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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哲學家鮑德里亞提出過一個著名概念——「擬像」（Simulacra）。簡單來說，現代社會並不只是用符號描述現實。當媒體、商業和大眾文化不斷生產符號，符號會逐漸脫離最初所指向的現實，甚至反過來塑造我們對現實的理解。
從這個角度看，世界盃、奧運會、葛萊美獎、超級盃，以及幾乎所有大型群體活動，都可以被看作某種意義上的「擬像」。比賽是真的，舞臺是真的，人群也是真的，但在這些真實之上，人們又共同構建出一個由符號、敘事和情緒組成的世界。
一、世界盃：一場由符號構建的狂歡
世界盃大概是觀察這種現象最好的窗口之一。球員是真的，進球是真的，勝負也是真的，但圍繞九十分鐘比賽產生的「國家榮耀」、「民族尊嚴」和「全民狂歡」，顯然已經遠遠超出了足球本身。一支球隊贏了，為什麼幾千萬從未踢過足球、從未見過這些球員的人，會同時產生「我們贏了」的感覺？真正值得思考的，也許就是「我們」這兩個字。
1、誰在「代表」一個國家？
現代國家隊的構成越來越複雜。以一些非洲國家為例，不少國腳出生、成長於歐洲，也完全由歐洲的青訓體系培養，只是依據父母或祖輩的血緣，獲得代表另一個國家參賽的資格。有些球員此前很少，甚至從未去過自己所代表的國家，不會說當地語言，甚至訓練時需要翻譯⋯⋯卻可以穿上這個國家的球衣，在不會唱的國歌聲中代表它參加世界盃。
這當然不意味著他們的身份是虛假的。人的身份認同完全可以跨越出生地、語言和居住地。但問題也隨之而來：如果一支國家隊的大量核心球員出生、成長並接受訓練於歐洲，那麼這支球隊的成績，在多大程度上代表那個國家本土的足球水平？法律意義上的國籍、個人的身份認同、球隊的競技能力、國家的足球發展水平，以及數千萬人的集體榮譽，就這樣在世界盃的敘事中被壓縮成了一個詞——「我們」。
2、看臺上的「世界人民」
世界盃轉播中有一種非常迷人的畫面：不同膚色的人穿著民族服裝，相互擁抱、唱歌跳舞。鏡頭掃過看臺，彷彿整個世界暫時放下了貧富、國界和現實中的種種差異，變成了一場「Peace and Love」的聚會。
這些畫面並不是假的，但它們是被選擇出來的。
假設鏡頭對準一群剛果球迷。一個生活在剛果的普通人，要出現在世界盃現場，需要跨過簽證、機票、酒店和門票等一系列門檻。這些條件已經決定了誰更可能坐在看臺上；而在看臺上，攝影機又天然偏愛民族服裝、國旗、舞蹈和笑臉，因為這些畫面更具有辨識度和感染力。
於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轉換發生了：少數能夠抵達世界盃的人，被鏡頭挑選出其中最具有象徵性的一部分；而這些人又透過電視畫面，被呈現為「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民」。
這也許正是擬像最有意思的地方：它不需要製造虛假，只需要選擇真實，就足以構造出另一種現實。
鏡頭中一個剛果黑人和一個美國白人，坐在同一個球場，一起興高采烈看球。不管結果如何，他們甚至可以相互擁抱，祝福和安慰。這是擬像，也是真實；現實裡，一千萬個剛果黑人和一千萬個美國白人，生活在一個城市，多半會是災難。這是猜測，也可能是現實。
3、螢幕前的「我們」
然而，世界盃真正龐大的參與者既不在球場，也不在看臺，而是在世界各地的螢幕前。一個普通人可能從未踢過職業足球，與國家隊任何球員都沒有私人關係，甚至對本國足球體系一無所知。但球進入球門的一瞬間，他仍然會從沙發上跳起來，大喊：「我們進了！」
進球的是球員，不是我；訓練二十年的是球員，不是我；承受傷病、失敗和競爭的也是球員，不是我。然而，當他穿著某種顏色的球衣，當球場升起某一面旗幟，「他贏了」便變成了「我們贏了」。一個人的日常生活範圍其實很小，而世界盃允許他在九十分鐘裡進入一個比自己龐大得多的故事，與數百萬素不相識的人共同緊張、沉默和歡呼。這也是體育最迷人的地方。
問題並不在於這種感情，而在於它什麼時候開始越過邊界。當「我喜歡這支球隊」逐漸變成「這支球隊就是我」，當比賽的勝負被理解成自己的尊嚴，當別人對球隊的批評被體驗成對自己的冒犯，符號便開始進入身份，甚至替代判斷。
二、我們為什麼需要擬像
