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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移
文/Timo
时间的同步性带来共鸣的愉悦。住在西班牙，偶尔会问国内的朋友，现在流行什么音乐，什么影视剧，其实我是在检验我们之间的同步性。我想确认信息技术已经具备跨越山海的能力，这代表信息革命没有违背它的承诺，从而确认自己没有因为时差被国内飞速发展的社会抛弃。当我与朋友对齐了信息的掌握程度时，一方面我为自己的同步性沾沾自喜，另一方面我又因为深知生活在国外，掌握太多他们不知道的信息而沾沾自喜。同步与异步给我带来同样的骄傲。我明知绝对的同步是无法实现的，却又因为异步而惶恐，我明知异步是必然的，却又追逐合拍的节奏，同时想保留自己的偶尔离调，因为这让我感到特殊。
空间的同步性带来社群的归属感。自我和世界的关系也是一种空间关系，这有关如何处理边界，处理私密与公共。经历协商后划定了合适的疆界，相处磨合中保留了个人空间并将共同的议题放上台面。在成长过程中和很多人走散了，是社会僵化的分类标准将我们塞进了不同的档案袋，所以没有争吵，只有默默消失的默契。很多人说我们可以避谈三观，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去交友，可如果勇敢承认自己就是局限的，历史的产物，我是没有办法避开这些不谈，和一群乌合之众饮酒作乐的。我建构了自己的宇宙。性别身份，原生家庭，劳工，住房，所有巨大的矛盾都在我身上烙下痕迹。成为拿起话筒的行动者是我的使命。我怎么可能忍受得了在为正义斗争的路上与我背道而驰的人。消解自我还是为自我抗争，消解主体还是保持主体性是视差的体现。主体也可能是社会定义赋予的，不认领身份何尝不是主体性的体现。主体是很主观的，即便放大到一个民族，依旧很主观。
时差与视差共同运作，是一场漂移。对连续性的相信和连接的渴望提供了巨大的向心力，而偏离既定轨道的摩擦力发出了尖锐的爆鸣声。
食物会漂移，咖啡馆也会。在马德里托莱多桥附近，有一家叫做Santa gloria的连锁咖啡店。我曾因坐在落地窗边看着路人经过，而写出了有关玻璃的哲思，也因为窗内灯盏被折射后挂在窗外树梢，写下了有关幻象的哲思。透过落地窗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街头艺人在红灯时玩杂耍讨赏。这里或许曾是我的存在主义咖啡馆之一。渐渐地，服务员的态度越来越差。当我发现杯子里有许多漂浮的蛋糕屑，已经喝下了一大口茶。于是我告知服务员，她帮我换了一杯，里面依旧是蛋糕屑。后来我再来时点了可乐，发生了同样的事情。隔壁桌上的西班牙年轻人啃着面包，开心地聊着八卦。角落里的桌旁坐着一位装扮精致的奶奶，面带微笑看着窗外的风景。她甚至可能很开心年老时，感受到生活环境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包容，因为我就是她想象中的点缀。太阳门广场住房抗议搭建的临时帐篷旁，阿姨拉着我的手大声质问“正义在哪里？地铁工程强拆强建，600户人家无家可归”。赶着去牧羊迁徙节和万圣节凑热闹的人装扮新鲜，被人群簇拥着涌上街头。
我通常都点软饮和茶，颜色是透明的，透明揭露了暴力。欧洲人喜欢喝咖啡，咖啡掩盖了杯里的蛋糕屑和污渍，所以他们什么都喝得下。透明性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就像代表魏玛共和国宣扬民主承诺的巴塞罗那德国馆。就像巴黎的高技派建筑代表作蓬皮杜艺术中心。结构裸露不代表参与平等，真正的系统在数字时代如同鬼魅般游走。一旦人们相信了透明的承诺，就会对是否真的透明毫不在乎。咖啡固然可以掩盖沉底的蛋糕屑，如果连杯口的残留巧克力和食物残渣也发现不了，就不难发现西班牙人有普遍被洗脑的嫌疑。包容点吧，慢一点吧，将错就错吧，忍一忍吧。咖啡馆运营失败可以忍，高铁操作失误一年撞两回就是谋杀。松弛是攻击一切的道德论点，似乎他们看不见技术和制度完全跟不上公共承诺的事实，宁愿沉迷象征与符号的优越感，沉浸在我们是民主发达国家的进步叙事中。这条线索就像塞壬的歌声，极具诱惑力。
