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傍晚经常去颐和园遛弯，可能早就抑郁症了。

十五年
​2011.04.06 Bob Dylan 北京工人体育馆

艺术家根据自己的想象进行创作，漫画家和插画师根据自己对艺术家的想象进行创作。出版商根据特殊的标准对漫画家的作品进行二创，读者读完摆拍也算是一种衍生创作吧。

出版社叫做“应急管理”，如此呵护读者，如果叫“应激管理”可能更贴切。

全书前后出现了明显的“双标”，模糊的标准，意味着没有明确的标准。好处显而易见，可以否认标准的存在，但同时又可以肆意的施加标准。对于创作者而言，模糊的标准比清晰的标准更容易形成创作空间上的主动压缩，内容上的自我阉割。

双标，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像我们小时候喜欢在有些本子和墙上留个记号，当做恶作剧。这种留痕本身，是否就是产业链上的人一种无声的反抗呢？

当百十年过去，书籍存在的数量越来越少。有考古人士翻开粘连的书页，在泛黄纸张上看到毛玻璃一样的遮挡，作何感想? 是否会与德黑兰电视台转播的女子百米和自由体操画面上移动的黑条联想到一起?

如果市场上就业机会稀缺、社会保障不健全、法律规则又长期处于一纸空文的状态，企业基本拥有了单项定价权的护身符，劳动者必然丧失掉用脚投票的能力。

员工忍受常年长时间加班，不再是个别管理者的粗暴，而变成一种隐形的筛选机制。最逆来顺受者留下来，主张权利（基本不会有人敢）被淘汰。当资本回报率被奉为终极信仰，任何员工的权益保障都会被粗暴地视为对企业利润的侵蚀。

一个企业的董事长认为这就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并以此为荣，其实是他预设了社会舆论至少绝大部分股东在员工牺牲等同于企业美德这一扭曲价值上达成了高度认同。

《抄袭者说》

​荆州之外有异女，黑心而白剽，专窥他人呕心之作。触妙语尽抄，掠其筋骨，剥其皮相，易以流俗之名，刊于流量之肆。每文一出，转评赞动辄万千。而原作者呕血于暗室，寡有问津。网友曰：“此女年窃千字，而避原创之讼。”
​有蒋氏者，专其利两世矣。余闻而悲之，问其故，则曰：“吾母抄于是，今吾嗣为之三十年，几剽名家数矣。”余异之，曰：“若悔之乎？余将告于坊间，更若役，正若名，则如何？”

​其女闻之大恸，涕泗横流，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困矣。自吾家操此业，积于今三十岁矣。殚其力以应原创之讼，竭其财以购水军之势。号呼而转行，饥渴而顿踣。曩与吾同行者， 今其人十无一焉 。吾恂恂而起，视其文，而吾书尚存。谨避风头，时而暂匿， 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网暴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他人之纷纷然乎？今君虽以正名劝吾，何如哉？”

​余闻而愈悲。君子曰：“剽窃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抄袭观之，犹信。呜呼！孰知抄袭之毒，有甚是贪污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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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回家，路过一中学，母亲接儿回家，上车前还边走边督促孩子背书。孩子心不在焉，显然并无热爱，痛苦之情可想而知。回想起我上学时，也不喜欢背诵，但是对很多文字太入迷了，尤其是白居易的《观刈麦》和《卖炭翁》，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想到自己出身贫寒，小小年纪代入共情，现今仍能随口背出。傍晚的北京，由晴转阴，乍暖回寒。天气不好，情绪外溢，随手改写，排解积郁，致敬先人。

前一段和朋友吃饭时，朋友怂恿我去说脱口秀。怎么不是让我脱衣就是让我脱口，全是当众“丢人现眼”。怎么就没人想着帮我脱贫啊？真应了那句：又怕朋友过得苦，又怕朋友开路虎。

疫情之前，每年开春，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有一项民间自发组织的跑步活动：光猪跑。参与者只穿内衣或者极少的衣物（无限接近于裸奔），在奥森南园进行趣味跑，旨在倡导亲近自然，健康运动。

弄了七八年，已经成了春暖花开时奥森公园的传统活动。随着影响力扩大，巅峰时参与人数接近千人。疫情之后，奥森光猪跑悄无声息的消失了。因为“无主办、无报批、无安保”，属于三无活动。民间和官方活动的主办和组织，是观察这座城市变化的一个重要切入角度。

疫情前最后一个春节，过年期间体重涨了8-10斤，开春时有朋友撺掇我去参加光猪跑。我婉拒了，毕竟，大家喜欢看的是“光”，没人喜欢看“猪”。

昨天，日本另类摇滚乐队The Pillows鼓手佐藤信一郎（Shinichirou Sato）因食道癌去世，终年61岁。一年前，这支成立三十六年来自北海道的乐队刚刚解散。

The Pillows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赴英国录制专辑，彼时英伦独立摇滚的巅峰大对决尚未爆发。此前就受The Smiths影响，他们有机会在风起云涌前近距离汲取潮流的养分。1997年发行的专辑《Please Mr.Lostman》，让The Pillows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也成为乐队生涯的转折点。