因為人從來不只生活在物質世界裡，也生活在意義之中。國旗是一塊布，獎盃是一塊金屬，國歌是一段旋律，但當足夠多的人共同賦予它們意義，它們就可以讓人哭泣、狂喜，產生巨大的歸屬感。
世界盃、奧運會、演唱會、頒獎典禮和各種大型節慶，都在提供類似的東西：共同的符號、共同的情緒，以及一種強烈的「我們」。這背後也許是一種非常古老的人類需要——我們需要歸屬，需要儀式，需要共同體，需要把自己放進一個比個人生命更加宏大的故事裡，也需要偶爾離開瑣碎而重複的日常生活。
所以很多時候，並不是誰強迫我們進入遊戲，而是我們需要遊戲。
三、身在遊戲之中，同時看見遊戲
理解「擬像」並不是為了嘲笑那些歡呼的人，更不是為了證明自己比別人清醒。因為當一個人開始相信「所有人都活在幻象裡，只有我看見了真相」，這本身也可能成為另一種幻象。真正困難的是，既能進入遊戲，又能看見遊戲。
你可以為一場比賽歡呼，但不必把球隊的勝利當成自己的偉大；可以喜歡一個歌手，但不必替他解釋所有錯誤；可以認同一個群體，但不必因此放棄對具體事情的獨立判斷。值得警惕的從來不是「喜歡」，而是身份替代判斷。當「我是他的粉絲」比「這件事情本身是否合理」更加重要，當「這是我的球隊」比事實更加重要，人便不再只是在使用符號，而開始被符號牽引。
四、遊戲之外
最後，不妨做一個極端的假設：剛果奪得了世界盃冠軍。
第二天早晨，剛果還是剛果。
獎盃不會讓街頭一個普通孩子的傳球突然更加準確，不會讓一個從未接受系統訓練的年輕人突然擁有職業球員的技術，也不會在一夜之間增加足球場、青訓教練和基層聯賽。如果冠軍球隊的大量球員本身又是在法國、比利時或其他歐洲國家出生、成長和訓練，那麼「剛果隊是世界冠軍」與「生活在剛果這塊土地上的人擁有世界最高的足球水平」，顯然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命題。
冠軍當然可能改變一些東西。它可能讓更多孩子愛上足球，帶來更多關注和投入，甚至在十年、二十年後真正提高一個國家的足球水平。但在奪冠的那個夜晚，最先發生改變的並不是剛果人的足球能力，而是數千萬人的情緒和自我認知。一群球員贏得了一場比賽，數千萬人共同獲得了「我們是世界冠軍」的身份。
這種情緒是真實的，但情緒的真實，不等於敘事的真實。
一場盛大的開幕式可以讓我們短暫感受到世界大同，一場頒獎典禮可以充滿愛與尊重，這些感動都不必被否定，但它們不能代替我們對現實本身的觀察。
人類本來就生活在符號之中，沒有必要逃離它。重要的是，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正在其中。
喜歡，而不臣服；參與，而不盲從；感動，而不交出判斷。
當萬人都在歡呼的時候，你仍然可以歡呼，只是你知道自己為什麼歡呼。
五、今天
擬像所呈現的，是人類對美好的嚮往。擬像是真實的。我們需要它安撫自己，使自己不至於墜入虛無；也需要它提醒我們，仍有值得努力靠近的方向。
但理性與經驗同樣告訴我們：人類或許永遠無法徹底消除誤解、歧視、仇恨與衝突。
我並不為這種矛盾糾結或絕望。相反，能夠多理解它一點，我便覺得，今天又沒有虛度。
從這個角度看，世界盃、奧運會、葛萊美獎、超級盃，以及幾乎所有大型群體活動，都可以被看作某種意義上的「擬像」。比賽是真的，舞臺是真的，人群也是真的，但在這些真實之上，人們又共同構建出一個由符號、敘事和情緒組成的世界。
一、世界盃：一場由符號構建的狂歡
世界盃大概是觀察這種現象最好的窗口之一。球員是真的，進球是真的，勝負也是真的，但圍繞九十分鐘比賽產生的「國家榮耀」、「民族尊嚴」和「全民狂歡」，顯然已經遠遠超出了足球本身。一支球隊贏了，為什麼幾千萬從未踢過足球、從未見過這些球員的人，會同時產生「我們贏了」的感覺？真正值得思考的，也許就是「我們」這兩個字。
1、誰在「代表」一個國家？
現代國家隊的構成越來越複雜。以一些非洲國家為例，不少國腳出生、成長於歐洲，也完全由歐洲的青訓體系培養，只是依據父母或祖輩的血緣，獲得代表另一個國家參賽的資格。有些球員此前很少，甚至從未去過自己所代表的國家，不會說當地語言，甚至訓練時需要翻譯⋯⋯卻可以穿上這個國家的球衣，在不會唱的國歌聲中代表它參加世界盃。
這當然不意味著他們的身份是虛假的。人的身份認同完全可以跨越出生地、語言和居住地。但問題也隨之而來：如果一支國家隊的大量核心球員出生、成長並接受訓練於歐洲，那麼這支球隊的成績，在多大程度上代表那個國家本土的足球水平？法律意義上的國籍、個人的身份認同、球隊的競技能力、國家的足球發展水平，以及數千萬人的集體榮譽，就這樣在世界盃的敘事中被壓縮成了一個詞——「我們」。
