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论证缺陷,恰恰反映着当今舆论极度狭窄的一面:大词泛滥,拼接比喻,发散论证,立场中心;是爆点与帽子的无限叠加,是每一个道理单拎出来都是对的,但是又在每个方面都无关具体场景的讨伐檄文。何同学是不是大V,有没有舆论影响力?当然有。网约司机是不是往往无名,没有发生渠道?当然是。他是不是在主动讲述自己的故事,传达他的自我叙事?当然在。奔波的司机是不是也需要关注他的心理健康,是不是也要看到他的结构性困境?当然要。So?到底哪一步出现了问题,哪一步让你隔着十万八千里也能诛到别人的心,使得何同学竟如你所说那般,在包装脆弱、异常老练、结构性施压、甚至向下羞辱?证据是什么,关联在何处?
霸凌当然是一种权力结构,但是“判·断·是否属于霸凌”却不是套公式就能算出来的,不是天然地因为何同学是极具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和网约车司机所以必然构成霸凌结构的,这不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力量对比,而是需要相当细致入微的场景分析。何同学没有公开司机名字,没有借助影响力不付钱或者要挟司机不要求好评,他唯一做出的行为是“将他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摘出来,用以说明不要因为内心压力讨好他人。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当我也坐在车上,我和司机就是平等的合同关系,我可以不因总是无法拒绝他人而不得不给好评”。
到底谁这么大胆,敢做一种逻辑上的全称判断,把“公众批评”统统归类为“霸凌”?到底谁在做总结,认为只要足够会讲述自我,就能抵挡任何批评的火力?除了你,没有人在说。即使有,我代表我自己也可以说,辩护的逻辑不该是公众批判是原罪,也不是讲述自我就自动免于道德判断,问题反而是,我们丧失了把人看做复杂多面体的机会,放弃了具体认识每个事件的能力,我们不肯相信大明星也会遇到讨好的问题,不愿看到有资源的人也想平等地表现自己的不开心、甚至是不成熟。
我们高高举起,我们重重砸下。我们追逐圣人,然后再收割巫女。我并不想同情何同学,也不想同情司机,如果要我说我同情什么,那我同情我们的道德资源竟然稀缺到了这种地步,它只够我们批判权贵、觊觎明星、揪斗出轨,大喊死刑。我们对人复杂性的认识在被我们自己逼入绝境,从此以后,我们只会应激,不在思考。我同情困于这种思想的所有人。 //
@Supernice: 这篇为“何同学”辩护的文章,试图将公众的批评归结为“霸凌”,并用“脆弱”“焦虑”“讨好型人格”这些标签来为其行为开脱。但这其实恰恰遮蔽了问题的本质:真正的霸凌者,正是何同学本人。
首先,我们必须厘清“霸凌”的定义。霸凌从不是由谁“哭得更惨”决定的,而是权力不对等下的一种压迫行为。在这件事情中,何同学作为拥有百万量级影响力、被主流平台长期扶持的头部KOL,站在了信息传播权、话语权、流量权的金字塔顶端。他的“微博发言”并不是某个普通用户发的一句情绪宣泄,而是具有明确舆论引导力的公共表达。试问,当一个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公开发文将一个没有曝光度、没有话语权的“司机师傅”置于被动局面,并带有某种“我已经忍你很久了”的优越态度——这难道不是权力的使用?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向下施压的社交动员行为。
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是“自言自语”,而是在公共平台上、有意识地“叙述”这件事。换句话说,他不是被误解,而是主动建构了一个叙事结构——我,一个忙碌的、焦虑的、有责任感的年轻创作者,终于拒绝了那个“不够体面”的、给我带来负担的服务者。这种叙事天然就把司机师傅放在了一个“打扰者”、“麻烦制造者”的位置,而他自己则被塑造成“勇敢表达自我”的现代青年。试问,这背后究竟是谁在“物化”谁?谁在把“底层劳动者的情绪”作为自己成长叙事的道具?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将他人的处境当作自我叙事的背景板,本身就是一种精致的、包装过的权力施展。而讽刺的是,他所依托的这种表达方式,不仅在体制话语中拥有合法性(平台背书、媒体转发),甚至还能借“心理学术语”包装成一种“疗愈行为”。这种行为非但不“脆弱”,反而异常老练——因为它知道如何在公共场合中借“反脆弱”的姿态换取情感同情,又懂得如何在表达中回避真实责任。
其次,把“公众批评”统统归类为“霸凌”,实质上是一种话语反转。在一个权力高度流动、结构高度失衡的社交媒体环境中,“大V”反而变成了“受害者”,而真正的弱者(比如那位司机师傅、比如普通用户)却被描绘为“加害者”。这是一次再典型不过的“话语脱钩”:只要你足够会讲述自我,只要你提前把“我很焦虑”当作免死金牌,你就能抵挡任何批评的火力。
但现实不是心理咨询室。公共表达的空间有其成本,你的表达不是“中性的”,而是会实质性地影响他人的。尤其当你动用自己庞大的社交资本,主动发起一场针对特定个体或群体的不满时,你就不再只是一个“脆弱的个体”,而是社会结构中的“话语施加者”。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行为本质上是一次“结构性向下的羞辱”,而非“自我表达中的小小失误”。
最后,“他好欺负”的叙事,本身就是对现实结构的再一次误读。真正“好欺负”的人,是在城市中无名无姓地奔波、被差评一次就会被平台惩罚、甚至连“表达不满”都无法公开说出的人——而不是那个可以一边在热搜上被“声讨”,一边继续维持主流平台合作与商业价值的大V。
我们当然要反对霸凌,但前提是我们要认清谁在霸凌谁。
一个拥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向下输出贬低性的叙述,这不叫“脆弱的表达”,这叫“结构性施压”。而当他反过来用“焦虑”“讨好型人格”“公众过于严苛”来解释自己行为时,这不是勇敢面对,而是用一套新的软话语掩盖旧权力的继续运作。
这才是真正应该被揭穿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