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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腾讯斥资70亿美元向甲骨文采购算力服务，数据中心设在东南亚，背后涉及约10万片先进芯片。
目前美国对先进芯片施加了严格的出口管制。达到特定性能参数的芯片，不仅不能随意出口到中国，即使芯片最终运往东南亚等第三国，如果接收芯片的公司总部位于中国，或者其最终控股股东的总部位于中国，也可能受到严格限制。
目前AI模型训练广泛使用的H200、B200、B300等先进GPU，都在相关限制范围内。今年5月31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专门发布了一份执法指引，重申了这一点。
但美国的出口管制规则有一个天然的缺口：美国出口管制只管“物项（item）”，包括商品（commodity）、软件（software）、技术（technology）。通常来说，服务不在出口管制的管辖范围内，也就不受到前面所说的各种出口禁令的约束。
因此，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如果腾讯不是自己采购10万片芯片（按现有规则他们是买不到的），而是甲骨文或其他非中国第三方采购、持有并控制这些芯片，芯片从头到尾都留在数据中心，腾讯隔着互联网采购和使用甲骨文提供的算力——这到底算是在向腾讯出口芯片，还是只是在向腾讯提供一种服务？
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传统的算力服务当然更像是服务，而不是物项的出口。但具体的认定和很多因素有关，比如中国客户究竟只是购买一个抽象的算力服务、还是可以指定具体型号和数量的GPU，能否长期排他使用某个GPU集群，能否直接决定硬件配置和运行方式，以及客户事实上对这些GPU拥有多大程度的控制。
越接近普通的云计算服务，越容易被理解为“服务”；越接近客户事实上长期、排他地控制一批特定GPU，就越难简单地说这只是一项普通云服务。
美国当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26年1月，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了《Remote Access Security Act》。这个法案想做的事情非常直接，修改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法》（ECRA），明确授权商务部对外国主体通过互联网、云计算等方式“远程访问”受出口管制物项的行为实施管制。
今年6月，参议院又出现了相应版本以及将相关内容纳入国防授权法案（NDAA）的修正案，开始进一步讨论通过客户身份、先进计算芯片集群规模和总算力等标准，划定远程算力的管制边界。
但需要注意的是，截至目前，这些讨论都还在立法阶段，没有正式生效。所以腾讯和甲骨文这则新闻的时间点就很微妙。目前中美关系相对平稳、美国行政部门未必希望马上发动一轮大规模的先进芯片出口管制升级。
我们不知道是否是美国有人故意放出消息，以推动国内的立法进程。不论如何，它客观上给了美国国内鹰派提供了一个几乎完美的现实案例。
他们不再需要向普通议员解释什么叫remote access、什么叫IaaS，只需要问一句：
如果美国法律不允许把10万片先进GPU卖给腾讯，为什么可以把10万片GPU放在东南亚，然后隔着互联网租给腾讯用？
事实上，推动相关立法的美国议员此前已经使用过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rent what they can’t buy”。
腾讯本身还有一个很适合被美国政界拿来做文章的身份：腾讯目前仍然被美国国防部列入Section 1260H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1260H的制裁效果相对有限，主要限制是不能与美国国防部进行交易，未来可能有更广泛的美国国防供应链的限制，但是不会限制列入清单的企业的普通民事交易。
但问题是，美国国防部本来就是以所谓中国“军民融合”为政策背景建立这套名单的。腾讯的1260H身份天然会成为支持进一步限制的一方非常容易使用的政治叙事工具。
因此，这个新闻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腾讯现在到底能不能用这10万片GPU，而是美国会不会因为腾讯这样的超大规模交易，加速把目前仍然停留在讨论阶段的“远程算力管制”真正写进法律和BIS规则。
对其他经营算力中心的企业来说，这个新闻倒也不完全是坏消息。如果BIS准备重新解释现有规则，或者国会准备加速立法，腾讯和甲骨文这种规模的交易大概率都会首先中招。
腾讯什么时候开始做不下去了，那才是真正值得警惕的信号。
天塌下来高个子顶着。
目前美国对先进芯片施加了严格的出口管制。达到特定性能参数的芯片，不仅不能随意出口到中国，即使芯片最终运往东南亚等第三国，如果接收芯片的公司总部位于中国，或者其最终控股股东的总部位于中国，也可能受到严格限制。
目前AI模型训练广泛使用的H200、B200、B300等先进GPU，都在相关限制范围内。今年5月31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专门发布了一份执法指引，重申了这一点。
