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扬格播客」终于回归德语文学啦！我们新专题的主角是德国大诗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这个名字想必不需太多介绍，它早已和莎士比亚与但丁一起进入西方正典的行列，学界研究汗牛充栋，《少年维特的烦恼》和《浮士德：一部悲剧》也是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启蒙读物。关于歌德好像没有什么没有被读过、被写过，没有什么问题没有被提出、被解答。那么我们今天还能如何重新理解他呢？

第一次节目，我们决定先聊聊歌德的《维特》——诗人的成名作、元祖级别的畅销书、一本拿破仑自称读过七遍的小说。尽管今天读来，《维特》所谈的看起来非常老套，无非一些没有节制的激情和求而不得的爱恋而已，但细读之下我们发现似乎不止于此。除了刻画普世的爱情以外，《维特》还传达出18世纪人们对礼教的怀疑、对自然的狂热、狂飙突进的形而上学精神、新兴德语文学与古希腊史诗的渊源，以及斯宾诺莎引发的异教思潮等等。在这期节目里，我们重新聊聊歌德这部爱情悲剧，试着从中发现一些曾经粗读之后没有留意过的新的意涵。欢迎大家收听！

194年前的今天（3月22日），诗人歌德在德国魏玛逝世，留下遗言：“更多光”。这不久之前，他才完成筹划半生的《浮士德》。在他82年的生命里，歌德作过诗、当过官、挖过矿，爬过高高矮矮的山，收集过植物、头骨、书信各色物件，也经历过伟大的友情和爱情。

我们播客筹划已久的【歌德专题】下周三终于要上线了！第一期节目当然要献给青年歌德的青年维特。之后，我们会聊聊歌德的自然科学研究、神秘的“神魔”概念、不太亲和的《亲合力》，以及他对同时代和后世哲学的影响等等。欢迎大家关注☺️

哈贝马斯生于1929年，与马丁·路德·金同岁。他在魏玛德国度过童年，在纳粹当权时期接受教育，战后成为议会民主制的坚定支持者。他的博士论文与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相关，毕业后转而从事社会批判的研究，担任阿多诺和霍克海姆助教，最终接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被称为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

我和安迪都不专门做批判理论，但在我们待过的哲学系里哈贝马斯这个名字并不算陌生。即使没有仔细研读过他厚厚的专著，也常常听到“公共领域”、“交往理性”这样的词。哈贝马斯终其一生都相信公共对话的力量，相信人和人之间仍然可能彼此理解。他也因此被德里达批评为一个“过时”的人，无法理解现代西方思想为何失败，反而高举“理性”的教条和口号。

得知哈贝马斯身故的消息后，我提议我们聊聊自己对这位哲人的印象。安迪和我通过不同的文本接触到哈贝马斯，阅读的兴趣有不同的着重，对他的理论也褒贬不一。譬如安迪比我更熟悉法兰克福学派的脉络，而我则对他关于“后世俗时代”的提法印象深刻。简单回顾这几年读书笔记之后，我们就开始录制，聊得有些散乱，想法和立场也还没找到合适，但是总算有提到哈贝马斯思想中一些比较著名的侧面。

顺着“公共领域”和“交往理性”的说法，也想着当下所处的现实，我们聊到公共表达的媒介问题，聊到民主论辩中诡辩和谎言的成份，情感如何在交谈中对抗理性设定的秩序，以及常识在哲学思考当中的位置等等。我们不仅纪念哈贝马斯，也会直言对他的质疑以及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产生的不解。斯人已逝，但他的思想在进一步的讨论中保持鲜活。

2026年3月14日，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2026）逝世。他留下的理论遗产却扑朔迷离。哈贝马斯一生关注的问题是：在一个历尽战火、灾难、摧毁与暴力的现代社会中，一种公共生活何以可能。他给出的答案是：他要捍卫一种现代的、理性的商谈话语，相信它能带来共识、指向民主的政治实践。

