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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顶《致潜在采访对象的一封信》
你好呀。
收到我的采访邀请，你或许会有些警惕：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要和一个陌生人说这些？你想从我这里知道什么？我能得到什么，又可能承担什么风险？
这些都是很合理的问题。
作为记者，我始终认为，接受采访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判断，甚至一些并不轻松的时刻交给另一个人，本身就是一种恩赐。
对话中，有时你能清晰感受到，一个人正在你面前慢慢卸下防备，说出原本不准备示人的话，像小猫露出它的肚皮。
我不会把这理解为一种“成功”的突破和攻陷。恰恰相反，它常常提醒我：记者获得了更多信息，也承担了更多责任。
这份信任很重——ta向你交出了一切你能伤害ta的全部。那么，it‘s your turn. 你该如何保护ta？
过去，我经历过很多类似的纠结。当一个具体的人，与更具体的报道所追求的完整、尖锐甚至所谓“新闻价值”发生冲突时，究竟应该把什么放在前面？
绝大部分时间，我选择了前者。当然，这会被很多前辈指责为不够锋利、笃定、专业。但没关系，起码当天晚上，我可以睡得着觉了。
我始终觉得，无论做什么报道，为了多大的理念，都不该伤害一个具体的人。
不过，保护具体的人，并不意味着放弃追问。
我依然会想知道：为什么一件事偏偏发生在现在？它只是一个人的偶然遭遇，还是许多人正在共同经历的变化？一个人的选择、困境和感受，与背后的公司、组织、行业乃至更大的时代变化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
对我来说，新闻的意义并不是把一个人的故事变成某种观点的“案例”。我希望尽可能保留人的复杂。
现实里很少有纯粹的英雄或反派，也很少有一句话可以解释全部事情。一个人可能一边喜欢自己的工作，一边对它感到疲惫；一家公司可能既有值得珍惜的文化，也存在令人不舒服的规则；很多选择也不是简单的对错，而是在有限条件里做出的决定。
这些矛盾本身，就是我想记录的东西。
所以采访时，我可能会问得很细。你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我太八卦、琐碎。
你当时坐在哪里？是谁先说了那句话？你第一次意识到事情不对是什么时候？你为什么最后还是选择留下？某个决定发生之前，你犹豫了多久？
这些问题不是为了猎奇。
我只是相信，真正重要的东西，往往藏在细节里。只有把事情还原得足够具体，读者才能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出某种选择，而不是轻易评判。
当然，你也始终拥有边界。
有些事情你可以不回答；有些内容可以只作为背景理解；涉及身份风险时，我们可以讨论匿名方式和信息模糊处理；如果某段话我理解得不准确，也欢迎你直接纠正我。
我不能承诺报道最终一定符合每一位受访者的期待——记者必须保持自己的判断，也必须核实不同来源的信息。
但我可以承诺另一件事。我会认真对待你告诉我的每一句重要的话，不会为了戏剧性故意放大某个片段，也不会把你的信任看成“采访资源”。
很多时候，一篇报道能够存在，只是因为一些原本互不认识的人，愿意敞开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我也一直相信，新闻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让人们看见彼此，让理解成为可能。
我们也许永远无法抵达彼此，但可以努力靠近。
谢谢你愿意读到这里。
如果你愿意，我很想跟你聊聊。
你好呀。
收到我的采访邀请，你或许会有些警惕：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要和一个陌生人说这些？你想从我这里知道什么？我能得到什么，又可能承担什么风险？
这些都是很合理的问题。
作为记者，我始终认为，接受采访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判断，甚至一些并不轻松的时刻交给另一个人，本身就是一种恩赐。
对话中，有时你能清晰感受到，一个人正在你面前慢慢卸下防备，说出原本不准备示人的话，像小猫露出它的肚皮。
我不会把这理解为一种“成功”的突破和攻陷。恰恰相反，它常常提醒我：记者获得了更多信息，也承担了更多责任。
这份信任很重——ta向你交出了一切你能伤害ta的全部。那么，it‘s your turn. 你该如何保护ta？