这家咖啡馆是个巨大的悖论。如果我与咖啡馆里的老奶奶交换彼此看到的事实，必将引发争吵。《再见列宁》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东西德合并后，一位儿子为了保护患有心脏病昏迷刚醒来的母亲不再受到刺激，为她精心编制了东德依旧存在的美梦。这部影片在西班牙引起了巨大共鸣，因此流传下来一句佳话“Juan le hizo a Marta un Goodbye Lenin”，意思是“胡安为玛尔塔编织了一份再见列宁般的美梦”。代际同样会漂移。妈妈是高中政治老师，经常会在课上教学生不要用美国货，不要喝可口可乐，为砸日产车的行为叫好，在家里和继父看新闻时大喊“打倒美国帝国主义！”民族解放和复兴的叙事于他们而言是不可动摇的神话，是他们的东德，所以在我阐述欧洲种族歧视的事实时，他们义正严辞地否认我的观点，并语重心长地劝说“你不要歧视自己！”我应该把这句话刺青在背上，发奋图强。我强烈建议高中政治课本应该与时俱进，介绍一下后殖民主义。解放之路道阻且长。新建立的民族国家会继承殖民时期的行政结构和军事遗产，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应当誓死与资本主义的病症作斗争，却同样产生了民族主义的原因。革命一旦成为模版，就会忽略在地的现实条件差异，触发偶然。历史就是在不断拼贴，模仿，触发偶然中断断续续地连续着。殖民主义并没有消失，民族或许复兴了，但是否解放仍是个问号。此外，民族这一概念即将成为下一轮解放的目标。在代际的漂移中，我感到了马孔多的百年孤独。
今年夏天在拉科鲁尼亚旅游时，我在马孔多咖啡馆吃早餐。我发了条动态：天气有点冷，昨夜微雨，马孔多在下雨。此时的西班牙除了北部都还是高温状态。然而通常在游客和在中国憧憬西班牙的人嘴里会听到“西班牙艳阳高照，四季如春”，“阳光，沙滩，海鲜饭”。气候也会漂移。
欧洲的气候危机每年都会引发广泛讨论。应对夏季高温，中国市场灵活针对各国的刁钻政策制作合规空调。网上不乏欧洲并不热的言论。同一个城市里，不同位置的气候是完全不同的。树荫下和太阳下是两个季节。住在阁楼里，中间层和底层也是不同的季节体验。建筑密度大的地区通风差，散热慢。城市布局影响了热量的积累和流动。绿化具有调节气候的功能，自然环境好的区域不需要空调确实也可以实现被动降温。建筑设计里还有专门研究被动制冷的房屋。然而在马德里的阶级地图里，热治理能力和阶级是高度重合的。绿化并不是完全面向公共的资源，不计其数的绿地被改建成了私人停车场。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有参与热治理的能力，大部分因热浪去世的人的声音是不被听见的。不是所有人都住在建筑密度小，绿化程度高的小区。当我在网上看到吹嘘欧洲根本不热的言论时，我很难不去怀疑这些人只是在肤浅地炫富罢了。成为人上人的进步叙事里有一种模板叫做成为欧洲人。
西班牙是欧洲水资源最匮乏的国家之一。我很喜欢的电视剧《物理化学》里Cova的扮演者，在现实里成为了一名建筑师，和我曾就读过同一专业，跟随同一导师。她拍摄的纪录片《Fin de temporada》展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十几座废弃水上乐园的现状，批判资本对自然的殖民和水资源浪费现象。然而马德里自治区领导人右翼人民党代表Ayuso今年斥巨资在马德里北边新建了巨型人造海滩，这个月又出台计划，要取消对田园之家森林保护区的监管，支持商家入驻，将其改造成户外游乐场。73万住房缺口没有投资，破坏自然她手到擒来。弗朗哥就任期间就曾将我住的街区旁边马德里唯一的河道曼萨纳雷河填平，便于城市扩张，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热岛效应，后又挖回河道，可惜自然被破坏是很难恢复的，如今的“河”可不是塞纳河的盛景，只有春天雨季会流动起黄色的泥石流。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堆人在桥上和这样令人作呕的场景合照。当我和他们讨论弗朗哥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竟用“野生河不安全”的理由来回应我。且不论河两岸竖起了那么高的大坝，这条臭水沟的泥石流流淌起来的时候也不过半人高。我不相信《黑球》这部影片真的能让他们共情性少数是有原因的，就像建筑师的纪录片根本无法让他们真的对自然破坏进行反思。这样的再生产太多了，不过是维持资本流动的工具，根本无法触动麻木的人们。
