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管理真的是一件特别flexible的事，

过去三个星期，我得坚持的是：在不够完美的情况下，依然做那个最重要的动作。

而这个星期，脑袋又开始“灵”起来了，好的念头一个接一个地往外跳，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一口气全实现出来。一到这种时候，我就睡不着了。觉变得很浅，连休息的时候，脑子里也闹哄哄的，全是那些不肯歇下来的想法。

所以这个星期开始，我的管理重点又需要变成“收放自如”。行动的时候，要把内在生命力尽数使出；行动之外，要刻意把自己沉进一种空的冥想里去，让一枚滚烫的石头适应凉水。

手艺人时代：
见了好字，就想提笔临摹；
读了妙文，便要字斟句酌。

工程师时代；
见了好的Skill，就想拆解思路；
读了长文，便要推敲逻辑。

这周才从凌晨下班的作息里脱身，感冒就不声不响地找上门来了。若不是还有运动这件事，系住我快要散掉的那一口气，这样的夜晚，怕是根本坐不到书桌前面去。

每一回按教练要求，高质量地完成了动作，推车离开的时候，就又觉得，原来自己比想象中还要经得起摔打。

那种“我还撑得住”的发现，会自己生根蔓延，变成一股很温柔的牵引，领着我一小步一小步地，把还在可控范围内的身体疲惫放到一边，只朝着目标走过去。累是真的，可一切按计划推进了之后，那份安心，也是真真切切的。

人不能“是”Ta所“不是”的样子；

“是其所是”需要节制；

但人一旦理解了Ta不能是Ta所不是的样子，将坚定地对所有不属于自己的诱惑说“不”。

有时候，提不出好问题是因为思维的噪音太多；
把“噪音”压缩到极致，坍缩成一个极高密度的点——那个点，就是“关键问题”；
能完美定义一个问题的时候，答案也被定义了。

你不能在不理解的情况下真正“选择”相信；
如果你真的理解了，你又无法“选择”不信。

低谷期工具包

日本纪录片导演想田和弘的拍的“观察电影”总是始于一个模糊的直觉，预感到纪录这一切，这里慢慢会有一些重要的东西出现。没有预设好的主题，把创作者的自我存在抑制到最低限度，只是把摄影器材对准被拍摄对象，而主题恰在这无为之境中，从被拍摄对象的生命中悄然析出——主题不是被设计的，而是被揭示的。

低谷期也是一个应用观察电影方法挖掘和记录‘被拍摄对象’（自己）的绝佳开端。想象有摄影设备以观察的角度在纪录你的低谷期，最终析出的主题会是什么呢。 ——以摄影机般冷澈而慈悲的目光，凝视处在低谷期的自己，会更贴近真实。 它不再苛责计划的未竟、不再以最佳状态时候的评价标准去要求自己，而是捕捉那个在泥泞中，紧握“完成先于完美”信条，仍奋力“挥动球拍”的身影；它记录那个将溃散的心神一次次拉回书桌，坚持长时间阅读，以外在静默的仪式去驯服内心的风暴；它刻录耳机里鼓点强劲的节拍，如何成为你步履沉重时的隐秘引擎；它记录你如何灵活地调整自己的计划，降低挑战的强度和难度，在低耗模式中积蓄微光。

传统的纪录片拍摄方法是先定下主题，再筛选出与主题相符的对象，创作者重视主题多于被拍摄对象，他们看上去好像专注于被拍摄对象，实际上没有真正在看在听他们做什么说什么，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言行与主题相符吗”。 这是不是像极了我们惯常的自我评判，先定下主题（成功的标准、理想的蓝图），再以严苛的剪刀裁剪自身，审视言行是否与之“契合”。我们满心只盘桓着：“我够格吗？我达标吗？”，而真正的“被拍摄对象”早已在预设的框架下变形、不堪评价标准的重负。僵化单一的主题压制住了鲜活而复杂的生命。

所以，我在低谷期的工具包里装的其中一个“道具”是， 以“观察电影”的拍摄方式去“拍摄”自己，没有事先定好的“主题”，只有如实记录，让“主题”在时间与经历的土壤中，自行生发。 这不仅是记录，更是拥抱自身的鲜活复杂性，真正看见和重新发现自己。

如果一个决策样样都兼顾了，必然是个平庸的决策。
出于人性的短视和贪婪，人总是很难放弃“当前看着很好，但对长期目标不利”的选项。
因此，一个好的决策必然包含着对这类事情的忍痛割舍。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

曾经听到这句话，只觉懊悔与焦虑：为何十年前，我没能种下那棵树？

然而，当真正找到自己的天命所在，心中便只剩下无尽的感恩——淌过的千山万水都是值得的，你就是对的事！

原来曾经懊恼没有早点种下的那棵树，不过是头脑认为我应该种下的树，非心之所向，亦非我愿倾注毕生光阴去浇灌、去守望的扎根之木。

遇到一棵对的树，心中再无彷徨，躬身执锄。
自此，“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