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柄谷行人高调宣布了“现代文学的终结”和退出文学现场的选择 ,因为对于柄谷行人这样通过文学展开意识形态批评的批评家而言,小说早已不再是某种具备效力(同时也是征候性)的批判资源了。柄谷行人念兹在兹的“原理 ”式的文学已然退场,而泛滥在文学场域中的文本已经毫不具备解蔽社会意识的效力,成为以价值规律运行的“商品 ”。 如此来看,21世纪以降泛滥在中国文学批评现场中的诸种概念,如“青春 ”“ 底层 ”“ 地方 ”等,很可能仅仅是以差异性假面阶段性出现的“文学商品”。 文化市场和大众传媒在匆匆消耗完这些“文学商品”之后 ,将会马不停蹄地开拓另外一个在预期范围内的“他者 ”。 期冀通过这些文本撬动“纯文学 ”意识形态的顽固性,则近于拔起头发逃离地球的奢望。这样的文本可能尚未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