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5年新一轮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有固定伴侣的人当中,45岁以上的女性,性生活频率每月不足一次乃至全年没有性生活的,大概有一半;而同龄的男性这个比例也接近40%。
再年轻一档的,36到45岁的中青年群体,也有约20%,相当于有五分之一以上的中青年是在无性婚姻当中的。而且它比2020年的数字还要高。
一般来讲,随着进入婚姻的时间越来越长,包括孩子的降临,性活跃度会减少,这是一个全球都存在的曲线,但是下降这么快,这么明显,让我觉得在所有群体当中,中年人性活跃度的匮乏是最严峻的。
为什么中年人群体受到的挤压比较严重?
比如去企业做访谈,我们会很详细地问他们每天的生活轨迹,就会发现很多中产,研究生学历、在大厂工作,但几乎没有个人时间。
一早去上班,晚上回家之后基本都10点11点,哪有时间去开展亲密关系。而到了周末,由于周中没有时间,又会集中地将时间花在陪孩子上。夫妻关系维护会不断往后推。
遗憾的是,这种状况短时间很难缓解。
性生活消失,事实上就是一种关系的衰退。但在调查中,很少有人将离婚归因于此。
中国人,特别是有孩子的夫妻,确实很少会因为亲密关系的匮乏去离婚。性生活变少,夫妻关系转变为同事关系,而“共同的事业”就是孩子,这也是“队友”这个称谓在中国能流行起来的本质。
不同群体在性中的处境也是变化的。我们在2020年的调查中看到的情况是,“80后”那一代,有稳定伴侣的男性里,学历低的反而性生活更频繁。
但到2025年,这个反转在年轻人里淡了,真正凸显出来的是另一件事——低学历的年轻人越来越难先有一段稳定关系:没有固定伴侣、又学历不高的年轻男性,无性比例是最高的。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性的“娱乐功能”,比如刚才我们讲到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即便有稳定伴侣,在性上也没那么活跃,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他们来说,在娱乐上他们有更多选项。
中国人保守吗?通过2020年和2025两次调查,我们的整体结论是,中国人在性观念上还是偏保守的。
比如,“是否赞同婚前性行为”这个问题,大部分人的态度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选择“完全不赞同”的也有相当的比例。
但是,我要强调,这仅仅是观念。因为从我们的调查中还可以看到,比如说最近十年进入婚姻的人,有婚前性行为的比例已经超过了90%。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等于说是,大家都在做。
但即便到了2025年,“00后”群体当中,在“赞同婚前性行为”这道题上,平均分也只有3左右。(打分1~5,1为非常不支持,5为非常支持)。
以90%的人都有婚前性行为这个数据,更合理的平均分应该在4.5左右。可以从“观念的滞后性”来理解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
中国社会变化特别快,性行为发生有很多便利条件,但我们的性教育,从来都不会说婚前性行为是好的,它不一定谴责,但成长过程中,家长一定会表达类似“上大学千万不要发生性行为”这样的叮嘱。这些都会影响年轻人的性观念。
2020年那次调查还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分化。女性的性观念是一条持续向上的线,一代比一代开放。
然而,面对女性该不该在性里更主动、更享受这类问题,男性的开放程度在80后那一代见顶,更年轻的人男性反而回落了一些。这道题2025年没再问,不过换个角度还能看到类似的东西。
虽然2025 年男女都更开放了,但男性对于婚前性行为是存在双重标准的,他们对女性婚前性行为的接受度一直低于对男性自己的。
这种“分化”现象可以这样解释:男性在比较年轻、没有经历过太多亲密关系时是保守的,但是当他到了三四十岁,因为经历了一些亲密关系,在这些关系当中积累了观察,在性观念上会有所松动。
与此同时,传统的性规范中,女性是要去“服务”男性的,但是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她们会逐渐在性当中要求一定的主体性,观念在持续得变得开放。
我自己也做婚姻研究,婚姻里同样存在观念滞后现象。比如我们问到20岁出头这些正准备进入婚恋高峰期的年轻人,问他们理想结婚年龄,答案平均值就在25岁、26岁。
但是我们再看最新的婚姻登记普查,第一次结婚的平均年龄,男性已经达到30岁以上了,女性也有28岁。
现实中大家已经推迟进入婚姻,但是大家的理想模板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对比2025年和2020年的两次调查,一个比较意外的变化,发生在“hook up”,也就是“约炮”行为。
五年前的调查中,18岁~25岁的年轻人当中,有大约20%的男性有过约炮经历,女性这个数字是17%。
但是5年过去,还是这个年龄段,男性下降到了8%,而女性,只有约4%。这个数值下降得还是相当可观的。
如果再连着潘绥铭老师团队过去二十多年的数据,我的感觉是,约炮现象在2020年是个顶峰。
约炮涉及到对互联网的使用。
中国互联网如此发达,但最近十年,结婚的人群当中,通过互联网认识的还不到10%,这是一个很低的比例。
对比欧洲,最低的国家都有20%,美国这个比例甚至高达50%以上,虽然这个数字是包含了非婚姻状态的稳定伴侣关系,依然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我们的调查虽然没有涉及相关的渠道,比如是不是通过某些交友软件,但我确实也感觉到,我们国家的互联网虽然发达,信任度反而在下降。
去年夏天,我们跟着人大的老师,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企业里做了未婚劳动者访谈,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对于“你接受网恋吗”,“你接受通过社交软件相亲吗”,类似这样一些问题,答案都是偏否定的。
—— CPLS的发起学者之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於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