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读者会"感到被冒犯"?
关键不在写了什么,而在怎么写。
有人说"丝毫没有察觉到一丝'谴责'或'讽刺'的意味"时,他其实在指控:这种描写缺乏"作者意识"的距离感。读者感觉"作家在通过人物说话",而非"有距离地描写一个跟自己三观不同的人物"。
这与技巧有关。苏童写糜烂,马尔克斯写乱伦,纳博科夫写恋童,读者很少质疑作者道德,因为他们建立了清晰的"反讽距离"或"病理化视角"。而双雪涛的争议在于,他写青春期男性凝视时,语调过于"自然"——就像一个网友说的,"好像李默只是在'吃饭'而已"。这种自然主义式的、未经审视的呈现,让女性读者合理怀疑:这究竟是人物的真实,还是作者潜意识的真实?
二、"呈现"不等于"认同",但"怎么呈现"暴露作者位置
人性是幽暗的光谱,没错。但光谱需要参照系。
文学不负责道德教育,但水平高低取决于作者的技巧和思想。这里的思想,不是指道德说教,而是指对笔下一切的反思位置。当小说里男性角色集体对异性开黄色玩笑,而女性角色从未反过来攻击男性时,这种单向度的呈现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视角暴力——它暴露了作者或许根本没意识到性别权力结构的存在。
这已非"道德责任"问题,而是认知局限问题。你能明确感觉到他写这部分自己爽到了但是写的很烂。爽感是致命的,它意味着作者与人物缺乏必要审美距离。
三、真正的问题:不是"该不该",而是"有没有能力"
作者应隐去,人物归人物是理想状态。但往往揭示一个残酷现实:很多作者做不到。
思想不够所以面对自己的人物并没有办法内省——这击中了要害。写恶人容易,写"有距离的恶人"难。当作者自身对性别、权力、暴力的认知还停留在前现代阶段,他根本无法赋予人物真正的复杂性,只能让人物成为自己局限的传声筒。这不是道德败坏,是手艺不精叠加意识落后。
所以这名网友的愤怒是正当的:他不是在要求道德审查,而是在抗议一种粗糙的、未经转化的自我沉溺被当作"真实"来贩卖。
结论:光谱需要"光",而非混沌
文学必须呈现复杂人性。但复杂不等于未经审视的杂陈。
真正的大师呈现光谱时,背后有整全的世界观作为光源。莫言写肮脏,鲁迅写麻木,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的虚荣,都带有内在的审视结构。读者能感到:作者比人物更清醒。
而双雪涛的争议段落,恰恰让读者感到:作者和人物一样混沌。应该有纠正恶行的效果时,不是在要道德说教,而是在要 一种基本的现代写作伦理——意识到笔是一种权力,而权力需要被审视 。
所以答案不是"作者要为人物道德负责",而是:作者必须为"为何这样写"负责。你选择呈现什么、忽略什么、以何种语调呈现,本身就在泄露你的道德无意识。这不是枷锁,而是对复杂性的真正尊重——因为你得先意识到复杂,才能呈现复杂。
人性是光谱,但光谱需要被照亮,而非被模糊。
文学的价值不在于呈现"真实",而在于呈现"有意识的真实"。双雪涛在《聋哑时代》中确实展现了"80后"成长的复杂性,小说除了序言部分用了'序曲'而非'丹凤陈'作为标题,其余各章节的标题都是人名,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方式,如果缺乏对人物背后结构性问题的反思,就会导致对人性复杂性的片面呈现 。