1997年，英国独立摇滚的代表乐队早已经从Livehouse杀向体育场，冲向了一个巅峰，同时也是一个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一年佳作频出，诞生了诸多商业卖座和艺术价值双丰收的经典之作。这一年，Radiohead预言科技异化的《OK Computer》成为九十年代摇滚史的最重要的专辑；The Verve推出了充满迷幻与史诗气质的巅峰专辑《Urban Hymns》，代表作《Bitter Sweet Symphony》将管弦乐与摇滚完美融合；Blur发行了走向转型的同名专辑《Blur》;Oasis的《Be Here Now》在争议声中创造了销量纪录；又一次踏错半拍的Suede则发行了质量上乘的双张B-side专辑《Sci-Fi Lullabies》。另外Spiritualized在同一年发行了布鲁斯、管弦乐和噪音融合的巨作《Ladies and Gentleman We Are Floating in Space》，电子乐巨头The Prodigy和Chemical Brothers分别推出的《The Fat of the Land》和《Dig Your Own Hole》，在商业上大获成功，英国乐坛的潮流风向再次转向。

从《Please Mr.Lostman》开始，The Pillows进入了一个创作高峰期。这张专辑中，清丽的吉他音色，标准的属于90年代的吉他摇滚，弥漫着青春味道，哀而不伤。Rate Your Music上日本乐迷最喜爱的百大日本专辑中，《Please Mr.Lostman》榜上有名。

昨晚梦到初中坐在我后面的男生。一个聪明阳光帅气的男生，一个有着又高又飒还会擒拿格斗的警察母亲的男生，一个次中音号手，一个有上课时喜欢把弹落在桌上的头皮屑用钢尺刮到自动铅笔的铅盒里收集起来恶趣味的男生，一个我中学毕业后再没见过也没有联系方式的男生，突然起来的进入我的梦中。他出现在我的半路上，与我偶遇，开口给我分析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

​有一个类型在我大学刚毕业后的几年里总出现在我的梦境中：逃脱。我的身份可能是特工也可能是难民，可能是受迫害的人士也可能是清洗对象，或者什么也不是，单纯的受到追杀。我一直在逃跑，一直在躲藏，从小学教学楼的犄角旮旯到原始森林，从繁华都市的街区到贫民窟的陋巷，我躲避追踪，暂时安全后，又继续逃脱。被追上的结果就是死，但我从来没有被捕获过，也从来没有完全逃脱过。总是有惊无险，有时还有点享受这种“猫鼠游戏”，有时又胆战心惊。没有惊醒过，梦只是在没有终局时自然结束。

​有段时间，‘逃脱’这个主题的梦以隔三差五的高频出现，有时在浅睡眠时就会出现（浅睡眠会做梦吗？），我甚至半清醒状态下意识到这是梦，也意识到‘逃脱游戏’又开始了。我怀疑是工作压力所致，但也没法让自己完全放松下来。

​最近几年，这种梦少了，有时几个月都不会出现一次，但这周有天晚上又出现了。

生活在海淀镇，每天看到大量除了有点小钱，眼神空洞迷茫，盲目、偏执、轻信、焦虑，知识、见识、智力全无，且大概率遗传给孩子的家长，有能力但却能克制住不去挣（骗）他们的钱，也算是一种慈悲为怀吧? 焦虑赛道没有护城河，江山待有才人出。

距《星空》专辑发布过去了十四年，马木尔才第一次开启冬不拉独奏巡演。

​鉴于并非所有想去看演出的人都对马木尔及其现场足够了解，有必要进行一下巡演标题做一下“翻译”。“马木尔冬不拉独奏巡演”的意思是，马木尔个人，乐器上仅限定于冬不拉进行的一场不确定的演出。有了明确的定位，才能在开“马木尔”品牌盲盒时，在惊喜与惊吓之间，给惊叹留下足够的空间。

​如果想听一场“纯粹”的原声冬不拉演出，马木尔一定不是最好的选择。他也从来不打算做一个传统器乐的琴匠，四五岁开始接触冬不拉，到成年以后坦陈父亲和爷爷都比他弹的好。

​冬不拉是马木尔音乐走向实验的起点，也是他实践先锋与实验的载体。他不是非遗民族乐器的传承人，他是将冬不拉带向更广阔音乐领域的领路人。实验、即兴、噪音，是马木尔不受地域影响的吃饭的手艺，冬不拉是马木尔的哈萨克民族身份认同符号与特殊烙印。

​和此前与其他音乐人“砸场”式的现场合作，以及IZ和响马对录音室专辑“颠覆”式的现场，马木尔的冬不拉独奏现场已经足够“克制”。

​在《蔓草》、《阿肯》、《黑云雀》这些传统的曲目中，马木尔撕开一道道口子，填充各种混响效果的润滑剂，又叠加各种噪音采样和Loop，用自己的拼贴美学，缝合成一首首新曲。前一刻还在星空遨游，后一刻已置身机床车间。从前现代文明的旷野草原，过渡到后现代坍塌的废墟，聆听中甚至有些动容。

​很多曲目，往往从冬不拉原声起始，随后进入和噪音的对抗，或者说是共舞亦可，最后在原声的古老旋律的宁静中收尾。如同人生的初始与终了，也如同很多民族音乐人创作生涯的轨迹。

​当马木尔将现代电吉他的技法频繁用在冬不拉的弹奏上，剧烈震颤的琴弦像是嗔怒的回声，就像鲍勃迪伦第一次在现场演出中使用电吉他，激起了民谣的信徒被背叛的怒火。时间最终让质疑变得不堪一击，时间也最终会包容传统的叛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