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生听刘旸教主前两天多多指教的播客，对其中一句有点感触，随便写写。当公共平台言出现脱离语境的简短言语，引出的笔画化理解与完全性设想是否有存在价值

当下时代人们所收信息时，直击感知的只有所呈词句。而思维本能将新的片段化信息逐字与对于言者所具了解联合在一起。尝试从所谓“新形象”的接受甚至拆分到笔画，与一切看似有关的“旧印象”中找联系，并以自我认为合理的理由对其进行解释，那旧印象就包括担不限于对言者的了解，更是把对社会现象的了解与其进行融合。似乎是极力贴合个人认知的一种显现，又似乎是对于所阅对象下意识的了解欲望。

但面对潮涌般众多、普遍刺激性强的泛泛讯息，以浏览为主的第三方视角通常不会太过严谨。自主主观的不在意、不屑于，往往超过下意识的进一步求知，从而不会花费时间理性了解言者所历。同时言者所对的对象，对象所感，在浏览视角下仅化为尽可能与已知建立联系。

当阅者本就对言者了解粗略，或已知片面了解与其所见不匹配时，对原词句的解释就已经没有了意义。

况且人类第一反应对简单语言的完全性设想也是本能化行为。当第三者完全无法将眼下言论与旧形象产生联系时，便会生出主观猜测。当意识足够认可一个猜测或从中受到的新鲜感足够强大时，潜移默化中猜测会盖过事实的吸引力。从而更不屑于了解“其所历”，自然而然“其所感”的重要程度远比不上“我所感”的重要程度。

其实是一种作为阅者极自私的心理满足，但产生对信息的满足似乎又本就是普罗大众接受讯息的主要目的。所以该现象也许是无可避免的。

而抒情性简短语言的本意便会被无限曲解放大，或与任何可能呈现于公众但仅一面之缘的人产生联系。一切又不得不归根于人作为阅者必然之本能 ，即只要观者足够多，那注定有千万种解释。因此在社会中当言者的受瞩目度足够高时，往往言论自由度大大受限。说的越多，字里行间易被曲解放大的就越多。说的越少，留给完全性设想的空间就越大，就算后期追述再多对本意的解释，人们还是会倾向于本能下看似更合理，更能满足自我的印象与设想化的解释。

所以没有语境的抒情或言论，注定被曲解，而再观任何以阅者为身份所作的解释，也就自然没有任何意义。

“寺庙是个好道场。”“祈福，许愿，讨论鬼神，僧俗，出入，仕隐。”
“寺庙是个好道场。”“超度，忏悔，讨论生死，朝野，家国，君臣。经世济民。”

前几天，我说自己讨厌布莱希特式戏剧的间离效果，也说以后看完话剧都不再写repo。因为想剥离眼下与现实共生的理性，感知一份人生的复杂而不做指点，不想再议论扁平或复杂的正邪。而看完法源寺这又一个此类叙事的作品，还是写了点东西。

尤其面对政治立场下的角色，都知道辩证看，辩证看，也又都忍不住评个好坏。法源寺又极尽在所有存在争议的人性上塑造了极端的辩证。袁世凯于粉末唾骂中登场，可“泱泱商困民穷”中有他强军复兴的黄粱一梦。直到“救驾”成了“救我”，戊戌九月二十一日死的第七个君子是他的好名声。慈禧神话妖魔化的身影，训政时的托辞是否也有一丝舐犊真情。所以厌倦了作为第三者的思考，因为我的道德评判不足以衡量政治棋局。因为论到最后，我的短浅见识总是卷死于涛涛洪流。

但看到异禀执着对谭嗣同的一声大哥，放弃对慈禧的一声奶奶，我意识到我又要做一次异禀。

那就让我们再好好做一次带着主观的异禀。

史书中说变法失败的原因是没有认清统治阶级本质，寄希望于无实权之傀儡。天可怜见，前有太平天国血溅世风日下，后有日本明治维新天翻地覆，难道彼时选择革命就一定能胜过变法。光绪没有实权，但难道赤手空拳的康谭二人就有。袁一念之差就注定围园劫后政变的倾覆，变法不依靠光绪从何变起。与其强说这些是变法失败的原因，我更愿意相信这是那一世况下所铸的正确的风雨，既然本就无人做生还的准备，那这样的结局就是变法的胜利。

“提倡民主思想。”“这是康有为对朕说的第一句话。”再谈谈光绪。与康长谈后，光影打在了不该有的转场上。维新身影搬去了一张又一张椅子，唯独剩了一张等待着陈腐的三拜九叩等着他坐下，再将他连衣夺去。一个能够交心的君主，一个有着先进思想的君主，一个给予赏识和支持的君主，一个决心救国的君主，维新人士不难选他做依靠。难得的，亡国之际，有他要做明君。与康一次又一次的坐近，无望之际劝其明哲保身，赴死前放下君臣与谭嗣同握手。无疑的，他确是一位明君。

到了谭嗣同就不必辩证了，大哥就是大哥，真男人无须多言。
算了好好说。
“我想做一个有觉悟的人。”义的赞颂不必赘述，其他的感触有两处。一是与梁启超的跪拜，他说师父是释伽牟尼，他说灵魂驻市把妄成真才是佛教正解，可他也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寺下有伪君子图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苟且一生；寺下也有真佛身念风景不殊山河尤是，择殉矣已。再者是四人与妻的话语，“我想天上的一切杰作都是星辰流转，过去了就不要惋惜”，这份轻声的豁达对应的是四处“雪上空留马行处”的浩荡余音。愚见这里的别不是堆砌悲壮，是让人看到他们的人性，他们世俗的，纯粹的人性，明白他们释然之下有怨，有悲，无悔。

“但我仍从容。”终于说到康有为了，来好好说说康有为。一个有着良知，智慧，抱负，荣誉，凡俗，欲望的人。他是十九世纪的创世功者，他亦是二十世纪的沧桑古董。生不同于殉，有欲望，有顾虑，有好的理由。对光绪的真言，对袁的痛斥，对救驾的毫无顾虑，无可否认是他有着浩浩汤汤的救国弘愿。我们旁观着一次又一次辩证，梁启超却无从逃脱并非非黑即白的徘徊，于是被推向了生，他所不满的恩师康有为的生，他称之为不幸。开头结尾两次梁启超念“极端的失败”，康有为语“极端的成功”，唯一的变化是康语气由豪情壮志到力不从心。如果欲生而极端之生，想必他庆幸成功。如果求死而极端存活，他必将自认失败。从“我是广东人，自己人自己人”“我也是广东人，自己人自己人”到结尾“我是广东人，自己人自己人，不是自己人不是自己人”“我也是广东人，自己人自己人，不是自己人不是自己人”，为什么这次无法用君子和而不同来形容异途的两个英雄。

“我给你讲讲晚清。”“晚清这段历史讲述的是，家国，君臣，出士，入隐。”“他们还活着吗？”“你看不见吗。”“活着。”“你关注生。”“您讲述死。”“极端的国难，极端的生死。极端的失败，极端的成功。在极端的两极寻找常态发现平衡。”关于结尾。这个作品一直在强调多面，也一直在叙述极端，极端的时代，极端的事迹，复杂多面的辩证到了本质也成了极端。即使分不出正邪讲道德，也辩不出多面求平衡，这都没关系。异禀是法源寺听故事的芸芸后生，我们是持着主观有着臆断的异禀。

算了，布莱希特也没关系，臆断就只当我浅薄粗鄙。如果总有普净愿意讲晚清，那我愿意多做几次异禀。

毕竟，“寺庙是个好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