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的申辩》读书笔记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ATA的读书小组,哈哈,好新鲜的感觉。水在群里关注了很久大家的组队,4月份的时候决定尝试一下,出于最近一段时间对哲学和神学的好奇持续,报名参加了一组《苏格拉底的申辩》共读。
群体的力量是神奇的,我读的是华夏出版社2017.1吴飞的译本,不知是因为翻译的原因还是申辩本身的易读性低,我整体读下来是比较吃力的,但因为有读书小组的群体意识在,我还是啃完了,并且无论吃进去了多少,还是细嚼慢咽地来写一写其中我的一些思考点。
开书第一句段:
“公元前399年,一个叫莫勒图斯的年轻人在雅典状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他不信城邦诸神,引进新的精灵之事,败坏青年。于是,苏格拉底被传讯,在由500人组成的陪审团面前作了著名的申辩。但申辩并没有挽救苏格拉底的性命,他最后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之死和耶稣之死,为西方文明打下了两个基本色调。而苏格拉底之死之所以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核心事件,首先要归功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
说来有些惭愧,标榜着对哲学有兴趣的我,是完全不知道如此著名的苏格拉底的死因的,也不知道原来大名鼎鼎的柏拉图原来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极大地受到苏格拉底的思想和教学方式的影响,以及延续到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这三位并称古希腊三杰。在这里补了补课。
但第一段中,时间这个开头让我有点小小的感慨。苏格拉底生活的年代,距今大约是2500年。在这2500年的时间里,工具的变革、技术的发展推陈出新,不断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变革。然而,人的底层思想的变迁,相较于这种翻天覆地的生产力的发展,真的是微不足道的。东方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孔子大一统的儒家思想,西方从苏格拉底的哲学思维,到现在似乎也并没有出现革命性的变化。
继续往下读,可以看到苏格拉底的思想在过去和当今的广泛的传播,很大程度是依靠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色诺芬等人大量文字作品的记载。我觉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看见、记录一直都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想要写一本散文,主题是《我看见的阿里》,想要记录这5、6年来我在阿里上班遇见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
引言中的第五部分,介绍了《申辩》在现代欧洲的复兴,其中提到十八世纪的两个哲学家,法国的伏尔泰和德国的黑格尔,的解读和发展我印象比较深刻:
“在法国的启蒙哲学家中,伏尔泰对苏格拉底的诠释最辛辣和有趣。他在《哲学辞典》中的“苏格拉底”条里,把苏格拉底与孔子、毕达哥拉斯、泰勒斯相并列,说他们都是热爱德性本身的人。伏尔泰富有创造性又饱含讽刺意味地诠释了苏格拉底的罪名。他描述苏格拉底和两个雅典人的对话,那两个雅典人很奇怪,苏格拉底为什么不向诸神祭献绵羊和山羊。苏格拉底向他们证明,只有一个神存在,而不是很多个,因而祭祀就是无用的。随后色诺芬告诉苏格拉底,那两个人分别是屠夫和金匠,都要从祭祀中获利。于是苏格拉底的敌人就以他的一神论为名处死了他。”
这段话让我深有感触,映射到工作的现实,在庞大的组织体系里面,有些岗位或者角色的存在就像是屠夫和金匠,你明知道这些人们做的事情是无用的,或者是可有可无的,但身在这些岗位上的人需要通过这样一份工作谋生,所以必须“创造价值”或者说“编造价值”,从而来维持自身的利益。
而黑格尔对苏格拉底的最大继承在于他的辩证法。他说:“哲学应当从困惑开始,困惑是与哲学与生俱来的;人应当怀疑一切,人应当扬弃一切假定,以便把一切当作概念的产物重新接受。”读到这里,想起当代电影大师的《我要杀光浪漫杀死诗》里的一句歌词:“你要永恒地质疑,质疑所有经典名著的开场白。”
再往后,文中提到,现代哲学中,我关注过的存在主义之父,克尔凯郭尔,对申辩最为重视。因为存在主义我对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产生过一定的兴趣,而克尔凯郭尔一生对苏格拉底都很有兴趣,难怪我在阅读完本书之后,我意识到我对苏格拉底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有无比的认同。