我在不同的大陆上行走，穿越无人之境，见过被改变用途的废弃之地，漂移在不同大陆板块间。行走也是一种漂移。夜晚的丽池公园西南侧是男同性恋的巡游区，这里对我来说有种反抗的意味。反抗的面纱下是继承了异性恋霸权和二元制遗产的另一种“革命”。按照厌女症的逻辑对身材和性别气质进行挑选，包容隐藏恐同者的袭击，掩盖隐婚者的欺骗和趁黑作乱的小偷小摸，甚至是暴力抢劫。同样是参观丽池公园，除了游客眼里的“城市绿肺”和松弛感，我还能看到反抗和反抗的无效，看到暴力结构的复制传播。我在这里是很生气的，因为我知道有一种脱离旧有框架暴力的方法，可是无人在意。
游客在马德里太阳门广场和熊与树莓雕塑合影。这里曾发生过15M运动和今年的住房抗议运动。我记得描述地铁工程强拆强建的漫画，记得密密麻麻的帐篷街区，在各个转角处挂着纸牌，上面写着各种街道的名称，比如以被资本家和Ayuso的新自由政策谋杀的Maricarmen命名的街道。记得右翼人民党和加泰罗尼亚的Junts党在桑切斯提出住房改革时投了大量反对票导致政策流产。Ayuso在社交媒体上持续炮轰桑切斯，将他描述成西班牙动乱的罪魁祸首。这位女士人都敢杀，说抗议的材料都是谎言，还在乎保护本土文化？还好意思扛起“拨乱反正”的大旗？就在11月的第一周Ayuso动用警力，用警棍和辣椒水驱逐帐篷区的人们，维持一个月的住房抗议被迫结束。我清楚人民党的政策，欢迎高净值人群，欢迎投资移民。我只要把自己包装成文化精英就行了，反正我在读博，这不是件难事。我只需要走一张阶级地图，避开Ayuso称作“Mamarrachos”（不上台面的丑家伙）常出没的地带就行了。早晨在小资咖啡馆用苹果电脑边喝café con leche边写文章，中午去网红餐厅吃个brunch，下午去健身房做个有氧，傍晚和朋友相约去精致小酒馆喝杯Tostada，吃点Tapas，再去艺术影院看部不知所云的电影。购物避开廉价超市，尤其是街区转角一些移民开的社区超市。可我漂移了。我在马德里这座城市和大部分人的感受是不同的，是阶级对立的。我并不否认别人口中的美，可我口中的现实却会被绝大多数人否认。
在西班牙住久了，甚至能通过一个人的笑容判断出他的国籍，阶级和政治立场。表演也会漂移。我写过很多次融入这个伪命题。当我听到美国游客大声喧哗，对此刻西班牙的政治处境一无所知充耳不闻的时候，怒火中烧，我会在任何公共场合对这些游客摆臭脸。即便游牧，把每一个居住地都当作“家”来爱护，怎么不算融入？如果我的心理活动可以被当作自证材料，呈堂证供该多好。可惜人们还是会把所谓的“民族”当作自己人的标准。正是这些自己人在富人区喝着酒打着算盘，寻思怎么把你们赶走。
读博期间的论文指导是个来自罗马的意大利人，他经常对我自己的项目嗤之以鼻，而明明这些自己的创造都该被鼓励，何况与我的研究高度相关，这不正是欧洲的学术氛围所欢迎的吗？他的理由是“这是你自己的东西，你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我们？”他是意大利人，他怎么认同自己是“我们”中的一员？因为他实现了进步叙事，当上了论文导师吗？组内其他人可从来没给过我和他言论类似的反馈，在我面前他敢代表“我们”，在全组面前，他还敢代表这个“我们”吗？更进一步，这个“我们”如果指欧洲人，那就更可笑了。欧盟心齐吗？尽管中国人炒房是刻板印象，也是事实，但有一个会让人跌破眼镜的事实是，据统计，西班牙炒房人数最多的人来自意大利。西班牙有非常多的意大利移民。
在谈论代际时，他带着想象认为我是刻板印象里根本不敢反抗的东亚人。我割席了，弑父了，甚至完成了弑母，现在又期待我带资进组。我才30岁出头，不靠父母，还在读书，钱从哪来？他自己也说了我才30岁，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他的出发点是民族对立的，始终带着攻击和偏见。我的疑问是“那你们录取我干嘛呢？放我进来羞辱我是吗？”尽管我知道这只是他的个人意见，我的导师是个更成熟稳重的男人，但欧洲的白左沆瀣一气，我无法将他们摘开来看待。与其说是白左，不如说是披着白左皮的极右。
之前在读研的时候就总被人询问有关是否留下的问题，我想这大概就是殖民地的朝圣吧，马德里是拉美人心中的圣地。我没有想着移民，只是在游牧。我的自由对他们来说是种侮辱，是对圣地的亵渎，也会招来嫉妒。留下被嫌弃是异教徒，不留下又被指责中国人只会读书，到处做生意，对文化毫不关心，根本不懂融入。融入的定义权在谁手里？主体性就是主观的，对方认为你没有主体性，你就必须按照对方的想象演出主体性。至于是否真的有主体性，定义权在自己手上。这也是我选择书写，坚持表达的原因。
