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段震颤三观的话。

在中国，自古以来，一个人是否有价值，并不取决于你自己。个体的价值从来不是由自我定义的，而是由“外界评价体系”定义的。

往小了说，在家庭体系里，个人要克己、修身，要孝父母、悌兄长，要结婚生子、传宗接代。人在各种“关系”里被定义，而唯独没有自我。

往大了说，个人的价值实现可以统称为“出息”，包括上名校、进大厂、考公上岸（考取功名）等等，要成为人上人，要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回报社会。这些同样也不是关于自我的，而是要在社会的既有坐标里，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再往大了看，中国人的终极理想是“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所谓的“建功立业”“报效国家”。说白了，本质上是追求被体制接纳，是权力崇拜。通过向权力靠拢，以换取生存资源和社会地位，从而证明自己的影响力和价值。

有个比喻，问“人生是旷野还是轨道”，其实可以套过来，便于理解：儒家就像是一条强大稳固的轨道，它框定了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所谓的礼治），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长路径。不得不承认，这条轨道维系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农耕文明，并使这个文明稳固地传承了上千年，这是它伟大的地方。

但与此同时，坐在这列车上的中国人，也被它牢牢束缚了上千年，失去了跳车去探索旷野的勇气。它使中国人错失了大航海时代，错失了工业革命，也被鞭打着、强推着走进了现代。但当下的现代，也只是表层生活方式进入现代，骨子里的社会心理和意识依然保留着至深的封建时代儒家色彩。

方舟子当年靠打假，收拾了一堆恶龙后，自己成了恶龙。后来罗永浩收拾了方舟子，没想到若干年后，罗永浩也成了一条恶龙。现在又有新的屠龙少年出来了，黄斌（罗永浩的早期合伙人）站出来炮轰罗永浩，获得了众多网友拍手叫好。

国人似乎特别喜欢看“屠龙少年”的故事，其实本质上跟古人看侠客故事没什么区别。都把社会公平正义的希望寄托在某些个人身上，总觉得需要有个人来主持公道。

这也从侧面说明，虽然在经济和技术上进入了现代，但骨子里的社会心理和底层逻辑一直没有变。直白说，中国至今仍然不是规则型社会，而是“谁掌握了力量和话语权，谁就定义规则”。

今天读到经济学家陈志武的一个观点，很颠覆我对资本市场的固有认知。

他说，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规模化生产和销售其实是一条必然的路。

因为规模越大，成本越低，效率越高，技术也越容易普及。就拿零售业来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多、更丰富的商品？背后靠的就是平台经济的规模化。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

当大企业越来越强、越来越大，很多传统的小生意、小买卖，也会被不断挤压。过去一个普通人可能靠开个小店、做点小生意，就能养活一家人；但在今天，很多行业已经不是“你愿不愿意干”的问题，而是“你干不干得过规模化的大企业”。

于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出现了：

当规模化生产和销售，不断消灭普通人的创业机会，我们拿什么来弥补？

有人可能会说，那就限制大企业。

但这显然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大企业带来的高效率、低成本和技术进步，本身就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为了保护小生意而限制大企业发展，最后很可能是大家都不好过。

真正值得思考的，其实是另外一条路：

既然普通人越来越难成为企业家，那能不能让他们成为大企业的股东，从中获益？

这其实就是证券化和证券市场存在的重要意义。

一个普通人不需要自己开一家电商平台，也不需要自己创办一家大公司，他完全可以通过购买股票、基金，成为这些企业的股东之一。

企业做大了，企业创造的财富，也就有机会通过股权和分红回到普通人手里。

这也是为什么英美资本市场发展到今天，普通家庭参与率这么高的原因。2002年的数据显示，英国家庭平均有45%的资产配置在金融证券，美国则达到61%，至少一半的美国家庭直接或间接持有股票。这是20多年前的数据，今天只会更高。

换句话说，在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里，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不应该只属于企业老板，也应该有普通人的一份。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资本市场最大的意义，并不是让企业融资，而是让更多的普通人也有机会分享大企业增长的红利。