克尔凯郭尔认为,《申辩》整体就建立在反讽的概念之上。苏格拉底的申辩并不是针对他的指控的辩护,而是一系列针对控告者的反讽。苏格拉底的罪行根本不该处死,因此对他的死刑就是一个反讽。而最大的反讽在于,由于苏格拉底并不怕死,死刑对他而言毫无意义。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苏格拉底的反讽是一个无限的绝对否定,通过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成为一种无与伦比的解放活动。
这个反讽听起来很深奥,其实就拿日常工作中的身边事来看,也有映射的地方。比如现在是绩效季,那么在众多的被打了3.25所谓低绩效的人,一定有那么个别人,TA的申诉或者在绩效沟通中的申辩,并不是针对他得到的3.25而解释,而是一众针对打分者或者利益链上群体的反讽。TA这一年的工作结果也许根本不该被打3.25,因此拿到这个绩效就是一个反讽。而最大的反讽在于,当TA的主管沾沾自喜地觉得自己做出了惩罚的手段,就像城邦的雅典人们觉得自己得权处死了苏格拉底,也许TA并不在意这种打分制度,3.25对TA而言也毫无意义。
政治和法律权利是一回事,哲学判断却是另外一回事。承认雅典人有断人生死的权力,并不意味着,凡是雅典人所决定的,在哲学上也都是真的。苏格拉底虽然在政治上完全接受雅典人的审判,但在哲学上,他却完全不能接受雅典人的判断。而且,他这种不接受还不是消极的不接受。他还要积极地让雅典人接受他的哲学判断。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接受了他对真理的看法,雅典人才能懂得什么是正义,才能正确地判断出,什么是不义,从而才能管理好他们的城邦(因为一切政治都建立在对正义的理解上)。管理城邦如此,管理企业也未尝不是。
关于《申辩》与现代哲学的介绍中,除了克尔凯郭尔之外,还有一个哲学家的研究也让我比较有共鸣:施特劳斯学派。
列奥·施特劳斯出生于德国的一个犹太家庭,师从现象学大师胡塞尔,也曾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在1932-1938年经历过逃离纳粹的流亡经历,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执教近20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即“施特劳斯学派”。施特劳斯的一生跨越了两场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开端。他亲眼目睹了欧洲文明在极权主义下的崩塌,这种深刻的危机感使他没有像同时代的许多人那样投向现代科学,而是选择“向后看”,试图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寻找拯救现代文明的药方。
施特劳斯把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他的申辩放在哲学与政治的冲突这个更大的主题之下来思考。我很喜欢本书作者在评论施特劳斯学派的研究对中国学界的了两个启发。一个是通过细读经典思考哲学问题, 即“为往圣继绝学”的思考取向,一个是深入探讨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即“为万事开太平”的研究进路。
苏格拉底的申辩,本质上是哲学在政治面前的申辩。苏格拉底所谓的真,根本上是要指出雅典人固有观念中的假。而要完成这一点,就必须通过与雅典人的对话,指出他们那些偏见究竟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把苏格拉底当成不义的。这正是苏格拉底惯常使用的辩证法。而要成功地完成这一点,不取决于苏格拉底讲出了多少事实,而取决于他是否成功地指出了雅典人的虚假的根源,是否成功地刺痛了他们的良知。而只要他刺痛了雅典人,他们哪怕认识到自己可能的偏见,也一定不会高兴,从而必然报复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这种赋予雅典人新生的真理,一定会带来他自己的死。这就是苏格拉底的哲学与雅典城邦之间必然的冲突。苏格拉底把法庭上的申辩变成了他在雅典政治面前的哲学陈述。
而哲学与政治的冲突是《申辩》中的根本冲突。政治的目的是胜利,而哲学的目的是真理。政治家除了是政治家之外,还是人;他们除了治理城邦,还要生活。而且对于每个人来说,做人和生活都是先于他们的职业的。如果一个政治家没有刻意修养自己,却把所有才能都用在政治上面,万事的目的都是为了取胜,那就不仅完全放弃了求真,而且会把本来应该用在求真上的天才,都用在了算计和钻营上面,甚至把算计和钻营的本事当成了只会。真正有智慧的政治家之所以伟大,并不是仅仅因为他们在政治作为上更出色,而且因为他们更懂得做人的道理,在政治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生活维度。而一般的政客越是陷入政治之中,就离真理越远。
写在读书笔记的最后:
两千五百年前,苏格拉底的教育就试图不断地激发人们关爱自己的灵魂。在一段对话里,假想的对话者责备苏格拉底应该因为妄抛性命而羞愧。他反过来问他的对话者:“你只想着聚敛尽可能多的钱财,追求名声和荣誉,却不关心,也不求知智慧和真理,以及怎么是灵魂变得最好的,你不为这些事感到羞愧吗?”
“羞愧”在上述的对话中的两次出现构成了对生命智慧的两种理解,而且这两种理解未必矛盾。就像苏格拉底在申辩的最后喊出的那句话一样:
“我去死,你们去生。我们所去的哪个更好,谁也不知道,除非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