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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顶大家好，这是一则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奥特快，南大历史系世界史毕业，在东南亚、中东、拉美都工作生活过，做过内容、做过VC、也干过物流。在中东任过国家经理、在长江商学院讲过课、在复旦管院期刊发过文、在世界经济论坛阿布扎比活动做过嘉宾、在环球时报中英文版接受过采访。
除了即刻，我公众号/小宇宙都叫@奥特快出海笔记，小宇宙主要是我的单口相声，欢迎关注。
ps：之所以叫奥特快，是因为我小时候喜欢奥特曼，直接把网名叫作奥特曼显得很傻，所以叫奥特快……
我是奥特快，南大历史系世界史毕业，在东南亚、中东、拉美都工作生活过，做过内容、做过VC、也干过物流。在中东任过国家经理、在长江商学院讲过课、在复旦管院期刊发过文、在世界经济论坛阿布扎比活动做过嘉宾、在环球时报中英文版接受过采访。
除了即刻，我公众号/小宇宙都叫@奥特快出海笔记，小宇宙主要是我的单口相声，欢迎关注。
ps：之所以叫奥特快，是因为我小时候喜欢奥特曼，直接把网名叫作奥特曼显得很傻，所以叫奥特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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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教：打算做个网站对海外卖虚拟咨询产品，但Shopify似乎更适合卖货？有啥其他推荐的吗？
主要需求第一是我操作起来简单（还在需求验证阶段不想投入太多）；第二是客户下单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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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de被封后找替代，同一个任务，同时交给GPT/Gemini/DeepSeek/Kimi3去干，Kimi3的表现突出得耀眼。有一种蝙蝠侠3黑暗骑士崛起末尾蝙蝠侠退役后罗宾走进蝙蝠洞的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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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虹得了菲尔兹奖，有人说国内高校KPI化的科研埋没人才，我觉得话也不能这么讲
诚然，最极致的创新可能确实需要宽松的环境，但这里面涉及两个问题：
第一，KPI化可能限制了顶，但也兜住了底。尤其不是所有人都像王虹那样痴迷她研究的领域，或者说，大多数人只是把科研作为一项普通工作而已，只不过不是在公司而是在高校打工。没有KPI，有一定概率爆出不世之材，但更大概率是整体科研质量的下降。
第二，虽然近几年中国科学家不断在前沿领域取得突破，但总体上看，过去40年中国科研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追赶以及提高中国科技水平的中枢。
换言之，这更像一个有追赶目标后的执行向的活，而不是突破人类文明边界的探索向的活。KPI化可能限制了天花板，但却能更稳健地提高科技水平中枢的底。
比较抽象的原因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很多制度设计和商业策略，根本上来自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的原因很多，但我想说很吊诡的一点——因为我们极度“拥抱变化”。
虽然老中是五千年文明古国，但我有时感觉老中人在某些方面可能反倒是地球上最进步主义的一群人。对变化尤其是技术变革和社会变化来者不拒，极其热忱（对比老中人对AI和欧美人尤其欧洲人对AI态度的区别就可见一斑）。还发明了一堆词来花式挖苦保守主义，从当年的老古板老顽固，到现在老登中登。
这当然有非常好的一面，让我们不论老幼，接受新事物的速度都特别快，创新迭代的速度也是力压全球。
但反过来想，如果所有人都从骨子里都认为变化永远在发生，明年和今年就是不一样，五年后十年后更是完全不敢想，那么对当下决策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就像农民种田，如果预期每一年甚至半年乃至更短就要换块地，我想农民阿伯是不太会有耐心精耕细作的。
这就会导致，除了极少数人中龙凤，相当多的决策与设计的第一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确定性，尤其是当下的确定性。
这体现在方方面面：
比如高校KPI化，确实可能埋没掉不确定性的不世之材，但能确定性地提升科研人员质量和科技水平的中枢；
比如企业经营更侧重卷效率降成本而非搞研发卖高价，因为研发不一定导向高价，高价又不一定导向利润，但降掉的本就是变相的确定性收入。