问题是，为什么到了中国，这套逻辑却总让人感到水土不服呢？

其实并不是方向错了，而是中国的证券市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让普通人分享增长红利的机制。

中国股市在设计之初就“重融资、轻回报”，很多企业把上市当成融资甚至套现的机会，却没有真正把持续经营、创造价值、回报股东放在第一位。

其次，退市机制也很不健全，一些缺乏持续经营能力、甚至财务造假的“垃圾股”，长期滞留在股市里，劣币驱逐良币。

而且，内幕交易、财务造假等违法成本太低，集体诉讼和投资者赔偿机制长期以来都很不完善……

种种原因导致中国股市经常“牛短熊长”。

其实，让普通人分享企业发展的红利，也不一定非要通过公开上市。

胖东来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通过员工持股，让员工不只是拿工资，还能够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

这背后其实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

如果一个人努力工作，只是在帮别人创造财富，那么他得到的只是一份工资；但如果他的努力，也能转化为自己的财富，那他的积极性、责任感以及认同感就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让企业做大”。而是企业做大以后，要想办法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成为财富增长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看到李洪绸工作室在招聘AI影视创作人才，我感觉这个团队一定会大火起来。

提到李洪绸这个名字，你可能会有些陌生，但如果提起豆瓣9.7分的国产网剧天花板《毛骗》，你肯定有所耳闻，李洪绸就是他们的主创。

熟悉他们的人都知道，这个团队最大的杀手锏就是“讲故事的能力”一流。但早年间他们实在太穷了，因为资金和场地的限制，剧里的服化道常常透着一股廉价感，场景也大多局限于简陋的出租屋或街头，整体制作显得颇为粗糙。

而且，他们团队主打一个“全员多面手”。主演邢冬冬不仅演戏，还兼任导演和剪辑；小宝和邵庄既是导演也是编剧；安宁身兼经纪、场务等数职。甚至连幕后的工作人员，包括出品人和导演，也都曾亲自上阵当过群演。就是这样一群看似简陋的“草台班子”，硬是靠着扎实的剧本拼出了一系列神作，《毛骗》《异物志》《杀不死》《城市边缘》《海市蜃楼》……

这也是为什么，看到他们拥抱AI，我会如此期待。因为AI给整个影视行业带来的变化，绝不仅仅是帮剧组省点特效钱，它更重大的意义在于，让这一行实现了“讲故事平权”。

中国影视从来不缺好故事，也不缺会讲故事的人。但为什么现在很多动辄投资上亿的大制作，却总让人有一种“被喂垃圾”的难受感？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行业的话语权长期以来被少数人所垄断。资本和圈子决定了谁能拿到投资，谁能通过审查，最终谁能占据院线排片。很多有才华的创作者，空有满脑子的奇思妙想，却只能被埋没。

而现在，AI正在颠覆这套旧秩序。当AI能够以极低的成本生成逼真的场景和炫酷的特效时，视觉制作的门槛被彻底踏平了。只要有好故事，就有机会拍出好作品。

我相信，以李洪绸团队的顶级编剧能力，借助AI的力量，能把更多好故事搬上荧屏。

期待《毛骗》大电影，期待《海市蜃楼》第二季。

中国现在的“灵活就业”人群越来越多了，3.2亿人灵活就业，占7.25亿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是44%。换句话说，中国所有的就业人群里，有近一半都在打零工！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

所谓“灵活就业”，看似工作更灵活自由了，不用朝九晚五，但也意味着风险更加个体化了。

以前农业时代，风险是家庭化的，人们养儿防老，家庭就是养老保险，乡土宗族的互助共济就是最原始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了维系这一体系，儒家伦理与孝道文化应运而生，约束着年轻人给长辈养老。

然而，这种模式的代价就是个人自由极大受限。在小家庭里，需要恪守“父母在、不远游”与“晨昏定省”。在大家族里，既然有难同当，那么有福也要跟大家共享。如果“一人得道”，就不能只顾自己，也要担负起帮衬整个家族的责任，带大家“鸡犬升天”。

