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怀念小时候的春节。
寒假一到,院子里的空气就被我们要掀翻了。那是玻璃窗的受难季,足球随时会以一道并不优美的弧线撞碎旁边餐厅或办公室的窗户;也是门卫大爷的渡劫期,不仅要提防突如其来的雪球,还要警惕角落里炸响的鞭炮——那是我们献给冬天的礼炮,却是大爷整个正月的噩梦。
大街上的音响大概是想把喜气强行灌进行人的耳朵里,如果当时流行广场舞,随时随地就可以跳起来。电视点播台不知疲倦地循环着冯巩的《旧曲新唱》,“狗不理包子”成了那个时段最嘈杂最洗脑的背景音。
但在这片喧嚣里,我得演一出戏。我要佯装沉痛地告诉玩伴们:“我要回乡下老家了,没法陪你们了。” 只有我自己知道,转身的那一刻,心里炸开的快乐比鞭炮还响。
因为老家,那是一个更庞大、更神秘的江湖。
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眼熟又陌生的亲戚长辈来访,我常把他们想象成身怀绝技的不同门派的长老,不经意间会施展精妙的武功。
堂屋正中的供桌上摆着令人垂涎的贡品,翅膀被别过来造型曼妙的肥鸡、方方正正白白嫩嫩的整块五花肉、跟我手臂一样长的大鲤鱼……这些《水浒传》里常出现的描述成为现实。
两把太师椅像威严的长老分列供桌两旁。在童年的我的眼里,乡村的古老习俗让这两把椅子成为禁地,封印着神秘的仪式。而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趁大人不备,把最小的哥哥猛地推进去,看他惊慌失措地亵渎这份庄严。
其他哥哥姐姐们则成为被我“绑架”的玩伴,被迫陪我打一整天的“够级”和“保皇”,我想他们在那时一定后悔过教会我认牌。
玩累了就去野外,广阔的田野是我们的练兵场。我们奔跑、放火,点燃田地里茂盛的枯草,也不小心点燃别人家的柴火,直到柴火垛冒起青烟,我们才在一片叫骂声中四处狂奔,风在耳边呼啸,那是自由的声音。
记忆里的春节是高饱和度的。是爷爷笔下红得刺眼的春联,是集市上琳琅满目的年货,是饺子汤里翻滚的热气,是乡村点心无法阻拦的甜腻。大人们在那几天总是处于微醺的状态,像古人一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今夕何夕。
除夕夜是一场博弈。我假意推脱着长辈递来的红包,眼神却诚实地瞥向别处,最后眼睁睁看着这笔巨款落入妈妈的口袋,换来一句“先替你存着”的千古谎言。
不过到了初一,这笔损失会在同姓宗族的拜年巡游中找补回来——那一天,所有的糖果都对我敞开怀抱,妈妈的管束权暂时失效。
直到初二送完家堂,接连不断的鞭炮声让那两把神秘的太师椅解除封印。但坐上去的那一刻,年过完了,年味儿也就淡了。
那时的日子,热烈得没有一丝缝隙。
直到高二那年。那是记忆中最后一次在老家过年。贴完对联,我独自坐在门前的斜坡上。
暮色四合,湖面安静的像一块铅板。远方的群山雾气缭绕,渐渐跟炊烟融合,飘荡在村子里。整个世界突然被按下了静音键,只有湖边那排高大的杨树上,几只寒鸦落在光秃秃的梢头,干枯地叫了两声。
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但那也是我对村庄最后的最美好的凝视。
后来,春节的战场转移到了城市。
起初是不适应的。坐在暖气充足却门窗紧闭的楼房里,我会下意识地寻找炉火熊熊的老屋,寻找那些关于神鬼、家族和土地的闲聊。但城市只有空荡荡的街道,和再也无法重现辉煌的春晚。
春节从一种仪式退化成了一个平凡的假期。它不再负责制造奇迹,只负责提供一个让游子回家陪陪父母的借口。
或许成长的过程,就是逐渐接受春节不再那么热闹和让人期盼,也接受生活不再如预想般热烈和满怀憧憬。现在的我,依然相信生活会是美好而有趣的,但不再执着于那种盛大的快乐。
就像那年的暮色,每一年的春节总会过去,热闹终将散去,只有那几声寒鸦的叫声,在空旷的岁月中,提示着平凡与孤独才是生命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