来到了太古片区。说这一片“好虚服好方便”，他是不是英文里夹着粤语，”里兜还太古糖厂来啫“。
太古船厂？
来香港前有听几期关于香港的播客，其中有一期是将亚洲船王包玉刚的。我那时候把糖厂听成了船厂，看看周围环境靠海，离公司也不远。秉承着随便吧，能住人就行的态度，很快签约了一家。
我直到发现公司附近有条糖厂街才明白，那天他说的是太古糖厂，家里这一片叫太古片区。
太古公司是一间英国公司，创办于1816年。有传闻指约翰·施怀雅（John Swire）的儿子约翰·森美·施怀雅（John Samuel Swire）一直想为Swire找一个中文名字，有一回在农历新年间，当他乘船驶经一条村庄时，发现村庄内差不多每户的门前都挂了写着“大吉”两个字的挥春，因此他认定“大吉”必然是一个“好”名字。不过，由于他不谙汉字，误将“大吉”写为“太古”，于是Swire的中文名字就变成太古了。
太古片区相比天后区，明显的特点就是房子之间的楼间距没那么窄了。甚至很多时候给了我一种很开阔的感觉。海对面是九龙，视野开阔，天气晴朗时，还能看到尖沙咀附近的灯光。
每天吃什么很重要，语言依然是个大问题。在我发现不是所有饭馆老板都能使用英文后，我更不知道如何说话了，吃饭成问题，每次吃饭要徘徊很久，在外反复观察，凭感觉去判断里面的人能听懂英语或者普通话。街市附近有家小店，我有次硬着头皮进去了，开口就用普通话点单。没想到大姐立马喊他弟弟来跟我点单，原来她弟弟普通话很流利。于是吃了顿饱饭。一来二去，大姐认识了，有次我进门后，她说快快，我今天亲自给你煮面，心里颇为感动，他们每天6点就下班了，那天厨师已经离开了。大姐煮完面后，给了我个电话，让我加她WhatsApp，说下次来提前点单，她会提前做好。
新年的时候，她给我发来消息：「张先生，新年大吉」。
## 北角：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
对于香港，有一百个不习惯。
支付、外卖、网购，一切的一切，总是会在某一瞬间点燃内心的邪火。虽然当初在新加坡遇到的是一样的问题，但当初在新加坡的感受却是新鲜、理解和接受。而到了香港，心里就有一百个不情愿。同样的问题在香港，给我内心的冲击是成倍的。
工作亦然。
为什么要故意设绊子？为什么要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什么从前新加坡办公室的标准在香港办公室就是错误。对于香港，有一百个不理解。
我们要做难而正确的事，不是吗？
陷入自我怀疑，害怕被人审视，害怕犯错，害怕被人攻击，唯唯诺诺，患得患失，不情不愿。
搬到太古后，楼下有片海滨公园。有天实在难耐忿恨，穿上跑鞋开始奔跑。我想沿着海岸一直跑，从东区跑到中西区，跑到岛的另一片，跑到坚尼地城，跑个通宵。
沿着鲗鱼涌公园，一直跑，我记得有出差的同事说，沿着海边跑能一直跑到维多利亚公园。
现实是，我跑不动了。更现实的是，海滨公园到某处就封路了。面前只有北角码头几个字。
既然路没了，索性就不跑了。沿着路往人多的地方走。是个周日，跟今天一样，女佣休息日。
他们在任何有阴凉的位置聚集。他们身旁，是个街市，成群的人，成群的小摊贩，卖鱼卖肉卖海鲜，卖菜卖水果卖小物件，叮叮车还在人群里驶来，铁轨上还聚集着觅食的鸽子，叮叮车驶过时，它们只是轻轻的挪了挪脚，蹦蹦跳跳的到铁轨安全范围外。
喜欢新加坡，是因为它的秩序感。对香港的印象，是无序。但眼前的景象似乎有种杂乱而有秩序的美感。人群、鸽群、叮叮车、小摊贩，都在某种规则下，产生一种别样的和谐。让所有人都达到一种动态平衡。突然感到，自己所谓难而正确的事，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什么是难，什么又定义正确，都是处于我自己的立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屁股，每个屁股都有自己的屁，都想让别人说自己的屁是香的。