进入工业社会后，精细的社会分工使得传统大家庭逐渐瓦解，社会保障体系也从家族转移到了政府+企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出现了商业保险。于是社会保障体系变成了政府兜底+市场补充。

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但代价就是每个人都要靠个人努力在职场打拼，传统的族亲帮衬已经消散。

而当下中国最棘手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大转型时期，工业和经济狂飙突进，但社会制度、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人们的心理结构却没有同步跟上。 一方面，现实已经进入高竞争、高流动性的陌生人社会，但很多人的观念意识、家庭结构和社会关系，还停留在熟人社会的逻辑里。

另一方面，本该由国家承担的社会保障成本和责任，由于制度仍不完善，被推给了家庭和个人头上：养育后代要靠全家托举、老人养老要依赖子女兜底、一场大病就足以掏空整个家底……

于是当代年轻人被迫承受着三座大山：既要面对现代市场社会的激烈竞争，又要背负传统家庭伦理里的诸多责任和期待，还要独自承担医疗、失业、养老等不断被个体化的社会风险。
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压力能不大吗？！难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娃了。
说到底，根源还是在于分配制度极大不公。城乡二元、体制二元、户籍二元……这些人为的不合理制度导致一部分人拿走了太多资源和机会，体制内享受着顶配福利与兜底保障，而近一半的就业人群在所谓的“灵活就业”中裸奔，也别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削尖了脑袋也要考公进体制内。

看到一个博主分析“审美匮乏”，很颠覆我的三观。

他说，许多人把审美匮乏归因于美术课缺失，这是一种认识误区，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里。

康德说“审美是道德的阶梯”，“真善美”的排序揭示了人格发展的完整路径：真是地基，善是建筑，美是屋顶，真是排在第一位的。

一个人的“真”，是在童年时期逐步构建的。我们从小接收到的外在信息，书本、新闻、短视频等等，构成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如果这些信息是假的、有水分的，那么我们的认知也是虚假且扭曲的，由此形成的世界观便与真实客观的世界“货不对版”。

带着这样一套扭曲的认知进入社会，人就容易找不到自己，随波逐流，漫无目的地活着。

唯有外在认知不被扭曲，我们才能抵达“内在真”——认清我是谁、我想要什么，从而做真实的自己。真实的自己越充分，生命状态越多元，美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有了“真”的底色，才有“善”与“美”。内在善是善待自己。一个不知如何对自己好的人，无法真正对他人好。那些“我都是为你好”的窒息式付出，恰恰是“内在不真”的外在表现。

唯有内在真、内心和谐、有主体性的人，给出的善意才是干净的、不绑架他人的。

当真与善兼备，美才成为可能。美不是某张海报或某件衣服，而是真与善走到极致后的自然升华——一种和谐、崇高、令人愉悦的状态。

所以，审美问题从来不是美学问题，而是文化启蒙问题。真组成认知，认知孕育思想，思想引领行为，行为决定了美的呈现。

钟睒睒又一次炮轰电商平台。

这一次，他是借助央视一个节目的契机，用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发了声。看起来是不经意，其实很可能是有意为之——既把话说出来了，又不至于显得太刻意。

这两天，他的观点也迅速引发舆论场的讨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财经作家吴晓波甚至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从三个层面对他的观点进行了驳斥。还有人说，钟睒睒虽然是首富，但其实并不懂经济。

但我倒觉得，他不是不懂经济，而是太懂了。他不是蠢，而是精。

他很清楚，在当下经济下行、社会情绪高度紧绷的局面下，上峰最想要的是什么——一个足够具体、足够庞大，又足够适合转移矛盾的“靶子”。

这件事情如果只从商业逻辑去看，似乎很费解。一个媒体人出身，并能做到四次蝉联中国首富的人，怎么可能看不懂最基本的商业逻辑？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从舆论和社会情绪来看，可能就会发现另一层东西。