2、看臺上的「世界人民」
世界盃轉播中有一種非常迷人的畫面：不同膚色的人穿著民族服裝，相互擁抱、唱歌跳舞。鏡頭掃過看臺，彷彿整個世界暫時放下了貧富、國界和現實中的種種差異，變成了一場「Peace and Love」的聚會。
這些畫面並不是假的，但它們是被選擇出來的。
假設鏡頭對準一群剛果球迷。一個生活在剛果的普通人，要出現在世界盃現場，需要跨過簽證、機票、酒店和門票等一系列門檻。這些條件已經決定了誰更可能坐在看臺上；而在看臺上，攝影機又天然偏愛民族服裝、國旗、舞蹈和笑臉，因為這些畫面更具有辨識度和感染力。
於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轉換發生了：少數能夠抵達世界盃的人，被鏡頭挑選出其中最具有象徵性的一部分；而這些人又透過電視畫面，被呈現為「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民」。
這也許正是擬像最有意思的地方：它不需要製造虛假，只需要選擇真實，就足以構造出另一種現實。
鏡頭中一個剛果黑人和一個美國白人，坐在同一個球場，一起興高采烈看球。不管結果如何，他們甚至可以相互擁抱，祝福和安慰。這是擬像，也是真實；現實裡，一千萬個剛果黑人和一千萬個美國白人，生活在一個城市，多半會是災難。這是猜測，也可能是現實。
3、螢幕前的「我們」
然而，世界盃真正龐大的參與者既不在球場，也不在看臺，而是在世界各地的螢幕前。一個普通人可能從未踢過職業足球，與國家隊任何球員都沒有私人關係，甚至對本國足球體系一無所知。但球進入球門的一瞬間，他仍然會從沙發上跳起來，大喊：「我們進了！」
進球的是球員，不是我；訓練二十年的是球員，不是我；承受傷病、失敗和競爭的也是球員，不是我。然而，當他穿著某種顏色的球衣，當球場升起某一面旗幟，「他贏了」便變成了「我們贏了」。一個人的日常生活範圍其實很小，而世界盃允許他在九十分鐘裡進入一個比自己龐大得多的故事，與數百萬素不相識的人共同緊張、沉默和歡呼。這也是體育最迷人的地方。
問題並不在於這種感情，而在於它什麼時候開始越過邊界。當「我喜歡這支球隊」逐漸變成「這支球隊就是我」，當比賽的勝負被理解成自己的尊嚴，當別人對球隊的批評被體驗成對自己的冒犯，符號便開始進入身份，甚至替代判斷。
二、我們為什麼需要擬像
因為人從來不只生活在物質世界裡，也生活在意義之中。國旗是一塊布，獎盃是一塊金屬，國歌是一段旋律，但當足夠多的人共同賦予它們意義，它們就可以讓人哭泣、狂喜，產生巨大的歸屬感。
世界盃、奧運會、演唱會、頒獎典禮和各種大型節慶，都在提供類似的東西：共同的符號、共同的情緒，以及一種強烈的「我們」。這背後也許是一種非常古老的人類需要——我們需要歸屬，需要儀式，需要共同體，需要把自己放進一個比個人生命更加宏大的故事裡，也需要偶爾離開瑣碎而重複的日常生活。
所以很多時候，並不是誰強迫我們進入遊戲，而是我們需要遊戲。
三、身在遊戲之中，同時看見遊戲
理解「擬像」並不是為了嘲笑那些歡呼的人，更不是為了證明自己比別人清醒。因為當一個人開始相信「所有人都活在幻象裡，只有我看見了真相」，這本身也可能成為另一種幻象。真正困難的是，既能進入遊戲，又能看見遊戲。
你可以為一場比賽歡呼，但不必把球隊的勝利當成自己的偉大；可以喜歡一個歌手，但不必替他解釋所有錯誤；可以認同一個群體，但不必因此放棄對具體事情的獨立判斷。值得警惕的從來不是「喜歡」，而是身份替代判斷。當「我是他的粉絲」比「這件事情本身是否合理」更加重要，當「這是我的球隊」比事實更加重要，人便不再只是在使用符號，而開始被符號牽引。
四、遊戲之外
最後，不妨做一個極端的假設：剛果奪得了世界盃冠軍。
第二天早晨，剛果還是剛果。
獎盃不會讓街頭一個普通孩子的傳球突然更加準確，不會讓一個從未接受系統訓練的年輕人突然擁有職業球員的技術，也不會在一夜之間增加足球場、青訓教練和基層聯賽。如果冠軍球隊的大量球員本身又是在法國、比利時或其他歐洲國家出生、成長和訓練，那麼「剛果隊是世界冠軍」與「生活在剛果這塊土地上的人擁有世界最高的足球水平」，顯然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命題。
