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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要再写出来一点东西，不然我没有办法处理现在的心理状态。
周四要交一篇论文的初稿，就在刚准备全神贯注写的时候，被家里的事情给打断了。
这种经历有好多：高一暑假，在别的小孩都在拼命补课的时候，因为家暴，妈妈逃回老家，我一个人在学校附近的垃圾街流浪了一个月，住35块钱一天的宾馆，一天吃一顿饭。
大一5月，当时在咖啡馆自习，接到大姨的电话，说妈妈因为家暴选择喝农药自杀了，在ICU想见我最后一面。我冲到医院去，看到爸爸第一眼就去推倒他。他在医院门口喊要杀了我，哪怕我在学校里也会冲进我寝室楼杀了我。我跪下来求他原谅我推他，因为我知道妈妈还活着。
这种经历的后遗症是，即使离家很近，即使我花了很大力气去调和父母的脾气（并且有很大效果），我也基本上很少回家。我始终很慌张的一个状态是，不知道哪一天接到的电话或者妈妈的微信，就能突然让我费劲心思让一切事情都运转良好的世界瞬间崩塌。
这不是那种家庭缺乏文化和经济资本让你往上走的担忧，而是你经常会质疑你现在做的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原生家庭像一个不定时炸弹，莫名其妙突然就会把你用尽力气经营和投入的一切给炸掉。
周四要交一篇论文的初稿，就在刚准备全神贯注写的时候，被家里的事情给打断了。
这种经历有好多：高一暑假，在别的小孩都在拼命补课的时候，因为家暴，妈妈逃回老家，我一个人在学校附近的垃圾街流浪了一个月，住35块钱一天的宾馆，一天吃一顿饭。
大一5月，当时在咖啡馆自习，接到大姨的电话，说妈妈因为家暴选择喝农药自杀了，在ICU想见我最后一面。我冲到医院去，看到爸爸第一眼就去推倒他。他在医院门口喊要杀了我，哪怕我在学校里也会冲进我寝室楼杀了我。我跪下来求他原谅我推他，因为我知道妈妈还活着。
这种经历的后遗症是，即使离家很近，即使我花了很大力气去调和父母的脾气（并且有很大效果），我也基本上很少回家。我始终很慌张的一个状态是，不知道哪一天接到的电话或者妈妈的微信，就能突然让我费劲心思让一切事情都运转良好的世界瞬间崩塌。
这不是那种家庭缺乏文化和经济资本让你往上走的担忧，而是你经常会质疑你现在做的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原生家庭像一个不定时炸弹，莫名其妙突然就会把你用尽力气经营和投入的一切给炸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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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妈妈突然带弟弟来我学校玩。结合前一天晚上妈妈发的朋友圈说“这就是个神经病”，我就知道家里出事了。
见面的时候妈妈和弟弟什么也没说，我也不再多问，因为我知道不管家里发生什么我都依然无能为力。
我以前说弟弟正在经历我小时候经历过的事情，其实不只是那些共同看过的书，还指的是挨过的毒打。很难说谁的经历要更糟糕一些，被扔到臭水沟、被打断两根拖把、被拿着水果刀追着砍，这么一想弟弟的经历还是要稍微好一点点。
长大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我有什么心理问题和毛病都不奇怪。但难以理解的幸运是，除了原生家庭，我整个世界的其他部分都充满了过分的善意和爱，这才让我有勇气说自己绝对不会变成像爸爸那样的人，才能说我的性格其实很好、很稳定（虽然平时有很多小脾气）。
但最残忍的事情是，你花了很大很大代价，几乎是别人没有办法理解的代价，终于和自己的童年和解，结果你看到你自己的亲生弟弟在重新经历你所经历过的一切，然后你并不确定他能不能make through this，你才发现你依然是那个抱着因害怕而发抖的妈妈在怀里的小男孩。
见面的时候妈妈和弟弟什么也没说，我也不再多问，因为我知道不管家里发生什么我都依然无能为力。
我以前说弟弟正在经历我小时候经历过的事情，其实不只是那些共同看过的书，还指的是挨过的毒打。很难说谁的经历要更糟糕一些，被扔到臭水沟、被打断两根拖把、被拿着水果刀追着砍，这么一想弟弟的经历还是要稍微好一点点。
长大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我有什么心理问题和毛病都不奇怪。但难以理解的幸运是，除了原生家庭，我整个世界的其他部分都充满了过分的善意和爱，这才让我有勇气说自己绝对不会变成像爸爸那样的人，才能说我的性格其实很好、很稳定（虽然平时有很多小脾气）。
