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吐槽杭州和北京是“美食荒漠”的网络言论，其实有一个关键的论点支撑，就是“这些城市几乎没有什么便宜实惠的本地特色小吃”。

你看，成都街头有几块钱的锅盔、冰粉、蛋烘糕、甜水面。长沙有臭豆腐、糖油粑粑、紫苏桃子姜。贵阳有洋芋粑粑、糯米饭、豆腐圆子。陕西有凉皮、甑糕、肉夹馍。云南有烧饵块、炸洋芋、烤乳扇、豌豆粉。天津有大名鼎鼎的煎饼果子，桂林米粉几块钱有肉有粉……这些基本都是几块钱就能触手可及的街头美食。

再反观被调侃“美食荒漠”的北京、杭州、上海等城市，放眼街头，并没有什么特色小吃。杭州能拿得出手的就是葱包烩了吧？春饼夹油条小葱，在铁板上压着煎，口味寡淡不说，客单价动辄10块起步，并不便宜。之所以能成为杭州特色，恐怕南宋秦桧的历史典故占了至少八成，味道本身反而次要。

北京和上海更不必说了，想找到10块钱以内的纯正本地特色小吃，也相当困难。
（注：恕我见识短，如果有的话，请北京和上海土著朋友补充🙏）

其实，北京、上海、杭州作为经济发达的大都市，汇集了全国各地乃至全球的美食，但依然被扣上“美食荒漠”的帽子。这只能说明，“美食荒漠”这个词汇本身并不准确，它想表达的并非“没有美食”，而是这里缺乏亲民、接地气、高性价比且具有辨识度的本地街头烟火气。

其实原因也不难理解，这些城市生活节奏快，生活成本高，高昂的租金和人力成本，让那些利润微薄却充满人情味的烟火气失去了生存空间，也很容易使餐饮行业走向标准化、预制化。

以杭州为例，杭州近十多年来几乎拆光了城中村，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新城建设，每一个新城都有个通病：住宅小区没有底商，商铺多数汇聚在盒子商业里。也就意味着，你要想找一家好吃的馆子，除了去商场，几乎只能去老城区。但杭州的老城区就那么小，空间相当有限。

或许这就是城市化的一种代价吧，有了光鲜亮丽的城市，失去的是人情味和烟火气。

突然意识到今天是双十一，似乎少了些往年的热闹，有点冷清。前几年双十一都会买不少东西，凑单确实能便宜不少。现在消费欲明显降低，也可能是近半年来开始持续买基金，把心思花在了如何让钱生钱上，对购物没什么兴趣了。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中国的舆论场上，很多争论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有结果。

因为在相当多人的思维里，批评不是一种意见表达，而是一种敌对行为。

比如，你批评一家企业的产品不好，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产品究竟有什么问题，而是你是不是竞争对手派来的黑子。

你批评一项公共政策，大家首先关心的不是政策是否合理，而是你站在什么立场，是不是境外势力派来搞事情的。

你批评某个人或机构存在的问题，立刻就有人质问你：为什么不去批评别的人、别的机构？你是不是收了黑钱？

于是，一个非常荒诞的循环就出现了：有人一提出批评，首先就被怀疑动机，批评者不得不为自己的身份和立场辩护，于是双方围绕谁是自己人、谁是敌人吵得不可开交。

至于最初提出的问题是否属实，批评有没有道理，反而没人关心了。

一个本来可以通过事实求证和逻辑分析解决的问题，就这样被转化成了一场永远无法解决的立场冲突。

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根源在于，很多人至今依然在用意识形态斗争的逻辑理解公共讨论。

在这种思维里，舆论并不是百花齐放、各抒己见的公共讨论空间，而是一块必须争夺的阵地。既然是阵地，那就只有敌我、只有输赢，而没有对错。

顺着这种思维，不管现实里如何，在舆论场上一定不能认错，认错就等于失了权威，失了合法性。

这或许就是“赢麻了”背后的深层逻辑。

围观了业主群里的一场骂战，双方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互相指责，最后都气急败坏地喊着“要报警”。