但美国的出口管制规则有一个天然的缺口：美国出口管制只管“物项（item）”，包括商品（commodity）、软件（software）、技术（technology）。通常来说，服务不在出口管制的管辖范围内，也就不受到前面所说的各种出口禁令的约束。
因此，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如果腾讯不是自己采购10万片芯片（按现有规则他们是买不到的），而是甲骨文或其他非中国第三方采购、持有并控制这些芯片，芯片从头到尾都留在数据中心，腾讯隔着互联网采购和使用甲骨文提供的算力——这到底算是在向腾讯出口芯片，还是只是在向腾讯提供一种服务？
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传统的算力服务当然更像是服务，而不是物项的出口。但具体的认定和很多因素有关，比如中国客户究竟只是购买一个抽象的算力服务、还是可以指定具体型号和数量的GPU，能否长期排他使用某个GPU集群，能否直接决定硬件配置和运行方式，以及客户事实上对这些GPU拥有多大程度的控制。
越接近普通的云计算服务，越容易被理解为“服务”；越接近客户事实上长期、排他地控制一批特定GPU，就越难简单地说这只是一项普通云服务。
美国当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26年1月，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了《Remote Access Security Act》。这个法案想做的事情非常直接，修改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法》（ECRA），明确授权商务部对外国主体通过互联网、云计算等方式“远程访问”受出口管制物项的行为实施管制。
今年6月，参议院又出现了相应版本以及将相关内容纳入国防授权法案（NDAA）的修正案，开始进一步讨论通过客户身份、先进计算芯片集群规模和总算力等标准，划定远程算力的管制边界。
但需要注意的是，截至目前，这些讨论都还在立法阶段，没有正式生效。所以腾讯和甲骨文这则新闻的时间点就很微妙。目前中美关系相对平稳、美国行政部门未必希望马上发动一轮大规模的先进芯片出口管制升级。
我们不知道是否是美国有人故意放出消息，以推动国内的立法进程。不论如何，它客观上给了美国国内鹰派提供了一个几乎完美的现实案例。
他们不再需要向普通议员解释什么叫remote access、什么叫IaaS，只需要问一句：
如果美国法律不允许把10万片先进GPU卖给腾讯，为什么可以把10万片GPU放在东南亚，然后隔着互联网租给腾讯用？
事实上，推动相关立法的美国议员此前已经使用过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rent what they can’t buy”。
腾讯本身还有一个很适合被美国政界拿来做文章的身份：腾讯目前仍然被美国国防部列入Section 1260H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1260H的制裁效果相对有限，主要限制是不能与美国国防部进行交易，未来可能有更广泛的美国国防供应链的限制，但是不会限制列入清单的企业的普通民事交易。
但问题是，美国国防部本来就是以所谓中国“军民融合”为政策背景建立这套名单的。腾讯的1260H身份天然会成为支持进一步限制的一方非常容易使用的政治叙事工具。
因此，这个新闻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腾讯现在到底能不能用这10万片GPU，而是美国会不会因为腾讯这样的超大规模交易，加速把目前仍然停留在讨论阶段的“远程算力管制”真正写进法律和BIS规则。
对其他经营算力中心的企业来说，这个新闻倒也不完全是坏消息。如果BIS准备重新解释现有规则，或者国会准备加速立法，腾讯和甲骨文这种规模的交易大概率都会首先中招。
腾讯什么时候开始做不下去了，那才是真正值得警惕的信号。
天塌下来高个子顶着。
21 113
我们要办一场真正零基础的美国HR训练营
这两年多来，我们服务了上百家出海美国的中国企业，几乎每一家都遇到过劳动纠纷。有的员工每周看病的时间“恰好”撞上周会，有的员工主张老板“偏爱”中国员工歧视南美裔，有的员工“不知道”有午休时间主张赔偿午休期间的加班工资，等等……
这些纠纷有的大，有的小，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应诉都极不划算。
代表员工的律所通常不收前期费用，而是从员工获得的赔偿款中支取35%-45%。而公司这边的律师通常无法提供风险代理，流程走完光是律师费就得超过六位数美元。
因此，我们做律师的工作很多时候成了“挑刺”和“算账”。员工会提各式各样的主张，我们要从中找出哪些法院更可能支持、哪些过了诉讼时效、哪些没有足够的证据，再按照法定和通行的赔偿额跟原告律师算账。如果谈得好，最后达成的和解金额可能可以打到员工主张金额的5%。