过去，我经历过很多类似的纠结。当一个具体的人，与更具体的报道所追求的完整、尖锐甚至所谓“新闻价值”发生冲突时，究竟应该把什么放在前面？
绝大部分时间，我选择了前者。当然，这会被很多前辈指责为不够锋利、笃定、专业。但没关系，起码当天晚上，我可以睡得着觉了。
我始终觉得，无论做什么报道，为了多大的理念，都不该伤害一个具体的人。
不过，保护具体的人，并不意味着放弃追问。
我依然会想知道：为什么一件事偏偏发生在现在？它只是一个人的偶然遭遇，还是许多人正在共同经历的变化？一个人的选择、困境和感受，与背后的公司、组织、行业乃至更大的时代变化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
对我来说，新闻的意义并不是把一个人的故事变成某种观点的“案例”。我希望尽可能保留人的复杂。
现实里很少有纯粹的英雄或反派，也很少有一句话可以解释全部事情。一个人可能一边喜欢自己的工作，一边对它感到疲惫；一家公司可能既有值得珍惜的文化，也存在令人不舒服的规则；很多选择也不是简单的对错，而是在有限条件里做出的决定。
这些矛盾本身，就是我想记录的东西。
所以采访时，我可能会问得很细。你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我太八卦、琐碎。
你当时坐在哪里？是谁先说了那句话？你第一次意识到事情不对是什么时候？你为什么最后还是选择留下？某个决定发生之前，你犹豫了多久？
这些问题不是为了猎奇。
我只是相信，真正重要的东西，往往藏在细节里。只有把事情还原得足够具体，读者才能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出某种选择，而不是轻易评判。
当然，你也始终拥有边界。
有些事情你可以不回答；有些内容可以只作为背景理解；涉及身份风险时，我们可以讨论匿名方式和信息模糊处理；如果某段话我理解得不准确，也欢迎你直接纠正我。
我不能承诺报道最终一定符合每一位受访者的期待——记者必须保持自己的判断，也必须核实不同来源的信息。
但我可以承诺另一件事。我会认真对待你告诉我的每一句重要的话，不会为了戏剧性故意放大某个片段，也不会把你的信任看成“采访资源”。
很多时候，一篇报道能够存在，只是因为一些原本互不认识的人，愿意敞开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我也一直相信，新闻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让人们看见彼此，让理解成为可能。
我们也许永远无法抵达彼此，但可以努力靠近。
谢谢你愿意读到这里。
如果你愿意，我很想跟你聊聊。
208 3318
非线性的问题导向叙事，文笔实在优美，阅读是种享受。作者的问题意识很当下，他山之石可以延伸思考疫情、特朗普上任引来的后真相等议题。
与汉娜·阿伦特并肩思索，意味着我们要从自身危险的历史处境出发，去继续追问：面对犬儒主义和谎言，我们如何保持清醒思考？我们还能热爱什么、珍视什么、为何而战？如何行动才能守护这些价值？为了捍卫自由，我们需要筑起怎样的边界与桥梁，又该推倒哪些高墙？
阿伦特教导我们，在无助感最为强烈，历史看似最为晦暗的时刻，坚持像“人”一样思考，以创造性、勇气与复杂性并存的方式思考，至关重要。她也教导我们，如果真的热爱这个世界（而她正是如此），就必须有勇气保护它，即敢于抗争。
1951年，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序言中，阿伦特写道：人类似乎已经分裂成了两类，一类人相信人类无所不能，认为只要懂得如何组织群众，那么一切皆有可能，另一类人则将无能为力视作其生命的主要经验。当时如此，现在亦然。
阿伦特也曾苦恼，“我也不想做一个不好对付的人，但恐怕事实就是如此”。
嗯，我也准备好了。
与汉娜·阿伦特并肩思索，意味着我们要从自身危险的历史处境出发，去继续追问：面对犬儒主义和谎言，我们如何保持清醒思考？我们还能热爱什么、珍视什么、为何而战？如何行动才能守护这些价值？为了捍卫自由，我们需要筑起怎样的边界与桥梁，又该推倒哪些高墙？
阿伦特教导我们，在无助感最为强烈，历史看似最为晦暗的时刻，坚持像“人”一样思考，以创造性、勇气与复杂性并存的方式思考，至关重要。她也教导我们，如果真的热爱这个世界（而她正是如此），就必须有勇气保护它，即敢于抗争。
1951年，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序言中，阿伦特写道：人类似乎已经分裂成了两类，一类人相信人类无所不能，认为只要懂得如何组织群众，那么一切皆有可能，另一类人则将无能为力视作其生命的主要经验。当时如此，现在亦然。
