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嬷的情书》后劲太大。作为一个潮汕人,一个南洋华侨后代,“侨眷”,看这个电影有一些天然的亲切感。虽然暗示了自己不要哭,电影情节到了,眼泪不自觉就流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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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曾祖父是暹罗(泰国)华侨。
但他在泰国赚的钱不多,大概也只是够添补家里的温饱之用。
某次大台风,祖屋的屋顶被掀翻了,家里没办法,写信让曾祖父回来。曾祖父也没带回来钱,只能把家里的田卖了一部分,换钱修了屋顶,然后又匆匆下南洋去了。
后来客死在泰国。
而二老嬷(曾祖母,继室),作为继母,一直操持着家庭,抚养着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长大。期间阿公结婚、下南洋、接阿嬷过番、回国…她一直就在那里。
我出生时,二老嫲已经去世,我对她的记忆都是长辈们口口相传的。
临终前,她还留下了一句交代:以后清明不用上山祭祖,太麻烦了,在家里祭拜就可以了。
她的一生,没有留下名字,却无怨无悔地守护着这个家,至死还在开明地为后人着想。
当初小时候学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论语时,脑海里面想到的第一画面就是她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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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的阿公(爷爷)则是印尼归国华侨。
1930 年代日本侵占潮州,家里又遭灾,阿公在新婚后不久也下南洋去了。先去了香港,然后新加坡,最后落脚在印度尼西亚。
从一个渔民开始打工,一步步积累财富,最后收购了打工的小渔场。从此在那边立了足,才把阿嬷(奶奶)接过去,在那边生下了几个伯父。
1954 年,听闻家里解放,在阿嬷的反复劝说下,变卖家产,回来了家乡。(最后一张图是归国签证)
我小时候问过阿嬷,为什么那边好好的日子不过要回国,她说,那边海岛的生活太苦了,每次小孩子生病,要撑着渔船渡海过去新加坡找医生,半夜在海浪中颠簸。
阿公因为长期要下海捕鱼,大概是深海水压的缘故,还聋了一只耳朵。
回国后,从一个“老板”,变回一个集体生产队中的“贫农”。而带回来的金银和贵重物品,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原因以及老人家的乐善好施,也逐渐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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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经历过那个真实的环境,我实在难以理解为什么阿嬷会这样决定。但我知道如果他们不回国也没有今天的我。
可能,这就是潮汕人的安土重迁的实际表现吧。
“华侨”这个称呼,本就是先辈们背井离乡讨生活的设定:只是出去打个工,要把钱寄回养家,将来总还要回来养老的,并未计划要长居他乡。
只是我的阿公阿嬷还算幸运地能走完这整个流程,既躲过了出海时日本侵略者的“追杀”,也避开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尼的大规模排华。而更多的先辈们,或像剧中木生、我的曾祖父那样因故客死他乡,或像南枝一家那样在他乡落地生根,抑或者又经历次次的漂泊辗转各地,一如如今欧洲美洲的各种潮汕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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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公在幼年时因为家贫,也没能上几年学,因此也认不了几个字。直到晚年,他竟然能通过翻字典,自己看电视和报纸也看新闻。
剧里木生歪歪扭扭的学写字,泰国华侨们悄悄办华文补习班,也是先辈们的真实故事。
诗言志,字传情。
学习文字不是为了考试和学历,不是为了功名利禄和人前显贵,而只是先辈们为了和家人、与世界通讯的一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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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影时,看木生冒着大火,还要跑回楼上去,我就在猜,到底是去救“情书”,还是去救钱,如果非要二选一的话? 我最后还是选了钱。我脑海里面想到的是曾祖父回乡修屋顶,却掏不出钱,只能去变卖祖田的羞愧和无奈,是阿公在明知父亲已经客死他乡之后,还要毅然而然背井离乡讨生活的决绝。
过番、侨批、红头船,不是浪漫叙事,不是儿女私情,是实打实的生存需要,是我的先辈们的血泪史,是我祖祖辈辈的来时路。
我反对将《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以及潮汕文化扯上重男轻女叙事、去贴大男子主义标签,也反对过度去苦难化我们的先辈。
他们无论男女,都只是想履行自己的家族责任,只是想守护好自己的家人和家园。
这甚至都不用讲到什么道德或者家国情怀,这是动物本能。也是我们再怎么发展文明都不应该颠倒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