书写是危险的，有些书写不过是权力的附庸。叙事也是种漂移。西班牙王室给韩炳哲颁发了哲学奖项，欧洲将这位哲学家誉为冉冉升起的明星。当一个政权无法再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时，就需要煽动民族主义，需要重新叙事，将不属于自己的功劳纳入历史线索，将自己塑造成民族代表，所以王室宠爱韩炳哲，推崇他所写的《叙事的危机》，《他者的消失》。我们的确面对着空心化的处境，可他的叙事方案不过是场返祖现象，毫无前瞻性，只有王室和贵族爱读。他者的消失真的是坏事吗？他者的定义本身就是一种放逐思维，将亚洲陌生化，色情化，远东化。当一切都处于交互状态，你我的界限在哪里？不过是拉康的外部亲密性，是哈拉维的伴侣物种，是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是斯滕格尔斯的宇宙政治学。
正如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所写，由于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殖民体系的排外造成的心理落差，而西班牙没有实现和殖民地保持同步性的技术与制度，所以造成了第一波拉美殖民地民族运动。可如今我们活在了同步甚至即时的信息世界里，却仿佛作茧自缚。阅读历史的漂移是一场线性叙事的覆灭。第一波民族主义是技术与制度落后造成的偶然，可反观当下，西班牙不正处在同样的危机边缘吗？技术和制度永远跟不上帝国版图的雄心，只能靠象征和记忆来笼络人心。恐同袭击和性别气质霸凌背后与厌女症高度相关的根本性问题不拿出来讨论，媒体都在宣扬西班牙拥有欧洲最发达的酷儿法律。高铁一年撞两次，媒体上随处可见人们吹嘘“西班牙拥有欧洲最广最长的铁路线”。西班牙不是叙事的危机，是过度叙事的危机。东亚可以谈叙事，欧洲该谈谈技术了。
《黑球》这部影片在我看来是一部同性恋民族主义代表作，引发全民观影热潮并不见得是件好事，尽管目前票房已冲进西班牙影史前三，并代表国家冲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表面上看，将历史主体换成酷儿来叙事是一件创举，让酷儿电影进入公众视野引发讨论的功劳是值得肯定的。可是将酷儿主体放进宏大历史里，是否有削弱性别议题争议性的嫌疑？尤其需要注意的，这是一段法西斯历史，将叙事主体替换成任何一种性向，种族，民族，肤色，结局都是一样的。这部影片唤起的共鸣真的是对酷儿被迫害的共鸣吗？还是民族主义的共鸣？利用三段故事将历史串联成了一部由法西斯走向民主的进步叙事，并不能掩盖法西斯主义依旧在欧洲流窜的事实。这样的叙事越多，人们对眼前的事实越视而不见，就像街头依旧载歌载舞的人们，对住房抗议和高铁抗议沉默的人们，就像咖啡馆里连续几个月都看不见杯子里污垢和蛋糕屑，什么都喝得下去的人们。
自洽也是种虚伪的叙事，而我漂移了，主体应当是不自洽的，不提前闭合的。出尔反尔，过河拆桥是优点，证明你还在批判性思考。最近在看国内综艺《后会友期》，里面通过剪辑张萌的几句评价，以及她与马天宇要好的镜头，言简意赅地展现了马天宇的成长线索：原生家庭暴力，母亲性格问题，对人有不信任感，习惯保持距离，刀子嘴豆腐心，懂得共情换位，是个暖男。多么清晰的历史线索，可惜和他有着类似经历的我根本不共情这样被简化的线索。明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节目被轻而易举地剪辑出成长线，被观众谅解。我不可以。这条线索我太清楚了，可作为一个普通人，有什么办法让所有人去看到这条隐藏的线索呢？谁举着喇叭和摄像机替我自证呢？我的成长线根本不是这样一条充满爱意的思路清晰的直线，始终是在爱恨之间横跳的抛物线。
如果现有的所有叙事模板本就不值得信任，我应当有权利去重新书写。咖啡馆，气候，行走，表演，代际，叙事都会漂移。漂移带来的时差和视差让我穿梭在不同世界。许煜说递归是非连续的连续，我想游牧的人，漂移的人最明白什么是非连续的连续。一切原本该是连续体，是二元对立的思想将自然和文化生生切割出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让一切定义都变成了圈地运动，变成了人口调查里的数据归类，变成了博物馆里的档案袋。对连续性和连接的渴望的向心力实在太过强烈。漂移。