冠軍當然可能改變一些東西。它可能讓更多孩子愛上足球，帶來更多關注和投入，甚至在十年、二十年後真正提高一個國家的足球水平。但在奪冠的那個夜晚，最先發生改變的並不是剛果人的足球能力，而是數千萬人的情緒和自我認知。一群球員贏得了一場比賽，數千萬人共同獲得了「我們是世界冠軍」的身份。
這種情緒是真實的，但情緒的真實，不等於敘事的真實。
一場盛大的開幕式可以讓我們短暫感受到世界大同，一場頒獎典禮可以充滿愛與尊重，這些感動都不必被否定，但它們不能代替我們對現實本身的觀察。
人類本來就生活在符號之中，沒有必要逃離它。重要的是，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正在其中。
喜歡，而不臣服；參與，而不盲從；感動，而不交出判斷。
當萬人都在歡呼的時候，你仍然可以歡呼，只是你知道自己為什麼歡呼。
五、今天
擬像所呈現的，是人類對美好的嚮往。擬像是真實的。我們需要它安撫自己，使自己不至於墜入虛無；也需要它提醒我們，仍有值得努力靠近的方向。
但理性與經驗同樣告訴我們：人類或許永遠無法徹底消除誤解、歧視、仇恨與衝突。
我並不為這種矛盾糾結或絕望。相反，能夠多理解它一點，我便覺得，今天又沒有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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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來越討厭“標誌性”，甚至可以說厭惡——不管是崔健的五角星，還是Slash嘴邊的半截香菸，又或者「我想死你們了」。當然，主要還是Roger Waters近乎愚昧的拳頭。
一個人但凡想說出金句，就一定說出病句。我能理解，但我不贊同。
一個人但凡想說出金句，就一定說出病句。我能理解，但我不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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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西斯二世或許是古埃及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一位法老。
首先是超長的待機時間。他在位六十餘年，活到了九十多歲。要知道，當時埃及人的平均壽命僅僅在35歲左右，而且沒有任何教育可言，認知和現在的網紅差不多。所以普通埃及人把他當作真正的神明來敬畏，發自肺腑地尊敬、崇拜，心甘情願地為他做一切事情。
其次，他留下了無數令人驚嘆的偉大建築，包括阿布辛貝神廟、拉美西斯神廟、盧克索神廟，以及遍佈各地的方尖碑和巨型個人雕像。用現代人的眼光來看，這些工程可以說是「勞民傷財」的極限，但它們又確確實實成為了後人窺探古埃及輝煌最重要的史料。
最後，是他在眾多戰役中取得的勝利，極大穩固了古埃及帝國的版圖和利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與赫梯人開創性地簽署了人類歷史上第一份被記錄的和平條約，這份條約的副本至今仍作為和平的象徵，懸掛在聯合國總部大樓內。
如今，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完好地保存在埃及國家博物館，有機會去埃及的朋友一定要去親眼看看這個乾癟的、紅頭髮的老頭。
還有一件趣事：1975年，法國科學家在研究他的木乃伊時發現其保存狀況堪憂。經過多方公關協調，埃及政府最終同意將木乃伊運往巴黎進行全面的檢查和修復。這大概算得上是這位梟雄人生中的第一次「出國」了。坊間一直傳聞，當時法國政府正兒八經地給他簽發了一張簽證，後來經查證這只是個謠言。但我覺得，如果這是真的其實也挺好，很符合法國人骨子裡的那種浪漫。
如果你想更深入地感受拉美西斯二世和他的時代，推薦閱讀法國作家克里斯蒂安·賈克（Christian Jacq）寫的《拉美西斯五部曲》。嚴格來說這不是嚴肅傳記而是歷史小說，雖然厚厚的五本讀起來有些費力，但非常值得一讀。