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律师能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只能在争议爆发之后被动地处理纠纷，没有办法回到过去，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拉住公司同事，让他不要说某句不该说的话；也没办法提示公司，解约时多付一点赔偿金签好免责协议，不要把风险敞口留到将来。
真正能控制公司人事劳动风险的，不在律师和法务，而是在HR。这也是我们起心动念办这次训练营的初衷。
有经验的美国本土HR工资不低。按照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旧金山地区有经验的（Level II）的人事经理的通行年薪为17.7万美元。对于很多初到美国的中国企业来说，同样的钱，本土聘用HR往往不是第一要务。
第三方人力派遣公司（EOR或PEO）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他们通常按人数和薪资总额收费，对于初创公司来说可能不太划算。
事实上，美国公司运营初期，美国的人事管理工作完全可以暂由在中国的HR*处理，但许多人即便想学习探索，也缺乏经验和学习路径，难以快速入门。
* 需要提示的是，这里说的不是由中国公司HR直接处理美国公司的内部事务，这样可能导致公司混同的问题，而是由美国公司聘用位于中国的HR全职或兼职处理美国公司的相关事宜。
我们找来长期合作的移民律师、诉讼律师、CPA，从员工的签证入职、人事系统、工资税务、离职和争议解决等方面来一次高密度、全方位的培训，让中国背景的HR在培训之后，可以迅速上手美国人事管理的基础工作。
培训时间定在10月16日，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北京线下，另有线上渠道供其他城市的朋友参与。费用是人民币2499/人，多人可团购。
具体可以联系下方我们合作的咨询公司的小助手，咨询报名事宜。当然，有问题也可以直接问我。期待和大家的会面。
这两年多来，我们服务了上百家出海美国的中国企业，几乎每一家都遇到过劳动纠纷。有的员工每周看病的时间“恰好”撞上周会，有的员工主张老板“偏爱”中国员工歧视南美裔，有的员工“不知道”有午休时间主张赔偿午休期间的加班工资，等等……
这些纠纷有的大，有的小，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应诉都极不划算。
代表员工的律所通常不收前期费用，而是从员工获得的赔偿款中支取35%-45%。而公司这边的律师通常无法提供风险代理，流程走完光是律师费就得超过六位数美元。
因此，我们做律师的工作很多时候成了“挑刺”和“算账”。员工会提各式各样的主张，我们要从中找出哪些法院更可能支持、哪些过了诉讼时效、哪些没有足够的证据，再按照法定和通行的赔偿额跟原告律师算账。如果谈得好，最后达成的和解金额可能可以打到员工主张金额的5%。
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律师能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只能在争议爆发之后被动地处理纠纷，没有办法回到过去，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拉住公司同事，让他不要说某句不该说的话；也没办法提示公司，解约时多付一点赔偿金签好免责协议，不要把风险敞口留到将来。
真正能控制公司人事劳动风险的，不在律师和法务，而是在HR。这也是我们起心动念办这次训练营的初衷。
有经验的美国本土HR工资不低。按照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旧金山地区有经验的（Level II）的人事经理的通行年薪为17.7万美元。对于很多初到美国的中国企业来说，同样的钱，本土聘用HR往往不是第一要务。
第三方人力派遣公司（EOR或PEO）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他们通常按人数和薪资总额收费，对于初创公司来说可能不太划算。
事实上，美国公司运营初期，美国的人事管理工作完全可以暂由在中国的HR*处理，但许多人即便想学习探索，也缺乏经验和学习路径，难以快速入门。
* 需要提示的是，这里说的不是由中国公司HR直接处理美国公司的内部事务，这样可能导致公司混同的问题，而是由美国公司聘用位于中国的HR全职或兼职处理美国公司的相关事宜。
我们找来长期合作的移民律师、诉讼律师、CPA，从员工的签证入职、人事系统、工资税务、离职和争议解决等方面来一次高密度、全方位的培训，让中国背景的HR在培训之后，可以迅速上手美国人事管理的基础工作。
培训时间定在10月16日，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北京线下，另有线上渠道供其他城市的朋友参与。费用是人民币2499/人，多人可团购。
具体可以联系下方我们合作的咨询公司的小助手，咨询报名事宜。当然，有问题也可以直接问我。期待和大家的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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