这一答案令许多人大跌眼镜。因为他所处的年代是一个后现代的哲学话语层出不穷、着力解构一切的时代，他所继承的批判理论的传统也是一种激进的否定哲学。然而，他却似乎相信那些已被后现代主义者们扫入历史垃圾堆的概念——理性、话语、现代性——仍然有其光芒。在一个解构与否定的时代，哈贝马斯坚信着继承与重建的力量。

为此，他也与他同时代的学者们打过不少笔仗、嘴仗。本期节目是我们的即兴而谈，谈前并无确切的提纲，谈完后却发现它有这样一种结构：我们试图呈现哈贝马斯与这一后现代大潮的相遇与错位。后现代主义者们看到了一个奇特而又过时的哈贝马斯，但历史似乎证明了，哈贝马斯看到的才是哲学的当下与未来。我们两人分别站在后现代主义学者与哈贝马斯的立场上，试图把这些没吵完、或许也吵不完的架，延续下去；我们希望通过这样讨论，哈贝马斯的理论能继续活在现实政治的语境中——这大概也会是所有社会-政治理论家的夙愿吧。

即友们新年快乐！今天年初二，我们也勤勤恳恳更新播客节目啦。这次是一期轻松的漫谈节目，希望大家喜欢🥰

这期节目，我们两位曾经的哲学本科生来聊了聊对哲学本科教育的看法！我们介绍了我们各自的教育背景，讲述了本科阶段接受哲学教育的经历、感受与反思，并试图通过这些私人的、具体的体验，切入思考更为宏观的问题：哲学是什么？它与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学习哲学”这件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思想与语言的关系是怎样的？所谓的通识教育有着怎样的理想、又为何失败？

我们两人的观点大概远非主流意见，我们甚至或许时有暴论与惊人之语，但我们想传递的事情是：哲学不是僵死的理论、甚至也不是系统性的信息或知识；相反，哲学是私人的，与哲学打交道意味着与他者打交道，意味着对话，也意味着被改变。我们以这样的视角学习和研究哲学，也以这样的视角理解课堂、理解文献、理解语言。在为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写的导言中，大卫·林格写道：“方法论的贫瘠与真正的理解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想象……这种能力的前提条件是解释者能接受文本提问，并受文本挑动而承担风险、卷入一场对话，这一对话将使她超越自己当前的位置。”

在阿伦特专题的第一期节目中，我们提到了舍勒对阿伦特的影响。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是德国哲学人类学的代表，也是现象学的早期实践者之一。根据阿伦特传记作者托马斯·迈耶（Thomas Meyer）的梳理，阿伦特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相当细致地研究过舍勒的著作，并且和他的遗孀——舍勒的遗产执行人取得过联系，但是在实际写作中只提到过舍勒一次，并且语带批判。

舍勒和阿伦特一样，是对奥古斯丁保持热情的德国现象学家（阿伦特的两位老师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也同样如此），并且舍勒关注的重点也是基督教中爱的概念。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认识与爱》，其中多次提到过奥古斯丁。在这篇文章里，舍勒拿印度与希腊作为参照，讨论基督教中什么是爱。

在印度和希腊思想中，爱总是被视作一种手段，用来达到知识或智慧。比如说，在柏拉图的《会饮》里，爱神是一个丰饶之神和贫困之神的私生子，它本身多有缺乏，恰恰因此在不断追逐美。而最完善、最美的存在者是不会爱的，因为他们已经永恒占有了被爱的对象。这种基于缺乏的爱欲概念也——像安迪在节目中提到——影响了奥古斯丁对爱的理解。

舍勒借着爱的概念谈了谈奥古斯丁在基督教传统中的特殊性。基督教本来是没有哲学的，它的哲学是借了希腊概念的壳子。唯独奥古斯丁能够用一种独创的方式谈论基督徒的生存体验本身，不是如阿奎那认为那样从理智（intellectus）出发，也不是像司各脱认为那样从意志（voluntas）出发，而是从爱出发——amor dei et invicem in deo（爱上帝并且在上帝当中爱彼此）。也正是从爱出发，奥古斯丁提出了“预定论”：救赎不是你想就能获得，而是上帝的自由选择，不是从理智也不是从意志出发，不具有普遍性，而是像所有爱一样是不可知的，没有定数的。