文/Timo
时间的同步性带来共鸣的愉悦。住在西班牙，偶尔会问国内的朋友，现在流行什么音乐，什么影视剧，其实我是在检验我们之间的同步性。我想确认信息技术已经具备跨越山海的能力，这代表信息革命没有违背它的承诺，从而确认自己没有因为时差被国内飞速发展的社会抛弃。当我与朋友对齐了信息的掌握程度时，一方面我为自己的同步性沾沾自喜，另一方面我又因为深知生活在国外，掌握太多他们不知道的信息而沾沾自喜。同步与异步给我带来同样的骄傲。我明知绝对的同步是无法实现的，却又因为异步而惶恐，我明知异步是必然的，却又追逐合拍的节奏，同时想保留自己的偶尔离调，因为这让我感到特殊。
空间的同步性带来社群的归属感。自我和世界的关系也是一种空间关系，这有关如何处理边界，处理私密与公共。经历协商后划定了合适的疆界，相处磨合中保留了个人空间并将共同的议题放上台面。在成长过程中和很多人走散了，是社会僵化的分类标准将我们塞进了不同的档案袋，所以没有争吵，只有默默消失的默契。很多人说我们可以避谈三观，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去交友，可如果勇敢承认自己就是局限的，历史的产物，我是没有办法避开这些不谈，和一群乌合之众饮酒作乐的。我建构了自己的宇宙。性别身份，原生家庭，劳工，住房，所有巨大的矛盾都在我身上烙下痕迹。成为拿起话筒的行动者是我的使命。我怎么可能忍受得了在为正义斗争的路上与我背道而驰的人。消解自我还是为自我抗争，消解主体还是保持主体性是视差的体现。主体也可能是社会定义赋予的，不认领身份何尝不是主体性的体现。主体是很主观的，即便放大到一个民族，依旧很主观。
时差与视差共同运作，是一场漂移。对连续性的相信和连接的渴望提供了巨大的向心力，而偏离既定轨道的摩擦力发出了尖锐的爆鸣声。
食物会漂移，咖啡馆也会。在马德里托莱多桥附近，有一家叫做Santa gloria的连锁咖啡店。我曾因坐在落地窗边看着路人经过，而写出了有关玻璃的哲思，也因为窗内灯盏被折射后挂在窗外树梢，写下了有关幻象的哲思。透过落地窗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街头艺人在红灯时玩杂耍讨赏。这里或许曾是我的存在主义咖啡馆之一。渐渐地，服务员的态度越来越差。当我发现杯子里有许多漂浮的蛋糕屑，已经喝下了一大口茶。于是我告知服务员，她帮我换了一杯，里面依旧是蛋糕屑。后来我再来时点了可乐，发生了同样的事情。隔壁桌上的西班牙年轻人啃着面包，开心地聊着八卦。角落里的桌旁坐着一位装扮精致的奶奶，面带微笑看着窗外的风景。她甚至可能很开心年老时，感受到生活环境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包容，因为我就是她想象中的点缀。太阳门广场住房抗议搭建的临时帐篷旁，阿姨拉着我的手大声质问“正义在哪里？地铁工程强拆强建，600户人家无家可归”。赶着去牧羊迁徙节和万圣节凑热闹的人装扮新鲜，被人群簇拥着涌上街头。
我通常都点软饮和茶，颜色是透明的，透明揭露了暴力。欧洲人喜欢喝咖啡，咖啡掩盖了杯里的蛋糕屑和污渍，所以他们什么都喝得下。透明性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就像代表魏玛共和国宣扬民主承诺的巴塞罗那德国馆。就像巴黎的高技派建筑代表作蓬皮杜艺术中心。结构裸露不代表参与平等，真正的系统在数字时代如同鬼魅般游走。一旦人们相信了透明的承诺，就会对是否真的透明毫不在乎。咖啡固然可以掩盖沉底的蛋糕屑，如果连杯口的残留巧克力和食物残渣也发现不了，就不难发现西班牙人有普遍被洗脑的嫌疑。包容点吧，慢一点吧，将错就错吧，忍一忍吧。咖啡馆运营失败可以忍，高铁操作失误一年撞两回就是谋杀。松弛是攻击一切的道德论点，似乎他们看不见技术和制度完全跟不上公共承诺的事实，宁愿沉迷象征与符号的优越感，沉浸在我们是民主发达国家的进步叙事中。这条线索就像塞壬的歌声，极具诱惑力。
