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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十四载】
11年我读研时来到北京，至今14年。当时选择来北京，是因为喜欢电影和文艺。虽然没有勇气去考北京电影学院，但也决心一定要来北京这个文化中心生活一段时间。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北京是一个能让我快速成长的地方，能让我变成我想成为的人。当我接近那个状态后，我就没有那么需要在北京了，那个时候我在哪里应该都可以了。但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很长时间里我是模糊不清的，只有一个大概的轮廓。
12年在北京读研期间，我在706青年空间做了1年的纪录片线下放映。我们当时放了很多社会议题的片子，这些片子在当时打开了我的视野，让我开始进行独立思考。没想到12年变成了可以自由谈论公共议题的最后时刻，在那之后这个自由在不断萎缩。
14年我毕业后，一直在互联网公司做产品，我的梦想被我搁置，但我又时常想起它。我一直在业余时间做些有的没的，空余时间比上班还要忙碌，似乎这些事才是我的正事。我也时常会想攒够一定数量的钱，就去北电上学或者出国学电影。
17年开始，网络环境让我觉得一切越来越糟，难以接受。虽然我们每一天都在见证历史，但我们不能自由表达，我们进入了集体性的失语。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在18年达到了顶峰。我失眠严重，厌世，感觉自己在抑郁的边缘。19年的时候，因为被裁获得了期望已久的Gap。那段时间，我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决定自己接下来的人生路径，是出国念书留在国外，还是在国内的大城市安定下来。
6月我去了美国加州，去了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也逛了派拉蒙影业，那次旅行我确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那么喜欢虚构，我的兴趣在非虚构上。在旅途里失眠的夜晚，我想清楚了我不仅仅想做个摄影师，我想做一个有社会关照的艺术家，但我不知道我要如何去做到。我当时做了要继续留在国内的决定，我说服自己的理由是，我要身处其中，记录这个时代。
记录本身即是反抗，我一直很喜欢这句话，这句话是我这些年用于抵抗大环境变糟的信念。但是当疫情开始之后，我第一次感觉到我连记录都没有能力做到。疫情爆发的时候，我负责的产品也被下架，公司裁员三分之一，生活焦头烂额。我疲于奔命，发现自己并没有能力去记录时代。记录，需要去直面痛苦，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力量。我感到当初发的宏愿，被现实打脸了。
接下来的20-21年，工作上充满了艰辛，我调侃自己是一个卧薪尝胆的状态。当下的危机，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常常有压力，但很少再失眠。当虚无的烦恼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困境时，我的战斗变成了去解决具体的问题，不再像18年那样，拳头打在空气里。
直到21年冬天我和我的搭档开始《胡同日记》纪录片的拍摄后，我似乎终于找到了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实现我愿望的方式。我没有能力记录时代，但我可以做到记录自己的生活。我感受到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如果外部的种种，想要让我们失语。那我现在要努力去做的，就是慢慢从失语的状态中恢复表达。所以这个片子对我来说不仅是对北京生活的纪念，也是我尝试恢复表达，实现记录时代心愿的一个方式。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敢说我想做一个有社会关照的艺术家。因为这听上去很中二，也很不合时宜。在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说你想做个有流量的网红，大家都能理解。但你说你想做个有社会关照的艺术家，大概率会被当成异类。于是我找到一个更加中性切实的说法，做一个通过创作治愈自己，也治愈别人的创作者。以后我要大声的说出来，并且为这个目标努力。
同时，我也领悟到了生活本身是最重要的。无论是做产品经理，还是做创作者，能够热烈与真诚的去生活，才是一切的基础。生活万岁！
11年我读研时来到北京，至今14年。当时选择来北京，是因为喜欢电影和文艺。虽然没有勇气去考北京电影学院，但也决心一定要来北京这个文化中心生活一段时间。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北京是一个能让我快速成长的地方，能让我变成我想成为的人。当我接近那个状态后，我就没有那么需要在北京了，那个时候我在哪里应该都可以了。但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很长时间里我是模糊不清的，只有一个大概的轮廓。
12年在北京读研期间，我在706青年空间做了1年的纪录片线下放映。我们当时放了很多社会议题的片子，这些片子在当时打开了我的视野，让我开始进行独立思考。没想到12年变成了可以自由谈论公共议题的最后时刻，在那之后这个自由在不断萎缩。
14年我毕业后，一直在互联网公司做产品，我的梦想被我搁置，但我又时常想起它。我一直在业余时间做些有的没的，空余时间比上班还要忙碌，似乎这些事才是我的正事。我也时常会想攒够一定数量的钱，就去北电上学或者出国学电影。
17年开始，网络环境让我觉得一切越来越糟，难以接受。虽然我们每一天都在见证历史，但我们不能自由表达，我们进入了集体性的失语。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在18年达到了顶峰。我失眠严重，厌世，感觉自己在抑郁的边缘。19年的时候，因为被裁获得了期望已久的Gap。那段时间，我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决定自己接下来的人生路径，是出国念书留在国外，还是在国内的大城市安定下来。
6月我去了美国加州，去了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也逛了派拉蒙影业，那次旅行我确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那么喜欢虚构，我的兴趣在非虚构上。在旅途里失眠的夜晚，我想清楚了我不仅仅想做个摄影师，我想做一个有社会关照的艺术家，但我不知道我要如何去做到。我当时做了要继续留在国内的决定，我说服自己的理由是，我要身处其中，记录这个时代。
记录本身即是反抗，我一直很喜欢这句话，这句话是我这些年用于抵抗大环境变糟的信念。但是当疫情开始之后，我第一次感觉到我连记录都没有能力做到。疫情爆发的时候，我负责的产品也被下架，公司裁员三分之一，生活焦头烂额。我疲于奔命，发现自己并没有能力去记录时代。记录，需要去直面痛苦，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力量。我感到当初发的宏愿，被现实打脸了。
接下来的20-21年，工作上充满了艰辛，我调侃自己是一个卧薪尝胆的状态。当下的危机，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常常有压力，但很少再失眠。当虚无的烦恼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困境时，我的战斗变成了去解决具体的问题，不再像18年那样，拳头打在空气里。
直到21年冬天我和我的搭档开始《胡同日记》纪录片的拍摄后，我似乎终于找到了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实现我愿望的方式。我没有能力记录时代，但我可以做到记录自己的生活。我感受到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如果外部的种种，想要让我们失语。那我现在要努力去做的，就是慢慢从失语的状态中恢复表达。所以这个片子对我来说不仅是对北京生活的纪念，也是我尝试恢复表达，实现记录时代心愿的一个方式。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敢说我想做一个有社会关照的艺术家。因为这听上去很中二，也很不合时宜。在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说你想做个有流量的网红，大家都能理解。但你说你想做个有社会关照的艺术家，大概率会被当成异类。于是我找到一个更加中性切实的说法，做一个通过创作治愈自己，也治愈别人的创作者。以后我要大声的说出来，并且为这个目标努力。
同时，我也领悟到了生活本身是最重要的。无论是做产品经理，还是做创作者，能够热烈与真诚的去生活，才是一切的基础。生活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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