托卡尔丘克与圣诞夜的“等待戈多”

在我们播客最近上线的圣诞特别节目中，我们聊了波兰作家托卡尔丘克的短篇小说《巴尔多的耶稣诞生场景》。所谓「耶稣诞生场景」，指的是基督徒的一种传统：临近圣诞节时会在广场上和教堂上摆上一组木雕，模拟耶稣在马厩中诞生的场景，有圣母玛利亚的雕塑、约瑟夫（圣母的丈夫）的雕塑、东方三贤者的雕塑，还有牛、羊、骆驼等等动物。场景中最开始是没有耶稣的，只有一个空空的小木盆，到平安夜才会把耶稣加进来，象征他的诞生。

在小说的的结尾，托卡尔丘克几乎漫不经心地提到了「没有实现的诺言」，这全篇终结处的无心词组一语道破了耶稣诞生场景的实质：它是对未实现的诺言的一次次召唤。耶稣离世之前许下诺言：他将回归，世界将毁灭，历史将终结，所有人都将得到救赎。这一许诺：历史终结处的最终救赎、地上的天国，在人类历史上一次次变形，从神学到文学到哲学到科学到政治，人们不断期盼最终的解放与救赎，甚至不惜为它牺牲自我乃至制造悲剧，它却从来未到来。最近看到一位记者做的关于顾准的节目，其中提到他晚年历尽苦难、遍观悲剧之后最重要的反思也恰是此：地上不会有天国，历史终将违逆预言。而我们是贝克特笔下等待戈多的谬人，而年复一年，每次那木质的婴儿被放入马厩，都在昭告世人：当年的宿诺依旧没有实现。

2022年时我写了一首圣诞诗，写时并没想到托卡尔丘克这篇小说（有可能当时我都没读过这篇小说，我记不清了），但近来翻看，发现与小说中一些主题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诗里我写：

汽灯熠雪落群星，谁盼银橇云外行？
百万坟哭弥赛亚，两千年信杳神婴。
青藤蛀塔荒天启，焚酒旋沤芜世情。
旧梦如今休复问，知渠轮齿转无停。

等待弥赛亚的坟墓，被自然力量侵蚀的设计，荒芜的世事，不可追回的旧梦，不停旋转的庞然而莫测的齿轮，以及最重要的：两千年来音信全无的圣婴——这都是托卡尔丘克小说中的元素。大概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这首小诗或许因此也可作为托卡尔丘克这篇小说一个无足轻重的注脚，而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大家圣诞快乐呀！借着节日的由头，我们来继续聊聊我们播客一直关心的宗教、神学、文学与哲学相关的话题！这期节目讨论的文本是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Olga Tokarczuk，1962—）的短篇小说《巴尔多的耶稣诞生场景》，它收录于小说集《世界上最丑的女人》中。

托卡尔丘克于201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勘误：主播在节目中口误说成了18年），瑞典学院的授奖词中提到，她“将私密的观察与对神话的痴迷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写作方式。波兰是一片传说与神话的沃土，也是天主教信仰最强的国家之一，托卡尔丘克的许多作品都与宗教和神学主题相关。她将传统的神学叙事拈来，以私人的体验与哲学的思辨加以重构，其作品因而神秘又现实、宏大又具体、玄奥又浅白。

《巴尔多的耶稣诞生场景》正是这样一个故事。节目中我们从何为“耶稣诞生场景”与《福音书》中的耶诞叙事聊起，讨论了波兰的玛利亚崇拜传统，托卡尔丘克如何在她的故事中改写这一传统、她如何理解又重述这位“圣母”；她如何将一个装置艺术写成一整个世界，将它的历史写成人类的历史时间，她又如何理解这一历史时间、理解其中人的自由。最后，我们也聊了小说结尾处对于“承诺”的讨论，以及人如何从她们历史性的失望中走出来、找到力量继续前行。