这家咖啡馆是个巨大的悖论。如果我与咖啡馆里的老奶奶交换彼此看到的事实，必将引发争吵。《再见列宁》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东西德合并后，一位儿子为了保护患有心脏病昏迷刚醒来的母亲不再受到刺激，为她精心编制了东德依旧存在的美梦。这部影片在西班牙引起了巨大共鸣，因此流传下来一句佳话“Juan le hizo a Marta un Goodbye Lenin”，意思是“胡安为玛尔塔编织了一份再见列宁般的美梦”。代际同样会漂移。妈妈是高中政治老师，经常会在课上教学生不要用美国货，不要喝可口可乐，为砸日产车的行为叫好，在家里和继父看新闻时大喊“打倒美国帝国主义！”民族解放和复兴的叙事于他们而言是不可动摇的神话，是他们的东德，所以在我阐述欧洲种族歧视的事实时，他们义正严辞地否认我的观点，并语重心长地劝说“你不要歧视自己！”我应该把这句话刺青在背上，发奋图强。我强烈建议高中政治课本应该与时俱进，介绍一下后殖民主义。解放之路道阻且长。新建立的民族国家会继承殖民时期的行政结构和军事遗产，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应当誓死与资本主义的病症作斗争，却同样产生了民族主义的原因。革命一旦成为模版，就会忽略在地的现实条件差异，触发偶然。历史就是在不断拼贴，模仿，触发偶然中断断续续地连续着。殖民主义并没有消失，民族或许复兴了，但是否解放仍是个问号。此外，民族这一概念即将成为下一轮解放的目标。在代际的漂移中，我感到了马孔多的百年孤独。
今年夏天在拉科鲁尼亚旅游时，我在马孔多咖啡馆吃早餐。我发了条动态：天气有点冷，昨夜微雨，马孔多在下雨。此时的西班牙除了北部都还是高温状态。然而通常在游客和在中国憧憬西班牙的人嘴里会听到“西班牙艳阳高照，四季如春”，“阳光，沙滩，海鲜饭”。气候也会漂移。
欧洲的气候危机每年都会引发广泛讨论。应对夏季高温，中国市场灵活针对各国的刁钻政策制作合规空调。网上不乏欧洲并不热的言论。同一个城市里，不同位置的气候是完全不同的。树荫下和太阳下是两个季节。住在阁楼里，中间层和底层也是不同的季节体验。建筑密度大的地区通风差，散热慢。城市布局影响了热量的积累和流动。绿化具有调节气候的功能，自然环境好的区域不需要空调确实也可以实现被动降温。建筑设计里还有专门研究被动制冷的房屋。然而在马德里的阶级地图里，热治理能力和阶级是高度重合的。绿化并不是完全面向公共的资源，不计其数的绿地被改建成了私人停车场。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有参与热治理的能力，大部分因热浪去世的人的声音是不被听见的。不是所有人都住在建筑密度小，绿化程度高的小区。当我在网上看到吹嘘欧洲根本不热的言论时，我很难不去怀疑这些人只是在肤浅地炫富罢了。成为人上人的进步叙事里有一种模板叫做成为欧洲人。
西班牙是欧洲水资源最匮乏的国家之一。我很喜欢的电视剧《物理化学》里Cova的扮演者，在现实里成为了一名建筑师，和我曾就读过同一专业，跟随同一导师。她拍摄的纪录片《Fin de temporada》展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十几座废弃水上乐园的现状，批判资本对自然的殖民和水资源浪费现象。然而马德里自治区领导人右翼人民党代表Ayuso今年斥巨资在马德里北边新建了巨型人造海滩，这个月又出台计划，要取消对田园之家森林保护区的监管，支持商家入驻，将其改造成户外游乐场。73万住房缺口没有投资，破坏自然她手到擒来。弗朗哥就任期间就曾将我住的街区旁边马德里唯一的河道曼萨纳雷河填平，便于城市扩张，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热岛效应，后又挖回河道，可惜自然被破坏是很难恢复的，如今的“河”可不是塞纳河的盛景，只有春天雨季会流动起黄色的泥石流。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堆人在桥上和这样令人作呕的场景合照。当我和他们讨论弗朗哥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竟用“野生河不安全”的理由来回应我。且不论河两岸竖起了那么高的大坝，这条臭水沟的泥石流流淌起来的时候也不过半人高。我不相信《黑球》这部影片真的能让他们共情性少数是有原因的，就像建筑师的纪录片根本无法让他们真的对自然破坏进行反思。这样的再生产太多了，不过是维持资本流动的工具，根本无法触动麻木的人们。