一个人身居高位，往往很难弯下腰，即便犯了错也不会承认错误。

从根源上讲，这是中国几千年权力文化的产物。在这种认知里，权力本身就是正确性的来源，包装自己永远“伟光正”，就是权力竞争的一部分。

所以即便犯了错也断然不会承认，因为认错等于示弱，示弱等于失威，失威就等于失位。

这套规矩在“强权决定一切”的老登时代或许还玩得转。但如今时代变了——今天是平权时代，信息平权、话语权平权，人人都有麦克风，你还端着这幅架子死撑，只会死得更惨。

——对某企业高管处理竹知了舆情的做法有感

LV把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告上了法庭。

很多网友第一反应是：“LV居然敢告国知局”“一家外国企业居然敢告中国政府”……

其实，这没什么可惊讶的。

在我国商标制度中，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法院承担的是两种不同角色。

国知局负责商标授权、驳回复审、无效宣告等行政裁定。

如果企业对裁定结果不服，或者对流程有异议，无论是外国品牌还是中国企业，都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由法院进行司法审查。

这本身就是法律赋予各方的正常程序。

相比于案件的最终输赢，我觉得这起纠纷更大的价值在于，它让更多人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知识产权到底保护什么？

很多人一直有一种误解，觉得只要历史上存在过、很多人都在用的图案，就绝对不能注册商标。

也有人觉得，只要企业注册成功，就意味着别人以后都不能用了。

实际上，这两个理解都不准确。

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本来就在努力平衡两件事情。

一方面，它不会把公共文化资源变成某一家企业的私产。

另一方面，它也会保护原创设计，以及企业长期经营形成的品牌识别。

比如圆形、三角形、对勾、苹果……这些都是公共图案，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但耐克那个对勾图案、苹果那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图案，都可以受到法律保护。

这两者之间的边界怎么划，才是真正复杂的地方。这也正是知识产权制度存在的意义。

回到LV和茉莉奶白的商标纠纷，这终究只是一起商业案件。很多人习惯带着朴素的道德观，下意识地先分个谁好谁坏、谁正义谁邪恶。

但在现代法治框架里，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并不判定谁好谁坏，而是厘定权利边界。

法律上的权利，本质上是一套人为设计的“游戏规则”。之所以这样设计，是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商业秩序。如果大家都凭“我觉得”来主张权利，而不按规则去注册商标，那市场就乱套了，也就不再有人花心思去搞设计、做品牌。

所以，你不能光凭一句“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就去主张权利，法律只看你有没有按规则拿到“商标注册证”。这看似冷酷，却是为了维护交易秩序，给所有人一个明确的预期。

让纠纷回到规则的框架内解决，这恰恰是法治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

很多人把《置身钉内》当成阿里的“黑料”，我反而觉得，它恰恰证明了阿里依然是一家好公司。

对于《置身钉内》风波，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果然世界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但这种理解，未必抓住了重点。

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阿里内部有没有问题，而是这些问题能曝出来、被公开看见、被充分讨论、容得下批评，甚至能够在阿里内网长期保留。

首先明确一个最基础的道理：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会犯错。更不必说像阿里这样有几十万员工的大型组织了，不可能没有矛盾、没有失误。而相比于“会不会犯错”，更值得关注的是“有没有及时发现错误并纠正错误的机制”。

很多人看到的是阿里的混乱，却忽略了另一件更重要的事：阿里内网长期允许员工公开吐槽、允许不同声音讨论、允许员工质疑管理、允许内部自我批评，并且永不删帖。正是因为信息能够畅通流动，问题才能暴露出来，组织才有机会不断修正自己。

中文互联网有种很有意思的现象：人们看到某个组织暴露出问题，就觉得它不行了；而看不到问题的，又觉得它管理有方。可现实往往正好相反。越是允许吐槽、允许讨论、允许批评的企业，就看起来越“乱”。而那些容不得批评、只允许同一种声音的地方，反而容易营造出一种“岁月静好”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