埃及是我認為最值得一去，且不應該只去一次的國家。有機會我再和大家聊一聊穆罕默德阿里王朝，以及隨後的自由軍官革命，以及週一早上好，明天會更好。
首先是超長的待機時間。他在位六十餘年，活到了九十多歲。要知道，當時埃及人的平均壽命僅僅在35歲左右，而且沒有任何教育可言，認知和現在的網紅差不多。所以普通埃及人把他當作真正的神明來敬畏，發自肺腑地尊敬、崇拜，心甘情願地為他做一切事情。
其次，他留下了無數令人驚嘆的偉大建築，包括阿布辛貝神廟、拉美西斯神廟、盧克索神廟，以及遍佈各地的方尖碑和巨型個人雕像。用現代人的眼光來看，這些工程可以說是「勞民傷財」的極限，但它們又確確實實成為了後人窺探古埃及輝煌最重要的史料。
最後，是他在眾多戰役中取得的勝利，極大穩固了古埃及帝國的版圖和利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與赫梯人開創性地簽署了人類歷史上第一份被記錄的和平條約，這份條約的副本至今仍作為和平的象徵，懸掛在聯合國總部大樓內。
如今，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完好地保存在埃及國家博物館，有機會去埃及的朋友一定要去親眼看看這個乾癟的、紅頭髮的老頭。
還有一件趣事：1975年，法國科學家在研究他的木乃伊時發現其保存狀況堪憂。經過多方公關協調，埃及政府最終同意將木乃伊運往巴黎進行全面的檢查和修復。這大概算得上是這位梟雄人生中的第一次「出國」了。坊間一直傳聞，當時法國政府正兒八經地給他簽發了一張簽證，後來經查證這只是個謠言。但我覺得，如果這是真的其實也挺好，很符合法國人骨子裡的那種浪漫。
如果你想更深入地感受拉美西斯二世和他的時代，推薦閱讀法國作家克里斯蒂安·賈克（Christian Jacq）寫的《拉美西斯五部曲》。嚴格來說這不是嚴肅傳記而是歷史小說，雖然厚厚的五本讀起來有些費力，但非常值得一讀。
埃及是我認為最值得一去，且不應該只去一次的國家。有機會我再和大家聊一聊穆罕默德阿里王朝，以及隨後的自由軍官革命，以及週一早上好，明天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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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麼是「形而上學」
人類探索世界的問題，大致分為以下三個層次。
第一層：發生了什麼——觀察和描述現象。
第二層：為什麼發生——尋找現象背後的機制。
第三層：這些事物和規律為什麼會存在？它們最根本的性質又是什麼——進一步追問存在、因果、規律乃至世界本身的根本性質。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第一層：蘋果從樹上掉下來——這是對現象的觀察。
第二層：蘋果為什麼會掉下來——物理學可以用引力理論解釋這一現象。
第三層：為什麼宇宙中會存在引力？為什麼會存在這樣的自然規律——當問題進一步深入到規律、存在及世界本身的根本性質時，就開始進入形而上學。
因此，可以通俗地把「形而上學」理解為：對世界最根本的存在方式和基本性質的追問。它關心的不只是「自然界怎樣運行」，還會進一步追問：什麼叫存在？世界為什麼存在，而不是什麼都沒有？什麼是真實？時間究竟是什麼⋯⋯
二、中文的「形而上學」是怎麼來的
亞里士多德寫下了大量討論自然世界的著作，其中包括《物理學》（Physics）。與此同時，他還有一批討論更根本問題的著作，例如：什麼是存在？什麼是實體？事物為什麼會發生變化？世界最根本的原因和原理是什麼？
後世整理和傳承他的著作時，将它们以希臘語 ta meta ta physika 為名。這個名稱大致可以理解為「在自然學（Physics）之後的那些篇章」或「在自然學之後研究的內容」。後來，這個名稱經過拉丁語傳統，逐漸形成了今天英語中的 metaphysics。
值得注意的是：metaphysics 不是亞里士多德本人的命名，也並不簡單等於「超越物理世界」。「meta」在這裡首先具有「在……之後」的含義。隨著時間的流逝，metaphysics 逐漸成為研究「存在本身及世界最基本結構」的哲學領域。
