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进入“字节时间”了吗?
前几天,前第一财经总编辑秦朔抛出了一个很抓眼球的说法,中国互联网正在进入“字节时间”。
他援引野村证券的数据说,中国移动互联网使用时长排名前五十的App里,字节系拿走了41.8%的总时长,腾讯系只有28.6%。其中红果短剧的人均单日使用时长高达125分钟,抖音也在110分钟以上。
秦朔的潜台词很清晰,字节在用算法拿捏人性,人们每天把两个多小时扔进短剧里对字节来说是一个好数据,但对社会来说并不值得欣慰。
接着抖音副总裁李亮跳出来反驳说这个定性“极不严谨,纯属瞎扯”,理由是数据口径有问题,而且41.8%连反垄断法二分之一的标准都没到,短视频和短剧也是充分竞争行业,没有谁能稳居第一。
秦朔的文章里引了一堆网友评论,什么“红果短剧降智”、“我真的要把红果卸载了,人感觉越来越傻了”......
有医生出来解释说不是真的智商下降,短剧密集的反转钩子持续刺激多巴胺,让大脑超负荷运转。当多巴胺储备透支,专注和理解能力暂时变差,于是就产生了“变笨”的感觉。
但问题在于体感归体感,选择归选择。一个人刷完短剧觉得脑子空了,第二天晚上照样打开红果。一个人嘴上骂着“太降智了”,手指头却比谁都诚实。
你可以说短剧没有营养,可以说它像“电子辣条”,但所有这些批评加起来都回答不了一个根本问题。如果用户真的那么痛苦,为什么他不走?
答案很简单,因为他在别的地方更痛苦。上了一天班,被KPI追着跑,被通勤榨干。等回到家躺在沙发上,大脑已经不具备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了。
这个时候你给他推荐一本需要沉下心阅读的经典著作,或者一部需要正襟危坐欣赏的艺术电影,他只会觉得你烦。
他需要的是不需要动脑子就能获得情绪反馈的东西,而短剧恰好提供了这些,这跟品味无关。秦朔和李亮吵了半天,本质上是在争夺一个东西的定义权,即用户的注意力到底应该被谁、以什么方式消耗?
秦朔代表的是一种很典型的精英视角,时间应该被用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读书、思考、陪伴家人。这个价值观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他把自己的价值排序当成了一个普世标准,然后用“社会成本”的框架去审视别人的娱乐选择。
李亮的反驳则更精明,他不谈价值只谈竞争和数据口径,把问题引向“市场充分竞争”和“没有垄断”的技术性辩论。
两个人的立场看似对立,实则共享同一个前提,即用户的注意力是需要被管理和引导的,区别只在于由谁来管。
一个人点开什么、看多久、第二天还回不回来,这些行为数据比任何问卷和访谈都真实。红果日活突破两亿,超过四大长视频平台之和,抖音月活破十亿这些数字不是靠强迫得来的。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某个疲惫的夜晚做出的选择,你可以不喜欢它,但你不能假装这个选择不存在,也不能因为不符合你的审美就把它定义为“被算法操纵”的结果。
推荐系统放大了内容的可得性,让用户更容易找到能刺激自己的东西,但算法无法凭空创造欲望。人对即时快感的需求是刻在神经系统里的,即使没有抖音,人们也会去打麻将、刷网文、看土味视频。
注意力从来就不会平均地流向“高价值”内容,它只会流向当下最不费力的那个选项。
李亮那句话的潜台词是,用户是随时可以走的。事实上用户也确实在用脚投票,只不过他们投票的方向让批评者不舒服。
今天红果起来了,明天可能就是别的产品。市场在变,用户在变,唯一不变的是谁能在人们最疲惫的时刻提供最合适的情绪供给,谁就能拿到那几分钟或几小时。
所以“字节时间”这个说法与其说是在批评字节,倒不如说是在描述一个既成事实。秦朔用这个词是想敲打字节,让它“为社会价值多做担当”。
但社会价值这个东西,从来就不是靠企业的自觉来实现的。如果用户真的需要更长、更深、更有营养的内容,市场自然会给出回应。
只不过问题在于用户用行为给出的答案和批评者的期望并不一致,那么这时候最该反思的到底是用户的选择,还是批评者那套关于“什么值得被消费”的预设?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这是一套关于合法性的判断标准。你可以说它浅薄,可以说它消耗注意力,但你无法否认在无数个疲惫的夜晚,是它接住了那些无处安放的情绪和精力。
而那些坐在书房里替普通人操心“时间该怎么花”的人,大概很久没有体会过下班后连话都不想说的感觉了。
人们把时间和金钱花在哪里,那就是他们用行动投出的神圣一票。你可以不喜欢投票结果,但你不能替他们做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