作家无需为书中人物的道德行为负责,但必须为自己的叙事选择负责。当时有一种论调是批评"80后"作家不关心大历史、只关注个人小情调的偏见。具体来说,这种指责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80后"必须很成功:因为"80后"享有父母创造的优良生存环境和良好教育条件,所以理应取得显著成就 。二个是"80后"很自私:认为"80后"只关注自我,缺乏对社会大历史的关怀和责任感 。而双雪涛通过《聋哑时代》有力地反击了这种指责:他以东北下岗潮为背景,将个人成长经历与大历史紧密结合,展现了"80后"一代如何被时代洪流所塑造 。
他通过李默等人物的故事,证明了"大历史就生长在个人具体的经验中",只要个体经验处理得足够有张力、饱满、充沛,书写个体经验便是书写大历史 。他不仅呈现了"80后"的成长轨迹,还揭示了这一代人与历史代际不同的历史经验与历史感受 。他通过作品表明:"写出我们这代人有过的苦难,而苦难无法测量,上一辈和这一辈,苦难的方式不同,但不能说谁的更有分量" 。他不仅呈现了一代人的成长轨迹、生命历程如何被大历史塑造并区别于其他历史代际,更为重要的是,他通过写作表明,大历史就生长在个人具体的经验中。但这种"个人具体的经验"必须包含对性别、权力等结构性问题的反思,才能真正展现人性的完整光谱。
最终,文学的道德责任不在于告诉读者什么是"对"或"错",而在于提供足够丰富的视角,让读者能够自己思考、判断和感受。当作家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并努力超越它,才能真正实现"作者隐去,让人物成为人物本身"的理想状态。
问题不在于“不批判”,而在于“无距离的呈现”容易被解读为“无意识的认同”。这既是技巧问题,也关乎作者对描写对象是否具备足够的反思性认知。
“作家意识”与审美距离:真正的争议点被提炼为“作家意识”的缺失。当作者自身对性别、权力等结构性问题的认知停留在“前现代”阶段,他就无法在叙事中建立一种更高的、带有反思性的视角。读者感受到的冒犯,并非源于内容本身,而是源于作者技巧(无法建立距离)和思想(缺乏反思)的双重匮乏,导致粗糙的“自我沉溺”被包装成了“文学真实”。
作者的责任边界:双方在一个关键点上达成潜在共识:作家无需为人物的道德负责,但必须为自己的“叙事选择”负责。即,作者为何选择呈现A而忽略B?为何用这种语调而非那种?这些选择本身就“泄露了作者的道德无意识”。作家的责任在于为自己的艺术判断和思想深度负责。
读者的阐释与质疑权:读者是否有权从文本的叙事方式质疑作者的道德观念?讨论倾向于肯定。当文本的呈现方式(如单向度的男性视角、缺乏审视的自然主义)让读者感到强烈不适,并模糊了作者与人物的意识边界时,这种质疑是一种正当的审美反馈和批评权利。
结论:光谱需要被“照亮”
这场讨论最终超越了简单的“该不该写”,指向了一个更高的文学标准:
复杂不等于混沌:文学理应呈现人性的复杂光谱,但高级的呈现需要作者有能力和意识去“照亮”这片光谱,让读者看到其中的结构、权力关系和幽微之处,而非简单地将其混沌杂陈。
“光”来自作者的技艺与思想:这“光”就是作者的叙事技巧(如反讽、多重视角、病理化描写)和思想深度(对权力、性别、人性的深刻反思)。正是这“光”区分了“有意识的艺术真实”和“无意识的自我投射”。
双雪涛案例的启示:双雪涛的创作(尤其结合其东北叙事背景)有其历史价值,他试图将个人成长嵌入大历史(如国企下岗潮)。然而,这场讨论揭示,如果对历史中个人经验的描绘,缺乏对其中结构性不公(如性别权力)的同步反思,那么这种历史书写可能是不完整的,甚至会无意识地固化其中的偏见。
总而言之,用户的困惑得到了多角度的回应:文学当然可以、也应该描写人性的任何阴暗面,但伟大的描写要求作者具备相应的技艺和思想,以建立一种超越人物的、清醒的审视结构。读者的不适,往往是对作者未能达到这一美学高度的敏锐预警,而非对文学自由的简单否定。一、为什么读者会"感到被冒犯"?