到了近代，日本學者在大規模翻譯西方哲學概念時，將 metaphysics 譯為「形而上學」。這個譯名借用了中國古典文獻《周易・繫辭》中的一句名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形而下——具體的事物及其現象；
形而上——超越具體事物，涉及其根本道理和原則。這與西方 metaphysics 所研究的「存在本身」、「第一原理」、「事物最根本的性質」等問題，產生了非常巧妙的對應。
此後，大量近代西方哲學術語經日本傳入中國，「形而上學」也逐漸成為現代漢語中 metaphysics 的通行譯名。至於為什麼不直接翻譯成「道學」，是因為在中國思想史中，「道學」早已有非常明確的歷史含義，通常與宋明理學，特別是程朱理學傳統密切相關，容易混為一談。
人類探索世界的問題，大致分為以下三個層次。
第一層：發生了什麼——觀察和描述現象。
第二層：為什麼發生——尋找現象背後的機制。
第三層：這些事物和規律為什麼會存在？它們最根本的性質又是什麼——進一步追問存在、因果、規律乃至世界本身的根本性質。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第一層：蘋果從樹上掉下來——這是對現象的觀察。
第二層：蘋果為什麼會掉下來——物理學可以用引力理論解釋這一現象。
第三層：為什麼宇宙中會存在引力？為什麼會存在這樣的自然規律——當問題進一步深入到規律、存在及世界本身的根本性質時，就開始進入形而上學。
因此，可以通俗地把「形而上學」理解為：對世界最根本的存在方式和基本性質的追問。它關心的不只是「自然界怎樣運行」，還會進一步追問：什麼叫存在？世界為什麼存在，而不是什麼都沒有？什麼是真實？時間究竟是什麼⋯⋯
二、中文的「形而上學」是怎麼來的
亞里士多德寫下了大量討論自然世界的著作，其中包括《物理學》（Physics）。與此同時，他還有一批討論更根本問題的著作，例如：什麼是存在？什麼是實體？事物為什麼會發生變化？世界最根本的原因和原理是什麼？
後世整理和傳承他的著作時，将它们以希臘語 ta meta ta physika 為名。這個名稱大致可以理解為「在自然學（Physics）之後的那些篇章」或「在自然學之後研究的內容」。後來，這個名稱經過拉丁語傳統，逐漸形成了今天英語中的 metaphysics。
值得注意的是：metaphysics 不是亞里士多德本人的命名，也並不簡單等於「超越物理世界」。「meta」在這裡首先具有「在……之後」的含義。隨著時間的流逝，metaphysics 逐漸成為研究「存在本身及世界最基本結構」的哲學領域。
到了近代，日本學者在大規模翻譯西方哲學概念時，將 metaphysics 譯為「形而上學」。這個譯名借用了中國古典文獻《周易・繫辭》中的一句名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形而下——具體的事物及其現象；
形而上——超越具體事物，涉及其根本道理和原則。這與西方 metaphysics 所研究的「存在本身」、「第一原理」、「事物最根本的性質」等問題，產生了非常巧妙的對應。
此後，大量近代西方哲學術語經日本傳入中國，「形而上學」也逐漸成為現代漢語中 metaphysics 的通行譯名。至於為什麼不直接翻譯成「道學」，是因為在中國思想史中，「道學」早已有非常明確的歷史含義，通常與宋明理學，特別是程朱理學傳統密切相關，容易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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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何時候都不要嘲笑別人的苦難，哪怕對方是你最討厭的人，或是公認的十惡不赦之徒。
亞洲文化常講「因果報應」，它總暗含著一種「遭災是因為作惡」的邏輯。但事實上，苦難不分善惡：地震和這個國家是否文明毫無關係；車禍和受害者是不是好人也沒有必然聯繫。
颱風、癌症、空難、火災……所有這些苦難，都是我們不確定的人生中，盲目且隨機的無妄之災。正因為命運無常，面對他人的苦難時，保持寬容不僅是個人的體面，更是文明的底線。
二、恐怖主義不是某個國家或民族的專屬，它是全人類的公敵，是現代文明的癌症。將恐怖活動與特定群體簡單綁定，本身就是一種認知的偏見。