欢迎大家收听！

“我想展示出的是，她与犹太人问题的对质，塑造了她所思考的、贯穿她一生的各种根本性问题。”在美国哲学家Richard J. Bernstein的《汉娜·阿伦特与犹太人问题》的导言中，他这样写道。对于阿伦特的同时代人来说，她与犹太民族的关系似乎再显明不过了：她本人是德国犹太人，她年轻时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中工作，让她声名大噪的作品《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恰因为它关于犹太人的立场而极富争议性，她长时间与犹太社群及其中的知识分子处在矛盾与挣扎中……可以说，当阿伦特在世时，她是作为一个来自德国的犹太知识分子而为人所知的。

但吊诡的是，也恰恰是这个民族-宗教身份，在今天很多关于阿伦特的介绍和讨论中，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大概因为这个话题确实敏感，有时我们读完一篇文章、听完一整场讨论，都想不起来阿伦特是个犹太人。但这一身份对她来说绝非无足轻重的偶然属性。阿伦特从小就在反犹主义的环境中成长，她的老师和同学不断提醒她她的犹太人身份；她向哲学的转向受到18世纪犹太知识女性拉赫尔·瓦恩哈根（Rahel Varnhagen，1771–1833）的影响，而她博士毕业之后写的第一本书也正是拉赫尔的传记，其中她系统性地反思了做一个犹太人、一个犹太女性意味着什么。阿伦特终其一生都大量地写作着关于犹太人、犹太历史、大屠杀和锡安主义的文章和评论，绝不止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而更重要的是，如Bernstein和阿伦特的传记作者Young-Bruehl所说，犹太人问题其实处在阿伦特全部思想的中心，她的政治理论和哲学都在很大程度上诞生于她作为犹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她对于犹太民族和犹太历史的反思。阿伦特自己曾说过，“思想的主题是什么？体验！别无其他！而一旦我们失去了体验的基础，我们就跌入了各式各样的理论中。”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就试图讨论：阿伦特的政治和现代性思想如何从她作为犹太人的生活体验中生长出来。

在「阿伦特专题」的第一期播客中，我们聊了聊她的博士论文《爱的概念与奥古斯丁》。节目里，我们两位主播主要争辩的是，阿伦特究竟如何看待奥古斯丁的理论。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阿伦特对于基督教社群和伦理的态度，她在奥古斯丁中是否读出一种共存的伦理学——对此，有两个截然相反的理解。

安迪认为，阿伦特在基督教中找到了她所珍视的在世伦理的反面。比如阿伦特的德语编者Ludger Lütkehaus也相信，真正的社会生活（vita socialis）并不能凭借基督教的“爱上帝”原则建立。因为基督教关于“爱邻人”的敕令总是以“爱上帝”作为中介的，爱他人也即爱他人内心的上帝形象，爱上帝在他人心中施加的爱与宽恕。因此，基督教的爱总是间接的，并且以对世界的否定、对历史与代际的否定作为前提。Lütkehaus认为，后期阿伦特的政治哲学将会反对她本人曾经在奥古斯丁这里看到的“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

但我更偏向另外一种观点，也就是阿伦特会觉得基督教中存在真正的爱的伦理学。阿伦特的英语编者Joanna Vecchiarelli Scott和Judith Chelius Stark也持这种看法。通过区分“自爱”和以造物主为中介的他爱，阿伦特为日后的“平庸之恶”概念奠定了哲学的基础。平庸的恶人在世界当中不加反思地追求欲望。这个欲望可以非常基本，比如衣食住行，而这种对食物、金钱、名誉的追求归根结底是一种自爱。打破这种平庸性，也就是意识到自身舒适的生活是成问题的。甚至这个“自我”本身就是成问题的——quaestio mihi factus sum，我对我自己成为了问题。两位编者甚至认为，阿伦特偏爱奥古斯丁以及基督教中的创造的上帝，而不是新柏拉图主义或者海德格尔意义上作为死亡和欲望的上帝。

在阿伦特的博士论文中我自己读到的是，阿伦特的“基督”概念恰恰蕴涵了一种公共性，并且是最高级的公共性，所谓“邻人”并不是空间上离我最近的人，而是所有人，所有与我共享有限存在的受造个体。这里发生了一种辩证法：最公共的爱经由上帝的中介重新回到了具体的个人，却同时抛弃了未经中介之前的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