以前我遇上这种事，也总想着要报警，要找个权威部门主持公道，觉得警察一来就能还自己清白。但现实往往并不会如你所愿。

如今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当你跟他人起冲突时，别指望报警能让警察给你“评理”。

首先要明白，警察的职责所在是【防止事态升级、维护治安秩序】，他们其实无权判定谁对谁错。你如果真想要掰扯是非、要求赔偿，唯一的正解就是去法院起诉。

但现实的无奈往往就在于，如果真要打官司，就得付出很高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成本。为了一点点损失或一口气，去走漫长的法律程序，对普通人来说就是一场巨大的消耗。

想明白这点，心态就会平和很多。

所以遇到烂人烂事，保护好自己永远是第一位的。冷静下来算算账，涉及多大赔偿？值不值得去打官司？如果实在不值当，不如趁早抽身。

成年人的世界，很多时候没有什么“公道”可言，及时止损永远比争口气更重要。

说一段震颤三观的话。

在中国，自古以来，一个人是否有价值，并不取决于你自己。个体的价值从来不是由自我定义的，而是由“外界评价体系”定义的。

往小了说，在家庭体系里，个人要克己、修身，要孝父母、悌兄长，要结婚生子、传宗接代。人在各种“关系”里被定义，而唯独没有自我。

往大了说，个人的价值实现可以统称为“出息”，包括上名校、进大厂、考公上岸（考取功名）等等，要成为人上人，要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回报社会。这些同样也不是关于自我的，而是要在社会的既有坐标里，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再往大了看，中国人的终极理想是“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所谓的“建功立业”“报效国家”。说白了，本质上是追求被体制接纳，是权力崇拜。通过向权力靠拢，以换取生存资源和社会地位，从而证明自己的影响力和价值。

有个比喻，问“人生是旷野还是轨道”，其实可以套过来，便于理解：儒家就像是一条强大稳固的轨道，它框定了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所谓的礼治），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长路径。不得不承认，这条轨道维系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农耕文明，并使这个文明稳固地传承了上千年，这是它伟大的地方。

但与此同时，坐在这列车上的中国人，也被它牢牢束缚了上千年，失去了跳车去探索旷野的勇气。它使中国人错失了大航海时代，错失了工业革命，也被鞭打着、强推着走进了现代。但当下的现代，也只是表层生活方式进入现代，骨子里的社会心理和意识依然保留着至深的封建时代儒家色彩。

方舟子当年靠打假，收拾了一堆恶龙后，自己成了恶龙。后来罗永浩收拾了方舟子，没想到若干年后，罗永浩也成了一条恶龙。现在又有新的屠龙少年出来了，黄斌（罗永浩的早期合伙人）站出来炮轰罗永浩，获得了众多网友拍手叫好。

国人似乎特别喜欢看“屠龙少年”的故事，其实本质上跟古人看侠客故事没什么区别。都把社会公平正义的希望寄托在某些个人身上，总觉得需要有个人来主持公道。

这也从侧面说明，虽然在经济和技术上进入了现代，但骨子里的社会心理和底层逻辑一直没有变。直白说，中国至今仍然不是规则型社会，而是“谁掌握了力量和话语权，谁就定义规则”。

今天读到经济学家陈志武的一个观点，很颠覆我对资本市场的固有认知。

他说，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规模化生产和销售其实是一条必然的路。

因为规模越大，成本越低，效率越高，技术也越容易普及。就拿零售业来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多、更丰富的商品？背后靠的就是平台经济的规模化。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

当大企业越来越强、越来越大，很多传统的小生意、小买卖，也会被不断挤压。过去一个普通人可能靠开个小店、做点小生意，就能养活一家人；但在今天，很多行业已经不是“你愿不愿意干”的问题，而是“你干不干得过规模化的大企业”。

于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出现了：

当规模化生产和销售，不断消灭普通人的创业机会，我们拿什么来弥补？

有人可能会说，那就限制大企业。

但这显然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大企业带来的高效率、低成本和技术进步，本身就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为了保护小生意而限制大企业发展，最后很可能是大家都不好过。