只要有人群，就会有立场和主见，所谓的能力，是和他人达成一致的能力，这种能力，实际上理解某种秩序既然无法改变，那么就利用这种秩序的力量，在合适的环境下，让和谐变成可能，让生态形成。
北角，最初是上海移民的聚集地，张爱玲曾经居住在北角继园街辉浓台。随着时间，这里又慢慢变成了福建裔的聚集地。相比湾仔，这里是曾经最繁华的地方，1950年代的湾仔，只是张爱玲笔下的角色口中“下湾仔”这个不好言说的烟花之地。当时香港这座移民城市，就跟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大城市一样，对于普通民众也只不过是“借来的地方”和“借来的生活”。大家都有种难民意识。张爱玲也是，简单、迅速，拎包来、拎包走，不添置东西，连书也不买，仿佛“一添置了这些东西，就仿佛生了根”。
特别理解这种难民意识。我们的客厅，除了一张书桌和一张椅子，空空如也。我之前总担心意外会发生，所以若无必要，勿增实体。
然而，即使张爱玲笔下的香港，一头是现实现刻中的具体可感，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当我每次走在北角，我都会想起在北角春秧街奔跑过的释然。再晚熟的人，总有那么一瞬间的思想动念，让人生通透起来。
北角对岸若影若现的狮子山，仿佛也在讲述着，地方是借来的，生活也许也是，但经历不是。我喝完了最后一口咖啡，前去买单。
“八达通卑钱可以吗？”
“冇意思，只收现金！”
“冇带cash，咁，我返屋企啰卑你。”
亚洲金融中心只收现金。
接受事物的有限性。我对自己说。
从香港回来，才下午两点。天色却暗了下来，回到家又发现一摊猫尿。
这只猫总是能想屎尿屁激怒我。如今似乎我不太在意了，熟练地擦完之后，抱着它把它关去阳台。
既然改变不了，我改变我自己总行了吧。至少几个小时眼不见为净，好歹能偷半日闲。
微信读书425举办了全球读书日的打卡活动，这段时间为了拿奖励泡在了这个软件里，把以前读一半不想读的书都读了一遍，还没完成。这几日开始看散文充数。看到「夜航西飞」的译作者陶立夏的写的散文集。这人不是个台湾的歌手，怎么还翻译起书了？网上查了查，原来那个是雷光夏，文字风格倒是挺接近的。文艺嘛，总是显得矫情点。
她游记计划名叫「350 Odd days」。打开软件查了查，我到香港今天也正好350天。
总想为香港写点什么，正好借此记录。
离开新加坡的时候我发了一个朋友圈，里面有个表情包是Abandon，让我们重新开始。没想到这奇怪的350天，真的重新开始了。
## 下一站不是天后是大坑
去年来香港之前，公司给了两个酒店地址二选一，一个在天后，一个在湾仔。
我没啥心情做选择，从没想过要来香港生活，即使小时候香港电视剧和粤语歌曲极度流行，而我却对一个陌生的语言体系毫无亲近感。
我说，那天后吧。毕竟「下一站天后」也曾经在国内商业兴起的时代红极一时。
来了才知道，酒店的位置准确点叫大坑（Tai Hang），酒店的名字叫Little Tai Hang。来之前我一直以为叫小太行，还在奇怪这个名字为何如此充满革命色彩。尽管受到的是唯物主义教育，可那时处于公司的极度变动期，难免也唯心起来。
「不会真的是个大坑吧？」
陌生的环境，陌生的新同事，陌生的语言，陌生的新老板，加上本就惶惶不可终日的裁员阴影，笼罩着我。
大坑处于铜锣湾道、香港中央图书馆以南一带。接邻天后，往西去几百米不到就是闻名遐迩的铜锣湾。酒店楼下正处于大坑地带，初到的几天，为了熟悉环境走了走，各种咖啡馆，花店，茶餐厅环绕。附近还有为数不多的铁皮屋风味的炳记茶档，陈奕迅常常出没于此。在大坑住了将近一个月，其实也没遇上过他。