我在不同的大陆上行走，穿越无人之境，见过被改变用途的废弃之地，漂移在不同大陆板块间。行走也是一种漂移。夜晚的丽池公园西南侧是男同性恋的巡游区，这里对我来说有种反抗的意味。反抗的面纱下是继承了异性恋霸权和二元制遗产的另一种“革命”。按照厌女症的逻辑对身材和性别气质进行挑选，包容隐藏恐同者的袭击，掩盖隐婚者的欺骗和趁黑作乱的小偷小摸，甚至是暴力抢劫。同样是参观丽池公园，除了游客眼里的“城市绿肺”和松弛感，我还能看到反抗和反抗的无效，看到暴力结构的复制传播。我在这里是很生气的，因为我知道有一种脱离旧有框架暴力的方法，可是无人在意。
游客在马德里太阳门广场和熊与树莓雕塑合影。这里曾发生过15M运动和今年的住房抗议运动。我记得描述地铁工程强拆强建的漫画，记得密密麻麻的帐篷街区，在各个转角处挂着纸牌，上面写着各种街道的名称，比如以被资本家和Ayuso的新自由政策谋杀的Maricarmen命名的街道。记得右翼人民党和加泰罗尼亚的Junts党在桑切斯提出住房改革时投了大量反对票导致政策流产。Ayuso在社交媒体上持续炮轰桑切斯，将他描述成西班牙动乱的罪魁祸首。这位女士人都敢杀，说抗议的材料都是谎言，还在乎保护本土文化？还好意思扛起“拨乱反正”的大旗？就在11月的第一周Ayuso动用警力，用警棍和辣椒水驱逐帐篷区的人们，维持一个月的住房抗议被迫结束。我清楚人民党的政策，欢迎高净值人群，欢迎投资移民。我只要把自己包装成文化精英就行了，反正我在读博，这不是件难事。我只需要走一张阶级地图，避开Ayuso称作“Mamarrachos”（不上台面的丑家伙）常出没的地带就行了。早晨在小资咖啡馆用苹果电脑边喝café con leche边写文章，中午去网红餐厅吃个brunch，下午去健身房做个有氧，傍晚和朋友相约去精致小酒馆喝杯Tostada，吃点Tapas，再去艺术影院看部不知所云的电影。购物避开廉价超市，尤其是街区转角一些移民开的社区超市。可我漂移了。我在马德里这座城市和大部分人的感受是不同的，是阶级对立的。我并不否认别人口中的美，可我口中的现实却会被绝大多数人否认。
在西班牙住久了，甚至能通过一个人的笑容判断出他的国籍，阶级和政治立场。表演也会漂移。我写过很多次融入这个伪命题。当我听到美国游客大声喧哗，对此刻西班牙的政治处境一无所知充耳不闻的时候，怒火中烧，我会在任何公共场合对这些游客摆臭脸。即便游牧，把每一个居住地都当作“家”来爱护，怎么不算融入？如果我的心理活动可以被当作自证材料，呈堂证供该多好。可惜人们还是会把所谓的“民族”当作自己人的标准。正是这些自己人在富人区喝着酒打着算盘，寻思怎么把你们赶走。
读博期间的论文指导是个来自罗马的意大利人，他经常对我自己的项目嗤之以鼻，而明明这些自己的创造都该被鼓励，何况与我的研究高度相关，这不正是欧洲的学术氛围所欢迎的吗？他的理由是“这是你自己的东西，你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我们？”他是意大利人，他怎么认同自己是“我们”中的一员？因为他实现了进步叙事，当上了论文导师吗？组内其他人可从来没给过我和他言论类似的反馈，在我面前他敢代表“我们”，在全组面前，他还敢代表这个“我们”吗？更进一步，这个“我们”如果指欧洲人，那就更可笑了。欧盟心齐吗？尽管中国人炒房是刻板印象，也是事实，但有一个会让人跌破眼镜的事实是，据统计，西班牙炒房人数最多的人来自意大利。西班牙有非常多的意大利移民。
在谈论代际时，他带着想象认为我是刻板印象里根本不敢反抗的东亚人。我割席了，弑父了，甚至完成了弑母，现在又期待我带资进组。我才30岁出头，不靠父母，还在读书，钱从哪来？他自己也说了我才30岁，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他的出发点是民族对立的，始终带着攻击和偏见。我的疑问是“那你们录取我干嘛呢？放我进来羞辱我是吗？”尽管我知道这只是他的个人意见，我的导师是个更成熟稳重的男人，但欧洲的白左沆瀣一气，我无法将他们摘开来看待。与其说是白左，不如说是披着白左皮的极右。
之前在读研的时候就总被人询问有关是否留下的问题，我想这大概就是殖民地的朝圣吧，马德里是拉美人心中的圣地。我没有想着移民，只是在游牧。我的自由对他们来说是种侮辱，是对圣地的亵渎，也会招来嫉妒。留下被嫌弃是异教徒，不留下又被指责中国人只会读书，到处做生意，对文化毫不关心，根本不懂融入。融入的定义权在谁手里？主体性就是主观的，对方认为你没有主体性，你就必须按照对方的想象演出主体性。至于是否真的有主体性，定义权在自己手上。这也是我选择书写，坚持表达的原因。