真正值得思考的，其实是另外一条路：

既然普通人越来越难成为企业家，那能不能让他们成为大企业的股东，从中获益？

这其实就是证券化和证券市场存在的重要意义。

一个普通人不需要自己开一家电商平台，也不需要自己创办一家大公司，他完全可以通过购买股票、基金，成为这些企业的股东之一。

企业做大了，企业创造的财富，也就有机会通过股权和分红回到普通人手里。

这也是为什么英美资本市场发展到今天，普通家庭参与率这么高的原因。2002年的数据显示，英国家庭平均有45%的资产配置在金融证券，美国则达到61%，至少一半的美国家庭直接或间接持有股票。这是20多年前的数据，今天只会更高。

换句话说，在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里，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不应该只属于企业老板，也应该有普通人的一份。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资本市场最大的意义，并不是让企业融资，而是让更多的普通人也有机会分享大企业增长的红利。

问题是，为什么到了中国，这套逻辑却总让人感到水土不服呢？

其实并不是方向错了，而是中国的证券市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让普通人分享增长红利的机制。

中国股市在设计之初就“重融资、轻回报”，很多企业把上市当成融资甚至套现的机会，却没有真正把持续经营、创造价值、回报股东放在第一位。

其次，退市机制也很不健全，一些缺乏持续经营能力、甚至财务造假的“垃圾股”，长期滞留在股市里，劣币驱逐良币。

而且，内幕交易、财务造假等违法成本太低，集体诉讼和投资者赔偿机制长期以来都很不完善……

种种原因导致中国股市经常“牛短熊长”。

其实，让普通人分享企业发展的红利，也不一定非要通过公开上市。

胖东来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通过员工持股，让员工不只是拿工资，还能够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

这背后其实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

如果一个人努力工作，只是在帮别人创造财富，那么他得到的只是一份工资；但如果他的努力，也能转化为自己的财富，那他的积极性、责任感以及认同感就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让企业做大”。而是企业做大以后，要想办法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成为财富增长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看到李洪绸工作室在招聘AI影视创作人才，我感觉这个团队一定会大火起来。

提到李洪绸这个名字，你可能会有些陌生，但如果提起豆瓣9.7分的国产网剧天花板《毛骗》，你肯定有所耳闻，李洪绸就是他们的主创。

熟悉他们的人都知道，这个团队最大的杀手锏就是“讲故事的能力”一流。但早年间他们实在太穷了，因为资金和场地的限制，剧里的服化道常常透着一股廉价感，场景也大多局限于简陋的出租屋或街头，整体制作显得颇为粗糙。

而且，他们团队主打一个“全员多面手”。主演邢冬冬不仅演戏，还兼任导演和剪辑；小宝和邵庄既是导演也是编剧；安宁身兼经纪、场务等数职。甚至连幕后的工作人员，包括出品人和导演，也都曾亲自上阵当过群演。就是这样一群看似简陋的“草台班子”，硬是靠着扎实的剧本拼出了一系列神作，《毛骗》《异物志》《杀不死》《城市边缘》《海市蜃楼》……

这也是为什么，看到他们拥抱AI，我会如此期待。因为AI给整个影视行业带来的变化，绝不仅仅是帮剧组省点特效钱，它更重大的意义在于，让这一行实现了“讲故事平权”。

中国影视从来不缺好故事，也不缺会讲故事的人。但为什么现在很多动辄投资上亿的大制作，却总让人有一种“被喂垃圾”的难受感？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行业的话语权长期以来被少数人所垄断。资本和圈子决定了谁能拿到投资，谁能通过审查，最终谁能占据院线排片。很多有才华的创作者，空有满脑子的奇思妙想，却只能被埋没。

