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正式介绍一下我在做的两个播客。
主要是在即刻上总能遇到一些有意思的人，甚至有后来真的成了播客嘉宾的。大家可能是因为某一期节目认识我，也可能只是在某条动态下面聊了几句，但很多新选题，确实就是从这些聊天里聊出来的。
我之前在财经媒体和内容平台做运营，前五年在上海，最近五年在北京。做过创作者、IP、内容供给、AI 内容相关的工作，大部分全职经历都绕不开财经内容，也长期和各种创作者、职场人、平台人打交道。
财经是工作，但我真正好奇的，可能一直是人。
那些挤地铁、回信息、改 PPT、赶方案的人，是怎么在职场这个大系统里，一点点想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的。
从 2023 年开始，我在业余时间做播客。做着做着发现，我其实一直在观察相似的人，只是他们出现在两种不同的场景里：
一种是在公司、城市和职业路径里努力生活的普通人。
一种是在平台、流量和商业化里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者。
现在主要有两个节目。
一个是《姜就一下》，聊大厂、职场、工作和普通人成长。
这是我最熟悉的环境。我会邀请不同朋友来聊，从大厂、平台、内容行业和具体工作故事聊起，也聊一个人离开学校、进入社会之后，怎么理解自己、怎么做选择，怎么和城市、关系、家庭、出身相处。
我们聊大厂，聊工作，也聊工作之后的人生。
我有时候会把它理解成：普通人努力变好的英雄主义。
另一个是《当你红了》，聊 IP、个人 IP、内容行业和创作者成长。
做这个节目，是因为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一开始做内容，是因为真的有话想说。后来粉丝涨了，商单来了，平台规则越来越清楚，外界期待也越来越具体，反而慢慢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什么了。
所以我想聊的，是这背后发生的事情。
一个人为什么会被看见？被看见之后，他的表达会发生什么变化？平台会怎么改变一个人的说话方式？商业化又会怎么让人变形？“红”这件事，到底是让人更自由了，还是更不自在了？
它不是成功学，也不是流量方法论。我更关心的是，一个人怎么慢慢长出自己的风格、判断和表达。
这两个节目一个偏职场，一个偏内容行业。
但说到底，我好像一直在看同一件事：人在公司里找位置，人在平台上找位置。
如果你也关心大厂、职场、普通人成长，或者关心创作者、个人 IP、内容行业，欢迎关注。

孟阳问我，为什么听我的播客，发现我发言这么少，可我明明也在做自媒体。
其实录制的时候我说很多，前采里有时甚至比嘉宾说得还多，只是最后都被我剪掉了。
我后来才意识到，我有很强的自我，只是习惯把它放到第二排。我会拿自己的经历做探针，把嘉宾打开；等对方开始真正往里说，我就退回去。到了剪辑的时候，再继续把自己一点点删除。
可能这就是我做播客的方式。

每一个极度渴望成功的男性心理是不是都有一个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故事。
很多极度渴望成功的人，心里有一个“盖茨比结构”。
所谓“盖茨比结构”，就是成功表面上指向未来，真正想修复的却是过去。
一个人可能会说：我要赚很多钱、我要出名、我要做到行业第一、我要住更好的房子。可再往里面追，有时候真正的句子其实是：
“等我有一天足够厉害，你们就会知道当初看错我了。”
这里的“你们”可能是一个女人，也可能是父亲、母亲、同学、某个曾经拒绝他的圈层、前老板，甚至只是十七岁那个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自己。
《了不起的盖茨比》之所以这么经久不衰，就是因为盖茨比的欲望是让成功成为一台时光机。
赚够钱以后回到过去，重新站到黛西面前，然后证明“你看，我当年其实值得你选择。”
“我要通过得到这个东西，证明过去那个被拒绝的我并不卑微。”
有些人已经取得了普通人无法想象的成功，但他仍然会非常在意某一个几十年前的人怎么看他。
按理说，他早就“不需要”那个人了，因为那个对象已经不是现实中的那个人了，变成了一个“证人”。
或许是那个黛西。
盖茨比式的人会陷入一个悖论：我拼命成功，是为了证明即使没有这些东西，我也值得被爱；可是当我终于拥有这些东西以后，我再也无法知道别人是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才爱我。
成功欲背后的一个原型：我想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人，因为我曾经体验过自己无足轻重。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二十多岁的时候，一个大学同学和我讲的，他不看什么书，这本书他非常喜欢，他从大学时候开始，这本书的中英文他读了很多遍。
那时候他刚从美国读完研究生，正在给券商研究所做小黑工，他希望能做一个TMT的研究员，为自己能作为一个实习生能在那天他们的研报上有一个最末尾的署名。
我们站在南京东路的街上，刚吃完饭，还要帮他的带教开发票。
后来我发现那篇研报在公众号上被删除。
我去过财经媒体工作，还和那位带教、有名的研究员有过几面之缘。
他现在做什么，我并不清楚。
有人是因为贫穷，有人因为小时候被父亲看不起，有人因为青春期没有被喜欢的人选择。
有人因为第一次进入精英世界时发现自己格格不入。
之后他的一生可能都在做一件事情：让自己再也不会被忽略。
只是有的人最后意识到了。有的人直到拥有很多东西，都还以为自己只是在“追求成功”。
很多男人的成功故事里，都藏着一个无人知晓的观众。
他努力了二十年，表面上是在向前跑，心里却一直在等某个人回头看他一眼。
一个人真正从“盖茨比”里走出来的时刻，大概不是终于成功，也不是终于得到黛西。
是有一天，他不再需要那个观众了。

