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花半小时读完了Dan Wang的《2025 letter》:
danwang.co (是的,他就是热门图书Breakneck的作者)。第一次读他的年信是2022年,2024年没有更新,2025终于回归。
快速记录一点印象深刻的信息和自己的想法:
文章开始的方式很有意思:分析硅谷和CPC的“幽默感”。二者有一种共同的特征:不允许暧昧,不欢迎嘲讽,不鼓励自我怀疑。幽默感依赖自我解构,也依赖承认复杂性;而强势组织往往要降低复杂性,才能动员资源、创造一致性。他的一个尖锐判断是:硅谷与CPC之所以强,是因为它们“无悔、无情、并且成功地不断把自己变得更中心化”。
硅谷的优点是开放、速度 、面向未来,而美国其他精英行业更在意门第与资历。但是,硅谷也有缺陷:不是“怪”,而是窄——思想的窄、文化的窄、对世界认知的窄。科技寡头更像绕着少数信念转悠的优化机器;创业文化对异议的容忍度低、追逐同一波浪潮;VC脸皮薄、风向一致,组成了作者称之为 “soft Leninism(软列宁主义)” 的东西。它暗示硅谷并不只是市场竞争的产物,而是形成了一套内部的政治文化——强调一致、强调动员、强调正确路线、强调历史必然性(AI、区块链……)。而最危险之处在于:旧金山对新人的开放,会筛选出更相似的人,进一步强化其盲点。
作者说自己住过“最内向”的两座城市是北京和LA。两者都愿意为乌托邦每天冒一次末日风险。但差别在于:北京的精英被迫考虑全国与世界,LA的人搬来之后反而更不看世界。
对AI的态度:不是AI 怀疑论者,但怀疑Decisive Strategic Advantage(决定性战略优势)这套框架,因为其把superintelligence想象成“足以统治世界”的单一阈值技术,于是带来三种后果:1)讨论很快滑向极端(不是天堂就是地狱);2)思考时间尺度被强迫缩短:5~10年这个维度的问题变得不重要,因为“2027 以后一切都变了”;3)政策也被绑架——为了抢先达到阈值,似乎可以正当化几乎任何急迫的资源倾斜与对外封锁。
关于中美AI竞争:1)中国在 AI 上落后,但不是以年为单位进行计算的绝对差距;2)开源/开权重模型的扩散让“垄断超级智能”更难成立;3)人才结构使得美国长期人才优势未必稳固;4)电力与基础设施可能成为更根本的瓶颈,而中国在发电能力扩张上领先美国非常多;5)虽然美国目前在模型能力上领先,但未必擅长「全社会扩散与制度配套」(法律、监管、行业变革),这恰恰是中国的优势。
关于中国制造与产业体系:
1)中国的技术成功正在成为常态,而不是例外。中国显著落后的主要是半导体与航空业;除此之外,很多领域已经接近或实现领先。比如,欧美日做一款新车可能要 5 年,中国大概只要18 个月;以特斯拉为例,中国工厂人均产量显著高于加州; 小米四年造车并在纽北刷纪录,苹果十年十亿美元级投入后退出,然而小米市值还不如某些广告公司的一半(作者认为金融估值作为“国家能力指标”是失真的)。港口铁路只是表层,真正深的是电气化、数据连通、工艺知识、供应链密度与竞争强度。
2)实际上,中国的市场竞争比美国更“资本主义”、更残酷,利润被竞争消磨掉,股市因此表现糟糕——这不是低效,而是另一种效率的表现方式。
3)引用 Grothendieck 的“核桃”隐喻:美国像用凿子找点敲开一个核桃;中国像海水上涨,慢慢把很多核桃同时泡软。于是当一批核桃同时裂开时,外界看到的是“突然出现的产品/创新浪潮”(无人机、EV、机器人……),但那是十年前投入的结果。所以,你很难靠“学一个技术蓝图”复制中国;必须复制的是生态密度与过程知识的积累方式。
东海岸(尤其 DC)爱问“China 怎么失败”,西海岸更爱问“China 要是成功会怎样”。前者的这种思维会诱发自我安慰,削弱改革的紧迫感。
虽然中国在制造业/先进技术上的发展非常强势,但社会并不繁荣:失业、婚恋困境、政治更不透明、对企业控制增强。“技术上的胜利”与“人的幸福”不是同一条曲线。他偏好多元主义与更广义的人类繁荣,因此选择生活在美国。
对美国的判断:联盟关系被“打碎”、工业政策执行迟缓、关税后制造业岗位流失、对外来工程师的粗暴事件造成寒蝉效应;更深层的问题是“律师型社会”的长周期失能——没有任何宏大项目能在 10~30 年尺度上被规划并兑现。作者还把“美国可信度”从外交转回国内:如果一个社会在公共工程上花钱但交付失败,这对制度信用的侵蚀不亚于战场失利。
AI 可能在工业复兴之前就先扰乱社会(短视频、AI 造假、情感陪伴、青少年依赖)。作者不主张直接监管,但希望研究团队至少能做到「克制」,这可能也是他对“技术精英缺乏公共责任感”的隐含批评。
关于欧洲:欧洲城市生活质量极佳,但经济停滞会把政治推向极端;欧洲在制造业上被中国压,在服务业与生物科技上被美国压制,形成“两线作战”。而欧洲大学缺乏资金与制度吸引力,难以从美国吸引学术人才。
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能选出Trump这样的一把手,恰恰是美国社会“活力”的畸形体现:一个能选出如此任性的领导人的国家,说明社会仍有剧烈的能量与变化可能;反观欧洲,一部分选民倾向于degrowth,连说服他们在夏天装空调都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