关键不在写了什么,而在怎么写。
有人说"丝毫没有察觉到一丝'谴责'或'讽刺'的意味"时,他其实在指控:这种描写缺乏"作者意识"的距离感。读者感觉"作家在通过人物说话",而非"有距离地描写一个跟自己三观不同的人物"。
这与技巧有关。苏童写糜烂,马尔克斯写乱伦,纳博科夫写恋童,读者很少质疑作者道德,因为他们建立了清晰的"反讽距离"或"病理化视角"。而双雪涛的争议在于,他写青春期男性凝视时,语调过于"自然"——就像一个网友说的,"好像李默只是在'吃饭'而已"。这种自然主义式的、未经审视的呈现,让女性读者合理怀疑:这究竟是人物的真实,还是作者潜意识的真实?
二、"呈现"不等于"认同",但"怎么呈现"暴露作者位置
人性是幽暗的光谱,没错。但光谱需要参照系。
文学不负责道德教育,但水平高低取决于作者的技巧和思想。这里的思想,不是指道德说教,而是指对笔下一切的反思位置。当小说里男性角色集体对异性开黄色玩笑,而女性角色从未反过来攻击男性时,这种单向度的呈现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视角暴力——它暴露了作者或许根本没意识到性别权力结构的存在。
这已非"道德责任"问题,而是认知局限问题。你能明确感觉到他写这部分自己爽到了但是写的很烂。爽感是致命的,它意味着作者与人物缺乏必要审美距离。
三、真正的问题:不是"该不该",而是"有没有能力"
作者应隐去,人物归人物是理想状态。但往往揭示一个残酷现实:很多作者做不到。
思想不够所以面对自己的人物并没有办法内省——这击中了要害。写恶人容易,写"有距离的恶人"难。当作者自身对性别、权力、暴力的认知还停留在前现代阶段,他根本无法赋予人物真正的复杂性,只能让人物成为自己局限的传声筒。这不是道德败坏,是手艺不精叠加意识落后。
所以这名网友的愤怒是正当的:他不是在要求道德审查,而是在抗议一种粗糙的、未经转化的自我沉溺被当作"真实"来贩卖。
结论:光谱需要"光",而非混沌
文学必须呈现复杂人性。但复杂不等于未经审视的杂陈。
真正的大师呈现光谱时,背后有整全的世界观作为光源。莫言写肮脏,鲁迅写麻木,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的虚荣,都带有内在的审视结构。读者能感到:作者比人物更清醒。
而双雪涛的争议段落,恰恰让读者感到:作者和人物一样混沌。应该有纠正恶行的效果时,不是在要道德说教,而是在要 一种基本的现代写作伦理——意识到笔是一种权力,而权力需要被审视 。
所以答案不是"作者要为人物道德负责",而是:作者必须为"为何这样写"负责。你选择呈现什么、忽略什么、以何种语调呈现,本身就在泄露你的道德无意识。这不是枷锁,而是对复杂性的真正尊重——因为你得先意识到复杂,才能呈现复杂。
人性是光谱,但光谱需要被照亮,而非被模糊。
文学的价值不在于呈现"真实",而在于呈现"有意识的真实"。双雪涛在《聋哑时代》中确实展现了"80后"成长的复杂性,小说除了序言部分用了'序曲'而非'丹凤陈'作为标题,其余各章节的标题都是人名,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方式,如果缺乏对人物背后结构性问题的反思,就会导致对人性复杂性的片面呈现 。
作家无需为书中人物的道德行为负责,但必须为自己的叙事选择负责。当时有一种论调是批评"80后"作家不关心大历史、只关注个人小情调的偏见。具体来说,这种指责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80后"必须很成功:因为"80后"享有父母创造的优良生存环境和良好教育条件,所以理应取得显著成就 。二个是"80后"很自私:认为"80后"只关注自我,缺乏对社会大历史的关怀和责任感 。而双雪涛通过《聋哑时代》有力地反击了这种指责:他以东北下岗潮为背景,将个人成长经历与大历史紧密结合,展现了"80后"一代如何被时代洪流所塑造 。