恐怖主義真正的土壤，是極端化與反智。它放棄了所有文明的處理方式，轉而向毫無防備的普通人揮下屠刀。不要以為它離你很遠——即便是當下公共安全極佳的中國，本世紀也曾遭遇過多次恐怖襲擊。只要非理性的狂熱存在，只要仇恨被肆意煽動，恐怖主義的陰影就可能隨時降臨。面對這種反人類的惡，我們唯一的態度只能是零容忍，絕不能因為所謂的「立場」或「歷史恩怨」，就對任何形式的恐怖行徑產生絲毫的共情與辯護。
三、我們絕大部分人沒有經歷過戰爭，但或許見證過死亡。死亡從不是一個人的憑空消失，而是他周圍 N 個親朋好友，在 N 長的時間裡持續承受的痛苦。
戰爭必定伴隨死亡，且絕不是死 N 個人就能畫上句號。戰爭是 N×N 個人在 N 年、甚至一輩子裡無法癒合的創傷。戰爭就像光，一旦開啟，就會帶著創傷在時間裡一直走下去。
作為普通人，我們左右不了戰爭的爆發與進程。但我們至少能守住一條底線：絕不鼓吹戰爭，絕不為戰爭叫好。
亞洲文化常講「因果報應」，它總暗含著一種「遭災是因為作惡」的邏輯。但事實上，苦難不分善惡：地震和這個國家是否文明毫無關係；車禍和受害者是不是好人也沒有必然聯繫。
颱風、癌症、空難、火災……所有這些苦難，都是我們不確定的人生中，盲目且隨機的無妄之災。正因為命運無常，面對他人的苦難時，保持寬容不僅是個人的體面，更是文明的底線。
二、恐怖主義不是某個國家或民族的專屬，它是全人類的公敵，是現代文明的癌症。將恐怖活動與特定群體簡單綁定，本身就是一種認知的偏見。
恐怖主義真正的土壤，是極端化與反智。它放棄了所有文明的處理方式，轉而向毫無防備的普通人揮下屠刀。不要以為它離你很遠——即便是當下公共安全極佳的中國，本世紀也曾遭遇過多次恐怖襲擊。只要非理性的狂熱存在，只要仇恨被肆意煽動，恐怖主義的陰影就可能隨時降臨。面對這種反人類的惡，我們唯一的態度只能是零容忍，絕不能因為所謂的「立場」或「歷史恩怨」，就對任何形式的恐怖行徑產生絲毫的共情與辯護。
三、我們絕大部分人沒有經歷過戰爭，但或許見證過死亡。死亡從不是一個人的憑空消失，而是他周圍 N 個親朋好友，在 N 長的時間裡持續承受的痛苦。
戰爭必定伴隨死亡，且絕不是死 N 個人就能畫上句號。戰爭是 N×N 個人在 N 年、甚至一輩子裡無法癒合的創傷。戰爭就像光，一旦開啟，就會帶著創傷在時間裡一直走下去。
作為普通人，我們左右不了戰爭的爆發與進程。但我們至少能守住一條底線：絕不鼓吹戰爭，絕不為戰爭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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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公開表達？
1、表達是人的本能，人與人的區別僅在於途徑差異和慾望強弱。我無意違背天性，只是在適當的克制中，盡可能準確的表達。
2、表達如同彈吉他，是一門仰賴技巧的手藝，必須日復一日的操練。
3、表達可以梳理內心的混沌，完成自我反思。
4、透過他人的回饋，校準自己的結論。
沉默時我在做什麼？
1、陷入對「表達的意義」這類虛無問題的自我拉扯。
2、觀察、閱讀、體驗、思考。
1、表達是人的本能，人與人的區別僅在於途徑差異和慾望強弱。我無意違背天性，只是在適當的克制中，盡可能準確的表達。
2、表達如同彈吉他，是一門仰賴技巧的手藝，必須日復一日的操練。
3、表達可以梳理內心的混沌，完成自我反思。
4、透過他人的回饋，校準自己的結論。
沉默時我在做什麼？
1、陷入對「表達的意義」這類虛無問題的自我拉扯。
2、觀察、閱讀、體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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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n + Y^n = Z^n。當 n 是大於 2 的整數時，X、Y、Z 不存在正整數解。
這就是著名的「費馬大定理」，由法國數學家費馬於 17 世紀提出。它之所以能在民間擁有如此高的知名度，我想有以下幾個原因：
1、極簡