但最残忍的事情是，你花了很大很大代价，几乎是别人没有办法理解的代价，终于和自己的童年和解，结果你看到你自己的亲生弟弟在重新经历你所经历过的一切，然后你并不确定他能不能make through this，你才发现你依然是那个抱着因害怕而发抖的妈妈在怀里的小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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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过花墙的2月live是我今年无敌大遗憾🙁
花墙FancyWall - Crimson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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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了解每一个个体就越能感受到一种集体性的病症，失常的心理健康问题在大学里是触目惊心的。以前说大学不培养人，现在我觉得说我们的大学正在杀人都是不为过的。
无谓的技能和信息组成的各种课程和活动过度地消耗着人的内心精力，使其无法应对个人的问题；同时各种传统共同体的瓦解、人与人之间弱连接对强连接的取代，也使得团体处理个人问题的场所消失了。
遗憾的是，这种判断还必须付诸于某种实证主义信条的检验才能获得公信力；更遗憾的是，我自身也认同只有在这种信条下很多共识的达成才是可信的。
但只要稍稍具体共情每个个体的处境，就会发现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正在掐着很多人的脖子。
无谓的技能和信息组成的各种课程和活动过度地消耗着人的内心精力，使其无法应对个人的问题；同时各种传统共同体的瓦解、人与人之间弱连接对强连接的取代，也使得团体处理个人问题的场所消失了。
遗憾的是，这种判断还必须付诸于某种实证主义信条的检验才能获得公信力；更遗憾的是，我自身也认同只有在这种信条下很多共识的达成才是可信的。
但只要稍稍具体共情每个个体的处境，就会发现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正在掐着很多人的脖子。
dd.leopold: 进一步的，我还想分享我在整个大学期间观察到的“片面”的抑郁症案例特征。 在大学里，我做过很多学生工作，从社团组织负责人这样的同辈角色，到兼职辅导员、学长组、副指导员这样的师长角色，我接触了很多抑郁症同学。在我的”片面“（第二次强调）观察里，很多抑郁症朋友是出生在教师、知识分子或公职人员家庭的独生女性（我想这应该不会被视为是一种性别歧视吧？）。 这个群体的特征是：她们的儿童生活总体比较平坦，因而没有在幼年形成抵抗动荡生活的坚韧的性格。而这种教师家庭的子女往往要面临激烈的学业竞争，有些其实是在天资并不聪慧的前提下依靠家庭文化资本进入较高水平的名牌中学和大学里。 抑郁症一般很少会在她们初中时候就出现，而往往会在她们无法在高中过于激烈的竞争环境或是大学过于多元的竞争体系里保持前列水平的时候出现。即使不是因为学业竞争的原因，家庭的变故（父母离异、感情破裂或至亲逝世）或者恋爱的不顺（碰到渣男），也会突然耗竭掉她们的内心力量，因为这是她们在考试之外不擅长、不习惯处理的问题。 在我的大学里，出现抑郁症的女性分布在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容貌姣好、家庭经济不错且自身成绩突出的，但这种女生很难在长期的、过度的竞争和他者的评价中维持一个比较坚韧的内心力量，一般会因为某种情感关系而患上抑郁；另一个极端是容貌一般、表现一般且家庭环境一般的女性，这种女生往往作为县城中学的少数学业竞争优绩者而考上精英大学，却遇到极大的全方位落差，同样没有一个更加坚韧的力量去弥补和反超这种本质上是家庭文化资本带来的与同龄人的差距。 从教育的视角来看，我会认为我们的教育体制让太多人把太多的精力花在了学业竞争上，而使得他们没有足够的精力、时间和内心力量来处理其他维度的问题，这种失衡日积月累，最终表现为内心的抑郁。这种抑郁还表现在，越是患了抑郁症的大学生，越是想要在学业竞争中维持优胜地位，因为这是她们为数不多得以维持自身存在的支撑点。 也应该谈一谈患上抑郁症的男生，但我遇到的不多。他们的家庭出身跟上面差不多，更多是父母关系不好，而自己无法解决家庭关系矛盾，而就体现出来的其他特征来看，也跟上文中的女性是差不多的。 从这个角度看，给自己充足的闲暇时间，进而建构多元的自我身份认同，而不是把自己禁锢在单一的学业评价体系里，可能是这个群体自我调整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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