书写是危险的，有些书写不过是权力的附庸。叙事也是种漂移。西班牙王室给韩炳哲颁发了哲学奖项，欧洲将这位哲学家誉为冉冉升起的明星。当一个政权无法再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时，就需要煽动民族主义，需要重新叙事，将不属于自己的功劳纳入历史线索，将自己塑造成民族代表，所以王室宠爱韩炳哲，推崇他所写的《叙事的危机》，《他者的消失》。我们的确面对着空心化的处境，可他的叙事方案不过是场返祖现象，毫无前瞻性，只有王室和贵族爱读。他者的消失真的是坏事吗？他者的定义本身就是一种放逐思维，将亚洲陌生化，色情化，远东化。当一切都处于交互状态，你我的界限在哪里？不过是拉康的外部亲密性，是哈拉维的伴侣物种，是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是斯滕格尔斯的宇宙政治学。
正如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所写，由于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殖民体系的排外造成的心理落差，而西班牙没有实现和殖民地保持同步性的技术与制度，所以造成了第一波拉美殖民地民族运动。可如今我们活在了同步甚至即时的信息世界里，却仿佛作茧自缚。阅读历史的漂移是一场线性叙事的覆灭。第一波民族主义是技术与制度落后造成的偶然，可反观当下，西班牙不正处在同样的危机边缘吗？技术和制度永远跟不上帝国版图的雄心，只能靠象征和记忆来笼络人心。恐同袭击和性别气质霸凌背后与厌女症高度相关的根本性问题不拿出来讨论，媒体都在宣扬西班牙拥有欧洲最发达的酷儿法律。高铁一年撞两次，媒体上随处可见人们吹嘘“西班牙拥有欧洲最广最长的铁路线”。西班牙不是叙事的危机，是过度叙事的危机。东亚可以谈叙事，欧洲该谈谈技术了。
《黑球》这部影片在我看来是一部同性恋民族主义代表作，引发全民观影热潮并不见得是件好事，尽管目前票房已冲进西班牙影史前三，并代表国家冲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表面上看，将历史主体换成酷儿来叙事是一件创举，让酷儿电影进入公众视野引发讨论的功劳是值得肯定的。可是将酷儿主体放进宏大历史里，是否有削弱性别议题争议性的嫌疑？尤其需要注意的，这是一段法西斯历史，将叙事主体替换成任何一种性向，种族，民族，肤色，结局都是一样的。这部影片唤起的共鸣真的是对酷儿被迫害的共鸣吗？还是民族主义的共鸣？利用三段故事将历史串联成了一部由法西斯走向民主的进步叙事，并不能掩盖法西斯主义依旧在欧洲流窜的事实。这样的叙事越多，人们对眼前的事实越视而不见，就像街头依旧载歌载舞的人们，对住房抗议和高铁抗议沉默的人们，就像咖啡馆里连续几个月都看不见杯子里污垢和蛋糕屑，什么都喝得下去的人们。
自洽也是种虚伪的叙事，而我漂移了，主体应当是不自洽的，不提前闭合的。出尔反尔，过河拆桥是优点，证明你还在批判性思考。最近在看国内综艺《后会友期》，里面通过剪辑张萌的几句评价，以及她与马天宇要好的镜头，言简意赅地展现了马天宇的成长线索：原生家庭暴力，母亲性格问题，对人有不信任感，习惯保持距离，刀子嘴豆腐心，懂得共情换位，是个暖男。多么清晰的历史线索，可惜和他有着类似经历的我根本不共情这样被简化的线索。明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节目被轻而易举地剪辑出成长线，被观众谅解。我不可以。这条线索我太清楚了，可作为一个普通人，有什么办法让所有人去看到这条隐藏的线索呢？谁举着喇叭和摄像机替我自证呢？我的成长线根本不是这样一条充满爱意的思路清晰的直线，始终是在爱恨之间横跳的抛物线。
如果现有的所有叙事模板本就不值得信任，我应当有权利去重新书写。咖啡馆，气候，行走，表演，代际，叙事都会漂移。漂移带来的时差和视差让我穿梭在不同世界。许煜说递归是非连续的连续，我想游牧的人，漂移的人最明白什么是非连续的连续。一切原本该是连续体，是二元对立的思想将自然和文化生生切割出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让一切定义都变成了圈地运动，变成了人口调查里的数据归类，变成了博物馆里的档案袋。对连续性和连接的渴望的向心力实在太过强烈。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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