相比於黎曼猜想那種看一眼就讓人懷疑智商的東西，這簡直是送分題。但凡讀過初中的人都能看懂題意，甚至很多人會忍不住在草稿紙上比劃兩下，產生一種「我也能證明」的錯覺。
2、傳說
據說費馬當年在一本書的空白處寫下這個猜想時，順手裝了個逼：「我想到一個奇妙的證明方法，但是書頁空白太小，寫不下。」（這顯然是扯淡，費馬本職是個律師，雖然人稱「業餘數學家之王」，但這哥們最擅長的是挖坑，然後折磨無數同行。）
3、史詩般的證明
1995 年，英國數學家安德魯·懷爾斯閉關七年，用整整 127 頁的論文，成功證明了這個困擾人類 300 多年的猜想。
按理說，如此石破天驚的成就，懷爾斯必然要被授予數學界的最高榮譽「菲爾茲獎」。但很遺憾，菲爾茲獎有一條鐵律：獲獎者年齡不得超過 40 歲。懷爾斯出生於 1953 年，徹底證出費馬大定理時已經 42 歲。（這從另一個層面說明鄧煜、王虹是多麼厲害）。不過國際數學聯盟實在看不下去了，最終破例為他單獨頒發了一塊史無前例的「國際數學聯盟特別獎」。
記者採訪懷爾斯，問費馬大定理被證明，對現實世界有什麼實際意義。他想了一下說：沒有意義。這讓我想起有人問英國登山家馬洛里：你為什麼要去爬珠穆朗瑪峰？他說：因為山在那裡。（很遺憾，他留下這句話後不久，就在攀登珠峰時失蹤了）。我覺得人類的偉大，有一部分就體現在這兩個回答之中。
不過懷爾斯沒說的是，為了翻越這座「沒有意義」的山，數學家們在 300 年間被逼著發明了無數強大的現代數學工具。這就像是為了解開一個九連環，人類順手發明了微積分一樣。
2000 年，克雷數學研究所公佈了七個「千禧年大獎難題」，每題各懸賞 100 萬美元。目前僅有龐加萊猜想於 2003 年被俄羅斯數學家佩雷爾曼證明。這哥們也是個神人，不但拒絕了 100 萬美元獎金，還拒絕了菲爾茲獎，更是切斷了和外界的一切聯繫。數學界除了知道他在聖彼得堡和母親住在一起之外，其餘一無所知。
剩下的六個難題至今依然無解。想發家致富的朋友可以去試試，這比去當網紅而發家致富的概率要高那麼一點點。
這就是著名的「費馬大定理」，由法國數學家費馬於 17 世紀提出。它之所以能在民間擁有如此高的知名度，我想有以下幾個原因：
1、極簡
相比於黎曼猜想那種看一眼就讓人懷疑智商的東西，這簡直是送分題。但凡讀過初中的人都能看懂題意，甚至很多人會忍不住在草稿紙上比劃兩下，產生一種「我也能證明」的錯覺。
2、傳說
據說費馬當年在一本書的空白處寫下這個猜想時，順手裝了個逼：「我想到一個奇妙的證明方法，但是書頁空白太小，寫不下。」（這顯然是扯淡，費馬本職是個律師，雖然人稱「業餘數學家之王」，但這哥們最擅長的是挖坑，然後折磨無數同行。）
3、史詩般的證明
1995 年，英國數學家安德魯·懷爾斯閉關七年，用整整 127 頁的論文，成功證明了這個困擾人類 300 多年的猜想。
按理說，如此石破天驚的成就，懷爾斯必然要被授予數學界的最高榮譽「菲爾茲獎」。但很遺憾，菲爾茲獎有一條鐵律：獲獎者年齡不得超過 40 歲。懷爾斯出生於 1953 年，徹底證出費馬大定理時已經 42 歲。（這從另一個層面說明鄧煜、王虹是多麼厲害）。不過國際數學聯盟實在看不下去了，最終破例為他單獨頒發了一塊史無前例的「國際數學聯盟特別獎」。
記者採訪懷爾斯，問費馬大定理被證明，對現實世界有什麼實際意義。他想了一下說：沒有意義。這讓我想起有人問英國登山家馬洛里：你為什麼要去爬珠穆朗瑪峰？他說：因為山在那裡。（很遺憾，他留下這句話後不久，就在攀登珠峰時失蹤了）。我覺得人類的偉大，有一部分就體現在這兩個回答之中。
不過懷爾斯沒說的是，為了翻越這座「沒有意義」的山，數學家們在 300 年間被逼著發明了無數強大的現代數學工具。這就像是為了解開一個九連環，人類順手發明了微積分一樣。
2000 年，克雷數學研究所公佈了七個「千禧年大獎難題」，每題各懸賞 100 萬美元。目前僅有龐加萊猜想於 2003 年被俄羅斯數學家佩雷爾曼證明。這哥們也是個神人，不但拒絕了 100 萬美元獎金，還拒絕了菲爾茲獎，更是切斷了和外界的一切聯繫。數學界除了知道他在聖彼得堡和母親住在一起之外，其餘一無所知。
剩下的六個難題至今依然無解。想發家致富的朋友可以去試試，這比去當網紅而發家致富的概率要高那麼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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