他通过李默等人物的故事,证明了"大历史就生长在个人具体的经验中",只要个体经验处理得足够有张力、饱满、充沛,书写个体经验便是书写大历史 。他不仅呈现了"80后"的成长轨迹,还揭示了这一代人与历史代际不同的历史经验与历史感受 。他通过作品表明:"写出我们这代人有过的苦难,而苦难无法测量,上一辈和这一辈,苦难的方式不同,但不能说谁的更有分量" 。他不仅呈现了一代人的成长轨迹、生命历程如何被大历史塑造并区别于其他历史代际,更为重要的是,他通过写作表明,大历史就生长在个人具体的经验中。但这种"个人具体的经验"必须包含对性别、权力等结构性问题的反思,才能真正展现人性的完整光谱。
最终,文学的道德责任不在于告诉读者什么是"对"或"错",而在于提供足够丰富的视角,让读者能够自己思考、判断和感受。当作家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并努力超越它,才能真正实现"作者隐去,让人物成为人物本身"的理想状态。
问题不在于“不批判”,而在于“无距离的呈现”容易被解读为“无意识的认同”。这既是技巧问题,也关乎作者对描写对象是否具备足够的反思性认知。
“作家意识”与审美距离:真正的争议点被提炼为“作家意识”的缺失。当作者自身对性别、权力等结构性问题的认知停留在“前现代”阶段,他就无法在叙事中建立一种更高的、带有反思性的视角。读者感受到的冒犯,并非源于内容本身,而是源于作者技巧(无法建立距离)和思想(缺乏反思)的双重匮乏,导致粗糙的“自我沉溺”被包装成了“文学真实”。
作者的责任边界:双方在一个关键点上达成潜在共识:作家无需为人物的道德负责,但必须为自己的“叙事选择”负责。即,作者为何选择呈现A而忽略B?为何用这种语调而非那种?这些选择本身就“泄露了作者的道德无意识”。作家的责任在于为自己的艺术判断和思想深度负责。
读者的阐释与质疑权:读者是否有权从文本的叙事方式质疑作者的道德观念?讨论倾向于肯定。当文本的呈现方式(如单向度的男性视角、缺乏审视的自然主义)让读者感到强烈不适,并模糊了作者与人物的意识边界时,这种质疑是一种正当的审美反馈和批评权利。
结论:光谱需要被“照亮”
这场讨论最终超越了简单的“该不该写”,指向了一个更高的文学标准:
复杂不等于混沌:文学理应呈现人性的复杂光谱,但高级的呈现需要作者有能力和意识去“照亮”这片光谱,让读者看到其中的结构、权力关系和幽微之处,而非简单地将其混沌杂陈。
“光”来自作者的技艺与思想:这“光”就是作者的叙事技巧(如反讽、多重视角、病理化描写)和思想深度(对权力、性别、人性的深刻反思)。正是这“光”区分了“有意识的艺术真实”和“无意识的自我投射”。
双雪涛案例的启示:双雪涛的创作(尤其结合其东北叙事背景)有其历史价值,他试图将个人成长嵌入大历史(如国企下岗潮)。然而,这场讨论揭示,如果对历史中个人经验的描绘,缺乏对其中结构性不公(如性别权力)的同步反思,那么这种历史书写可能是不完整的,甚至会无意识地固化其中的偏见。
总而言之,文学当然可以、也应该描写人性的任何阴暗面,但伟大的描写要求作者具备相应的技艺和思想,以建立一种超越人物的、清醒的审视结构。读者的不适,往往是对作者未能达到这一美学高度的敏锐预警,而非对文学自由的简单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