倒是楼下的711我经常光顾。常常深夜去买烟，顺便买瓶饮料在门口抽烟。打发一下深夜无聊的时光。店里的店员是位中年大哥，梳着油头，头发泛着花白，颇有气质。腕间的劳力士挺扎眼，是我买不到的Datejust。每次去买烟我都会看两眼。
有天夜里已转钟，睡不着下楼买烟。进去后发现他和他女儿正在玩闹，场面温馨。我甚至觉得我打破了他人的天伦之乐，颇有些内疚。
“不好意思啊大哥，打扰了。”
“不嗮讲，要滴乜嘢？”
“一包Marlboro Gold，一瓶柠檬茶“
“好，有乜Yuu储分?“
我没听懂，以为要付钱。拿了现金给他。他也没再问，礼貌地微笑给我找钱。
大概是语言不通，又不确定该讲英文还是普通话，到香港后索性靠手语。这位大哥见过几面，想着他应该认识我。忍不住问了一句，这么晚还不带您女儿回家？
他笑得更明亮了——“要食嘢(吃饭)嘛！”
## 太古城不是包玉刚的产业
来香港一个月后，酒店期满得自己找房子了。公司安排了中介叫Peter，50多岁的一个精瘦老头。那时候香港疫情还要求进出入楼宇需要戴口罩，我始终没见到他真人长什么样，口罩长在他脸上了。
住在大坑习惯了，提出需求说要找大坑附近的房子。无奈选择极少，不是太旧，就是太贵。这才领略到公司的同事早前给我的忠告——做好准备，你现在住的酒店可能是你在香港住的最舒服的一段日子了。
一连看了好几处，都不满意。中介说，要么我带你去别的地方看看。我说OK。
Peter一句普通话不会讲，我又一句粤语不会听，找房子讲英语也是第一次体验。毕竟在新加坡的时候，我的中介跟我说的全是中文，即使是新加坡中文。我对Peter说OK，其实是想说OK，随便吧，找个能住人的就行。想想太消极了，生把话吞了回去，毕竟还得指着他给我找房子。
他带我来到了太古片区。说这一片“好虚服好方便”，他是不是英文里夹着粤语，”里兜还太古糖厂来啫“。
太古船厂？
来香港前有听几期关于香港的播客，其中有一期是将亚洲船王包玉刚的。我那时候把糖厂听成了船厂，看看周围环境靠海，离公司也不远。秉承着随便吧，能住人就行的态度，很快签约了一家。
我直到发现公司附近有条糖厂街才明白，那天他说的是太古糖厂，家里这一片叫太古片区。
太古公司是一间英国公司，创办于1816年。有传闻指约翰·施怀雅（John Swire）的儿子约翰·森美·施怀雅（John Samuel Swire）一直想为Swire找一个中文名字，有一回在农历新年间，当他乘船驶经一条村庄时，发现村庄内差不多每户的门前都挂了写着“大吉”两个字的挥春，因此他认定“大吉”必然是一个“好”名字。不过，由于他不谙汉字，误将“大吉”写为“太古”，于是Swire的中文名字就变成太古了。
太古片区相比天后区，明显的特点就是房子之间的楼间距没那么窄了。甚至很多时候给了我一种很开阔的感觉。海对面是九龙，视野开阔，天气晴朗时，还能看到尖沙咀附近的灯光。
每天吃什么很重要，语言依然是个大问题。在我发现不是所有饭馆老板都能使用英文后，我更不知道如何说话了，吃饭成问题，每次吃饭要徘徊很久，在外反复观察，凭感觉去判断里面的人能听懂英语或者普通话。街市附近有家小店，我有次硬着头皮进去了，开口就用普通话点单。没想到大姐立马喊他弟弟来跟我点单，原来她弟弟普通话很流利。于是吃了顿饱饭。一来二去，大姐认识了，有次我进门后，她说快快，我今天亲自给你煮面，心里颇为感动，他们每天6点就下班了，那天厨师已经离开了。大姐煮完面后，给了我个电话，让我加她WhatsApp，说下次来提前点单，她会提前做好。
新年的时候，她给我发来消息：「张先生，新年大吉」。
## 北角：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
对于香港，有一百个不习惯。