阿伦特也曾苦恼，“我也不想做一个不好对付的人，但恐怕事实就是如此”。
嗯，我也准备好了。
2 00
「年长的阿伦特回望年轻的自己，告诉那个女孩：你当初并不知道，你所说的“爱是存在，而存在是与他人共在”是多么的正确。
汉娜·阿伦特在20世纪30年代转向政治领域，并未使她怀疑爱的意义，反而让她更加坚定地相信，爱是复数性的保障。对人类差异的爱，这种让我们成为世界一部分的爱，是构想更美好政治的前提条件，但如果将其作为政治目标，则反而会摧毁这一前提。权力和差异的问题，谁值得被爱或可爱与否，这些问题永远不应该成为政治问题，因为这类问题的答案只会导向某种形式的暴政。阿伦特认为，倘若你不希望人们在集中营里死去，或陷于贫困、流亡与侮辱之中，那么与其去“爱”他们，不如直接投身于那些冗长而乏味的劝解、谈判与妥协的过程，而这正是法律与政治的运作流程：换言之，就是要行动起来，在这扭曲的世界中肩负起政治和道德的责任。」
汉娜·阿伦特在20世纪30年代转向政治领域，并未使她怀疑爱的意义，反而让她更加坚定地相信，爱是复数性的保障。对人类差异的爱，这种让我们成为世界一部分的爱，是构想更美好政治的前提条件，但如果将其作为政治目标，则反而会摧毁这一前提。权力和差异的问题，谁值得被爱或可爱与否，这些问题永远不应该成为政治问题，因为这类问题的答案只会导向某种形式的暴政。阿伦特认为，倘若你不希望人们在集中营里死去，或陷于贫困、流亡与侮辱之中，那么与其去“爱”他们，不如直接投身于那些冗长而乏味的劝解、谈判与妥协的过程，而这正是法律与政治的运作流程：换言之，就是要行动起来，在这扭曲的世界中肩负起政治和道德的责任。」
6 00
Masterpiece.
在The New Yorker 上读到Lepore关于AI的文章，很灵。追过来把这本读了。杂志文章编辑得当，会更扼要、克制。书整体是科学史的写法，张扬恣意，旁征博引，私货很多。对照来看，一些素材反复出现，但问题意识一以贯之。
Lepore 说，促使她动笔的忧虑，与 1950 年代阿伦特思考 automation 将如何改变人类命运时的忧虑如出一辙。阿伦特曾追问，人类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需要人造机器来代劳思考与言语”。在作者看来，那一天已经到来。
作者的文笔，对事实和史料的驾驭、排布，极富感染力。但读完，还是有些保留意见。她写得最动人的地方，可能也是论证最危险的地方。
全书反复把阿伦特作为一个近乎预言家的人物。但阿伦特在1950s面对的是工业自动化、核时代、劳动社会以及冷战政治。今天的AI、平台资本主义、数据垄断、模型 scaling、广告商业模式，并不是彼时那个 automation 问题的plus版本。一个思想史的常见诱惑，就是脱离上下文地寻章摘句，而后宣布：“看，太阳底下并无新事。”
当然，历史的意义也恰恰在于揭示断裂背后的接续。尤其 AI 行业的资本形成、人才争夺和政治影响力，都部分建立在“这一次真的不同”的叙事之上。从这个层面上说，回望历史是一种很好的解毒剂：每当一种新技术宣称自己史无前例，历史学家总会追问，这些话以前有没有人说过？那些被许诺的未来，后来怎么样了？
但 genealogy 也有自己的局限。找到一种新事物的思想祖先，并不等于解释、理解了它。
2017年横空出世的 Transformer 不是因为某个20世纪思想家产生的；RLHF不是某种哲学观念自然演化的结果；OpenAI、Anthropic、Google、Meta的行为也不能仅靠几百年的“人工化冲动”解释；技术路线、GPU供给、资本成本、组织激励、监管套利、商业模式、地缘政治，这些东西比思想史更直接地决定AI实际变成什么样。
到了结尾，面对这个由屏幕、数据和机器组成的“人工国家”，Lepore 给出的答案是 escape：寻找门缝，制造钥匙，重新回到事实、理性、意义，以及哲学、艺术、历史与文学中去。
修辞上极其漂亮，政治上却相当模糊。
即使我们理解了技术如何塑造人，知识又如何转化为行动和权力？谁来改变公司的激励机制，谁决定自动化的边界，又靠什么制度让一个普通人真正拥有拒绝的能力？
这或许也是许多 humanistic technology critique 共同的困境：诊断极其丰盛，处方极其贫乏。毕竟一旦离开思想和隐喻，进入利益分配、制度设计和具体的 trade-off，事情立刻就变得不那么性感。
另外，作者可能太善良了。她喜欢写硅谷如何误读科幻小说。原本用于警告人类的 dystopia，被技术精英读成了说明书。
The New York Times 的一篇书评一语中的：也许 Musk 并不是没有读懂 Douglas Adams，“Or maybe Musk simply doesn’t care.”