甚至比如重理轻文——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文科理科谁有用，JK罗琳、约翰列侬、凯恩斯等硬用文理框架去分，都算文科生，但谁能否认他们对英国贡献呢？
问题的关键是，理科的效用确实比文科更有确定性。因为即便平庸的电气工程毕业生，仍然可以去做电气相关工作，仍然可以为大国重器/专精特新贡献一点点绵薄但确定性的贡献，但平庸的历史系（自黑一下）呢？
这让我想起四年前在吉隆坡与一个马来华人老铁吃烤串，店里除了付现金就是刷信用卡，整条街都没人开通移动支付。
老铁说马来西亚当地有个零食店叫MIX，开了快20年，做的生意就是把中日韩零食卖到马来西亚。最早就是一家小卖部，一点点做大做强做成连锁，完全不搞任何花活。我听完简直不可思议，这要在中国大陆感觉不知道被卷死多少次了。
一个“保守”缓慢的国家让人感到无聊古板，但如果土壤真的长期不变，说不定也反过来有利于不急不忙地长出一些真正耐得住时间的东西。
PS：就是不知道近几年中资扎堆出海东南亚后，那家MIX还活着没……
诚然，最极致的创新可能确实需要宽松的环境，但这里面涉及两个问题：
第一，KPI化可能限制了顶，但也兜住了底。尤其不是所有人都像王虹那样痴迷她研究的领域，或者说，大多数人只是把科研作为一项普通工作而已，只不过不是在公司而是在高校打工。没有KPI，有一定概率爆出不世之材，但更大概率是整体科研质量的下降。
第二，虽然近几年中国科学家不断在前沿领域取得突破，但总体上看，过去40年中国科研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追赶以及提高中国科技水平的中枢。
换言之，这更像一个有追赶目标后的执行向的活，而不是突破人类文明边界的探索向的活。KPI化可能限制了天花板，但却能更稳健地提高科技水平中枢的底。
比较抽象的原因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很多制度设计和商业策略，根本上来自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的原因很多，但我想说很吊诡的一点——因为我们极度“拥抱变化”。
虽然老中是五千年文明古国，但我有时感觉老中人在某些方面可能反倒是地球上最进步主义的一群人。对变化尤其是技术变革和社会变化来者不拒，极其热忱（对比老中人对AI和欧美人尤其欧洲人对AI态度的区别就可见一斑）。还发明了一堆词来花式挖苦保守主义，从当年的老古板老顽固，到现在老登中登。
这当然有非常好的一面，让我们不论老幼，接受新事物的速度都特别快，创新迭代的速度也是力压全球。
但反过来想，如果所有人都从骨子里都认为变化永远在发生，明年和今年就是不一样，五年后十年后更是完全不敢想，那么对当下决策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就像农民种田，如果预期每一年甚至半年乃至更短就要换块地，我想农民阿伯是不太会有耐心精耕细作的。
这就会导致，除了极少数人中龙凤，相当多的决策与设计的第一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确定性，尤其是当下的确定性。
这体现在方方面面：
比如高校KPI化，确实可能埋没掉不确定性的不世之材，但能确定性地提升科研人员质量和科技水平的中枢；
比如企业经营更侧重卷效率降成本而非搞研发卖高价，因为研发不一定导向高价，高价又不一定导向利润，但降掉的本就是变相的确定性收入。
甚至比如重理轻文——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文科理科谁有用，JK罗琳、约翰列侬、凯恩斯等硬用文理框架去分，都算文科生，但谁能否认他们对英国贡献呢？
问题的关键是，理科的效用确实比文科更有确定性。因为即便平庸的电气工程毕业生，仍然可以去做电气相关工作，仍然可以为大国重器/专精特新贡献一点点绵薄但确定性的贡献，但平庸的历史系（自黑一下）呢？
这让我想起四年前在吉隆坡与一个马来华人老铁吃烤串，店里除了付现金就是刷信用卡，整条街都没人开通移动支付。
老铁说马来西亚当地有个零食店叫MIX，开了快20年，做的生意就是把中日韩零食卖到马来西亚。最早就是一家小卖部，一点点做大做强做成连锁，完全不搞任何花活。我听完简直不可思议，这要在中国大陆感觉不知道被卷死多少次了。
一个“保守”缓慢的国家让人感到无聊古板，但如果土壤真的长期不变，说不定也反过来有利于不急不忙地长出一些真正耐得住时间的东西。
PS：就是不知道近几年中资扎堆出海东南亚后，那家MIX还活着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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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每个人都发把枪，取人性命是更容易了，但活下来也没变简单啊（甚至还更难了）
Jay_Yu: 很多事是看着难，其实挺简单的，比如搭个ai应用，搞各种花里胡哨的engineering 也有一些事是看着简单，真做起来挺难的，比如用ai生成，门槛低了许多，但做出大家真正爱看的好内容依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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