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大一统国家的分权化——财政视角下的清代国家能力》这篇文章,最大的感受就是:小到个人,大到国家,财务的意识真的很重要;
小农时代,量入为出的财务思想,反而成了清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
在清前中期,清朝的财政思想简单来说就是收多少花多少,且每年的税收也是差不多定额的,并不会随着当年的收入情况而灵活调整,更别提现代的预算思想(根据发展目标倒推收入)。
康熙一句,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及雍正推行的“摊丁入亩”政策更是将财政核心锁定在土地面积之上。
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对比,从历代纵向对比来看,18世纪晚期的清代人均税负水平也仅有北宋前期的15%。
但是,据统计,清朝的人口规模在清前中期的两百年间扩张为了明末的三倍。人口增加,国家税收基本稳定,这意味着基层治理难度是成倍增加的。
> 这直接导致了三大问题:
首先是,国家财政基建的腐坏导致的国家能力下降,国家与个人的联系被严重切断,国家税收主要与土地面积挂钩,而每年的税收总量也基本是定额的,这就导致个人与地方官员均有动机逃避新增耕地与人口申报。
而这也意味着,国家对基层的信息掌握渠道的瘫痪。没有信息,就更别提掌控力。当然,这在国家运转稳定时期影响不大,但一旦遇到突发危机,这套财政秩序就完全失去了弹性,很难再恢复元气。
1796年开始,以白莲教起义为首的冲击,将乾隆时期的财政积累很快消耗殆尽,从而便带来了19世纪上半叶的萧条期。
其次,便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高度紧张。由于随着人口增加,地方的治理压力与日俱增,但是赋税并没有随之增加。
面对此等情况,清代的基层官员不得不雇用大批衙役、胥吏和幕僚来协助、辅佐公务。也就是,我们现代所说的合同工。
与此同时,这也一定催生了地方非税收入的增加。但是,财政思想和财政基础框架不变,这就是必然无可避免的事情。当一项地方附加税受到中央干预后,总会有新的替代税顽强出现。
最后,便是由于清前中期财政定额化与高度集权,地方士绅精英虽承担公共责任,却未获得制度化的政治—财政安排;这种权责错位在危机中为地方军事化与督抚崛起提供了结构基础。
这就好比在一个公司里,有一群能力很强的临时项目负责人,他们一直在替公司救火,但公司不给他们正式职位,也不给制度保障。
平时还好,但一旦公司总部崩溃,他们自然会站出来接管。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崛起,便是这条脉络。
读完这篇内容后,联想了很多当下的情况,包括自身的情况。有时候一味的节制也可能导致衰落,对金钱的观念一定要转变,以及更多深入的思考。
最后附上,一些有意思的冷知识:
> 01
中国所谓的半殖民地,核心特征是治外法权和海关通商口岸。
治外法权是什么?简单说就是,外国人在中国犯罪,不归中国法律管。归本国领事或本国法院管。这等于在中国土地上开辟了法律飞地。
海外通商口岸是什么?通商口岸是条约规定必须向外国商人开放贸易、居住和租地的城市。这些通商口岸外国人可以长期居住,可以设立租界,可以设立领事裁判权,中国不能随意征税。
尤其是海关问题。清朝后期设立了“海关总税务司”,实际长期由英国人掌控(比如 赫德 )。
这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的税收制度,部分由外国人管理。也就是说,半殖民地意味着,土地还是中国的。但法律部分不是中国的。关税制度受外国控制。而经济命脉被外国列强绑定。
> 02
之前经常在电视剧台词中,听到“报效朝廷”这几个字。一直没理解他的意思。今天才知道,报效其实是一种国家获得非税收入的手段。也就是,人主动把钱或物资交给国家的动作。
这是清代制度化的非税收入——捐纳和报效,在国家财政吃紧时常被用作缓和财政危机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