如果问题的核心，在于这群硅谷精英没读懂历史和文学，那么需要的是更好的人文教育；但如果他们完全理解这些警告，只是仍然出于利益、权力或政治理念选择这样做，那么问题就不再是 knowledge，而是 politics。
在The New Yorker 上读到Lepore关于AI的文章，很灵。追过来把这本读了。杂志文章编辑得当，会更扼要、克制。书整体是科学史的写法，张扬恣意，旁征博引，私货很多。对照来看，一些素材反复出现，但问题意识一以贯之。
Lepore 说，促使她动笔的忧虑，与 1950 年代阿伦特思考 automation 将如何改变人类命运时的忧虑如出一辙。阿伦特曾追问，人类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需要人造机器来代劳思考与言语”。在作者看来，那一天已经到来。
作者的文笔，对事实和史料的驾驭、排布，极富感染力。但读完，还是有些保留意见。她写得最动人的地方，可能也是论证最危险的地方。
全书反复把阿伦特作为一个近乎预言家的人物。但阿伦特在1950s面对的是工业自动化、核时代、劳动社会以及冷战政治。今天的AI、平台资本主义、数据垄断、模型 scaling、广告商业模式，并不是彼时那个 automation 问题的plus版本。一个思想史的常见诱惑，就是脱离上下文地寻章摘句，而后宣布：“看，太阳底下并无新事。”
当然，历史的意义也恰恰在于揭示断裂背后的接续。尤其 AI 行业的资本形成、人才争夺和政治影响力，都部分建立在“这一次真的不同”的叙事之上。从这个层面上说，回望历史是一种很好的解毒剂：每当一种新技术宣称自己史无前例，历史学家总会追问，这些话以前有没有人说过？那些被许诺的未来，后来怎么样了？
但 genealogy 也有自己的局限。找到一种新事物的思想祖先，并不等于解释、理解了它。
2017年横空出世的 Transformer 不是因为某个20世纪思想家产生的；RLHF不是某种哲学观念自然演化的结果；OpenAI、Anthropic、Google、Meta的行为也不能仅靠几百年的“人工化冲动”解释；技术路线、GPU供给、资本成本、组织激励、监管套利、商业模式、地缘政治，这些东西比思想史更直接地决定AI实际变成什么样。
到了结尾，面对这个由屏幕、数据和机器组成的“人工国家”，Lepore 给出的答案是 escape：寻找门缝，制造钥匙，重新回到事实、理性、意义，以及哲学、艺术、历史与文学中去。
修辞上极其漂亮，政治上却相当模糊。
即使我们理解了技术如何塑造人，知识又如何转化为行动和权力？谁来改变公司的激励机制，谁决定自动化的边界，又靠什么制度让一个普通人真正拥有拒绝的能力？
这或许也是许多 humanistic technology critique 共同的困境：诊断极其丰盛，处方极其贫乏。毕竟一旦离开思想和隐喻，进入利益分配、制度设计和具体的 trade-off，事情立刻就变得不那么性感。
另外，作者可能太善良了。她喜欢写硅谷如何误读科幻小说。原本用于警告人类的 dystopia，被技术精英读成了说明书。
The New York Times 的一篇书评一语中的：也许 Musk 并不是没有读懂 Douglas Adams，“Or maybe Musk simply doesn’t care.”
如果问题的核心，在于这群硅谷精英没读懂历史和文学，那么需要的是更好的人文教育；但如果他们完全理解这些警告，只是仍然出于利益、权力或政治理念选择这样做，那么问题就不再是 knowledge，而是 politics。
12 00
Trust only movement. Life happens at the level of events, not of words. Trust movement.
– Alfred Adler
– Alfred Adler
5 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