支付、外卖、网购，一切的一切，总是会在某一瞬间点燃内心的邪火。虽然当初在新加坡遇到的是一样的问题，但当初在新加坡的感受却是新鲜、理解和接受。而到了香港，心里就有一百个不情愿。同样的问题在香港，给我内心的冲击是成倍的。
工作亦然。
为什么要故意设绊子？为什么要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什么从前新加坡办公室的标准在香港办公室就是错误。对于香港，有一百个不理解。
我们要做难而正确的事，不是吗？
陷入自我怀疑，害怕被人审视，害怕犯错，害怕被人攻击，唯唯诺诺，患得患失，不情不愿。
搬到太古后，楼下有片海滨公园。有天实在难耐忿恨，穿上跑鞋开始奔跑。我想沿着海岸一直跑，从东区跑到中西区，跑到岛的另一片，跑到坚尼地城，跑个通宵。
沿着鲗鱼涌公园，一直跑，我记得有出差的同事说，沿着海边跑能一直跑到维多利亚公园。
现实是，我跑不动了。更现实的是，海滨公园到某处就封路了。面前只有北角码头几个字。
既然路没了，索性就不跑了。沿着路往人多的地方走。是个周日，跟今天一样，女佣休息日。
他们在任何有阴凉的位置聚集。他们身旁，是个街市，成群的人，成群的小摊贩，卖鱼卖肉卖海鲜，卖菜卖水果卖小物件，叮叮车还在人群里驶来，铁轨上还聚集着觅食的鸽子，叮叮车驶过时，它们只是轻轻的挪了挪脚，蹦蹦跳跳的到铁轨安全范围外。
喜欢新加坡，是因为它的秩序感。对香港的印象，是无序。但眼前的景象似乎有种杂乱而有秩序的美感。人群、鸽群、叮叮车、小摊贩，都在某种规则下，产生一种别样的和谐。让所有人都达到一种动态平衡。突然感到，自己所谓难而正确的事，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什么是难，什么又定义正确，都是处于我自己的立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屁股，每个屁股都有自己的屁，都想让别人说自己的屁是香的。
只要有人群，就会有立场和主见，所谓的能力，是和他人达成一致的能力，这种能力，实际上理解某种秩序既然无法改变，那么就利用这种秩序的力量，在合适的环境下，让和谐变成可能，让生态形成。
北角，最初是上海移民的聚集地，张爱玲曾经居住在北角继园街辉浓台。随着时间，这里又慢慢变成了福建裔的聚集地。相比湾仔，这里是曾经最繁华的地方，1950年代的湾仔，只是张爱玲笔下的角色口中“下湾仔”这个不好言说的烟花之地。当时香港这座移民城市，就跟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大城市一样，对于普通民众也只不过是“借来的地方”和“借来的生活”。大家都有种难民意识。张爱玲也是，简单、迅速，拎包来、拎包走，不添置东西，连书也不买，仿佛“一添置了这些东西，就仿佛生了根”。
特别理解这种难民意识。我们的客厅，除了一张书桌和一张椅子，空空如也。我之前总担心意外会发生，所以若无必要，勿增实体。
然而，即使张爱玲笔下的香港，一头是现实现刻中的具体可感，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当我每次走在北角，我都会想起在北角春秧街奔跑过的释然。再晚熟的人，总有那么一瞬间的思想动念，让人生通透起来。
北角对岸若影若现的狮子山，仿佛也在讲述着，地方是借来的，生活也许也是，但经历不是。我喝完了最后一口咖啡，前去买单。
“八达通卑钱可以吗？”
“冇意思，只收现金！”
“冇带cash，咁，我返屋企啰卑你。”
亚洲金融中心只收现金。
接受事物的有限性。我对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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