财经博主，可能也是一种黑灰产。

如果算计来算计去，那人生有什么意思？
今天和孟阳录播客，聊到她为什么愿意接受录制，其实她第一反应是拒绝。
收到我的私信以后，第一时间就去搜了播客。当时看到大概两万订阅，她判断“2万订阅还行，就是不值得我一下子就答应。”
再看到我可能想聊“大厂”，她更不想来了。
因为这个题她太熟悉，自己都能输出，
也就是说，她最初是在用一个非常典型的 ROI 模型判断这次邀约：平台够不够大？话题有没有新增？我能得到什么？结论是——不值得。
她突然意识到“这是我在路径依赖，这就是原始的我会做的决策，但这就是我想要改变的部分。”
她想起了《文化有限》的超哥和她说的话。
“如果你算计来算计去的，那人生有什么意思呢？”
她意识到，如果人生永远按照自己熟悉的ROI模型筛选机会，她遇到的永远都会是同一种人、同一种事情、同一种素材。所以她开始给自己一个新的训练：
“孟阳，say yes，尽可能地 say yes，be open to every chance。”
她不是为了礼貌随便翻两眼，而是真的去听《姜就一下》。她说，即使最后要拒绝，也应该先知道人家在做什么：
“我的尊重一定不是只体现在文字上，我真的要让你意识到说，OK，我是听过的，我知道你在聊什么，有理有据，我觉得这样才叫尊重。”
而她听完以后，反而产生了一个对我的好奇：“一个不怎么在播客里说话的人，为什么要录播客？”
她甚至承认自己最初有个很不客气的刻板印象，是不是姜旭被裁员、找工作，中间没事干，而播客门槛又低，所以就做了？
但她没有直接拿这个冒犯性问题问我，而是突然想到有没有可能，通过一次真正的对谈，慢慢把这个答案聊出来？
我能不能借这个机会练习真正的对话？我能不能遇见一个我原本按照ROI算法会过滤掉的人？
孟阳说，光是在这个思考过程中，她已经开始觉得快乐“因为我觉得我在变好。”
她刚好看到《文化有限》的超哥分享我们一起参加狂喜映后活动，于是她去问超哥：“姜旭你帮我感受一下，她人怎么样。”
也就是又做了一次“背调”。
但很有意思的是，孟阳后面明确说，在超哥反馈她之前，她其实已经回复我了，因为她已经 make a decision 了。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通过孟阳的“嘉宾邀约筛选标准”，但这恰恰成了她接受我的理由。
因为如果所有事情都提前能判断“有用”，她就只会不断重复自己已经知道的人生。
感谢《文化有限》的超哥。如果你经常听小宇宙，你一定经常看到《文化有限》。
感谢@关雅荻 感谢狂喜映后，当天看的《痴迷》。

今天有一期节目，其实已经录完、剪完了，跟后期也来回对了两轮，上线资料基本都准备好了。
临上线前，我又搜了一遍嘉宾以前上过的播客，才发现他今天刚上线了一期做嘉宾的内容，里面有一些观点，和我们之前聊到的部分挺相似。
我每次录之前都会先准备嘉宾资料，自己写提纲，也会做前采。
我基本上不录没有前采的节目。
这次还是让我意识到，如果嘉宾因为新书宣传，最近会比较密集地上一些播客，而其中已经有节目比较完整地聊过很接近的主题，我可能还是会再多留意一点。
我也理解新书宣传，一个人的重要经历和观点当然不可能只讲一次，我也不是在追求所谓的独家。
只是一期节目从准备、前采、录制，到剪辑、修改、上线，确实会花很多时间。既然都做了，还是会希望能找到一点只有这一次谈话里才会出现的东西。

今天上午去了一趟崇文门，下午又到了中关村，感觉在北京一天啪就没有了。

和朋友聊到一个人，她说到，当一个人长期在别人口中被塑造成“特别好的人”，她反而可能越来越承受不了自己“不够好”的证据。
越依赖外界正面评价建立自我价值的人，往往越需要维持“全好”的形象。

当父母是第二次成年。

这两年我录制过不少人，高考考得不错，学历不错，毕业以后进入互联网大厂，而且往往赶上了那家公司发展最快的几年。工作履历拿出来看，也都算顺利，收入、家庭、生活条件，大多也都不算差。
我想形容成“普通的正确”。
按照我们过去对于“一个人过得好”的理解，他们其实已经走完了一条相当标准、甚至让很多人羡慕的路。
但很奇怪，每次录完这样的人，我经常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我也很难说这种感觉具体来自哪里。
他们很多都是过去二十年中国城市上升路径里相对成功的一批人：高考筛选、名校教育、互联网高速增长，他们几乎连续踩中了好几个时代提供的机会。
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替很多人验证了那套人生方案。
因为我知道，对很多从普通家庭、小地方出来的人来说，这条路一点都不普通。它背后是高考、迁徙、工作、买房、城市化，也是整整一代人的努力。
我真正产生复杂感受的地方在于：宏观上，这是一代人非常重要的成功；微观上，当我真的坐下来听一个人的人生，它又常常显得如此相似。
一个时代最宏大的故事，落到具体个人身上，往往就是一连串非常朴素、非常合理、甚至有点雷同的选择。

昨天听一位89年的朋友，说她在河南读驻马店高中，一个班100多人，我还是有点震撼的。
和我高中的时候一样，三个人用两张桌子。
前后排很挤，大家常常因为座位问题有人际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