而现在，AI正在颠覆这套旧秩序。当AI能够以极低的成本生成逼真的场景和炫酷的特效时，视觉制作的门槛被彻底踏平了。只要有好故事，就有机会拍出好作品。

我相信，以李洪绸团队的顶级编剧能力，借助AI的力量，能把更多好故事搬上荧屏。

期待《毛骗》大电影，期待《海市蜃楼》第二季。

中国现在的“灵活就业”人群越来越多了，3.2亿人灵活就业，占7.25亿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是44%。换句话说，中国所有的就业人群里，有近一半都在打零工！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

所谓“灵活就业”，看似工作更灵活自由了，不用朝九晚五，但也意味着风险更加个体化了。

以前农业时代，风险是家庭化的，人们养儿防老，家庭就是养老保险，乡土宗族的互助共济就是最原始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了维系这一体系，儒家伦理与孝道文化应运而生，约束着年轻人给长辈养老。

然而，这种模式的代价就是个人自由极大受限。在小家庭里，需要恪守“父母在、不远游”与“晨昏定省”。在大家族里，既然有难同当，那么有福也要跟大家共享。如果“一人得道”，就不能只顾自己，也要担负起帮衬整个家族的责任，带大家“鸡犬升天”。

进入工业社会后，精细的社会分工使得传统大家庭逐渐瓦解，社会保障体系也从家族转移到了政府+企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出现了商业保险。于是社会保障体系变成了政府兜底+市场补充。

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但代价就是每个人都要靠个人努力在职场打拼，传统的族亲帮衬已经消散。

而当下中国最棘手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大转型时期，工业和经济狂飙突进，但社会制度、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人们的心理结构却没有同步跟上。 一方面，现实已经进入高竞争、高流动性的陌生人社会，但很多人的观念意识、家庭结构和社会关系，还停留在熟人社会的逻辑里。

另一方面，本该由国家承担的社会保障成本和责任，由于制度仍不完善，被推给了家庭和个人头上：养育后代要靠全家托举、老人养老要依赖子女兜底、一场大病就足以掏空整个家底……

于是当代年轻人被迫承受着三座大山：既要面对现代市场社会的激烈竞争，又要背负传统家庭伦理里的诸多责任和期待，还要独自承担医疗、失业、养老等不断被个体化的社会风险。
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压力能不大吗？！难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娃了。
说到底，根源还是在于分配制度极大不公。城乡二元、体制二元、户籍二元……这些人为的不合理制度导致一部分人拿走了太多资源和机会，体制内享受着顶配福利与兜底保障，而近一半的就业人群在所谓的“灵活就业”中裸奔，也别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削尖了脑袋也要考公进体制内。

看到一个博主分析“审美匮乏”，很颠覆我的三观。

他说，许多人把审美匮乏归因于美术课缺失，这是一种认识误区，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里。

康德说“审美是道德的阶梯”，“真善美”的排序揭示了人格发展的完整路径：真是地基，善是建筑，美是屋顶，真是排在第一位的。

一个人的“真”，是在童年时期逐步构建的。我们从小接收到的外在信息，书本、新闻、短视频等等，构成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如果这些信息是假的、有水分的，那么我们的认知也是虚假且扭曲的，由此形成的世界观便与真实客观的世界“货不对版”。

带着这样一套扭曲的认知进入社会，人就容易找不到自己，随波逐流，漫无目的地活着。

唯有外在认知不被扭曲，我们才能抵达“内在真”——认清我是谁、我想要什么，从而做真实的自己。真实的自己越充分，生命状态越多元，美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有了“真”的底色，才有“善”与“美”。内在善是善待自己。一个不知如何对自己好的人，无法真正对他人好。那些“我都是为你好”的窒息式付出，恰恰是“内在不真”的外在表现。

唯有内在真、内心和谐、有主体性的人，给出的善意才是干净的、不绑架他人的。

当真与善兼备，美才成为可能。美不是某张海报或某件衣服，而是真与善走到极致后的自然升华——一种和谐、崇高、令人愉悦的状态。

所以，审美问题从来不是美学问题，而是文化启蒙问题。真组成认知，认知孕育思想，思想引领行为，行为决定了美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