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修斯是流动的。他可以是国王、战士、流亡者,也可以披上乞丐的衣服,甚至成为独眼巨人面前的 Nobody。他改变语言、姿态和身份,创造表象,也借此改变别人眼中的自己。
这种姿态很容易被看作轻浮。仿佛一个随时能够改变自己的人,总会缺少某种值得信赖的内核。但尼采在《朝霞》中谈论希腊人对奥德修斯的欣赏时,着重写到了他的随处境调整自身的本领。我觉得,这里有一种 I can become many things 的力量。一个人可以成为许多不同的人,不用永远以同一种姿态出现。
但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奥德修斯,究竟是在发现自己,还是在创造自己?我觉得是 give style to one’s character,尼采所说的那种为自己的性格赋予一种风格。我们审视自身的优势与弱点,慢慢塑造它们,让这些原本散乱、甚至相互冲突的部分,成为一个独特的整体。这样理解,自我的稳定,也可以来自组织自身复杂性的能力。骄傲与隐忍、勇敢与谨慎、欲望与克制,都可以属于同一个人。我们带着这些矛盾生活,逐渐找到表达它们、安放它们的方式。
我想起火人节的原则之一Radical Inclusion。它原本谈的是共同体如何向陌生人敞开,不为参与设置先决条件。不过我一直觉得 inclusive 很难翻译。中文语境里头的“包容”会让我想到一种从上到下的关系,说话的人站在中心,决定允许哪些差异存在。相比之下,不如翻译成“承载”,更接近我想表达的意思。彼此还没有变得相同,甚至未必相互理解,也可以先在这里共同存在。
和而不同。
把“承载”转向自身,也会得到一种有意思的理解。面对那些不符合自我形象的部分,我们可以暂缓判断,多认识它们一些。自己的软弱、欲望、犹疑,和那些引以为傲的品质一样,都需要一个位置。至于它们最后如何相处,又会把自己带向哪里,需要慢慢去塑造。面具也因此有了更多用途。它能遮蔽,也能帮助一个人表达和行动。奥德修斯的本领,就在于他知道何时戴上、何时摘下。他可以进入一个角色,又保留离开它的能力。
可是,当一个人能够成为许多不同的人,究竟是什么,使他仍然愿意成为自己?
这个问题让我开始想到自由的代价。
尼采在《朝霞》中写到,奥德修斯的母亲因思念远行的儿子而死。一个人不断走向远方,留在原地、爱着他的人,却可能在等待中心碎。我们很容易被冒险者周身的光辉吸引,忘记看看他身后的生活。前不久看百老汇改编的《Hadestown》里的 Orpheus 也让我想到这一点。他专注于那首能够使季节恢复秩序的歌,一度没有察觉 Eurydice 的饥饿与寒冷。她在绝望中接受 Hades 的条件,以永远的劳作换取食物与庇护,进入了冥界。这段故事格外令人难过。一个人想让整个世界重获春天,身边的人却正在挨冻。我们可以承载自身的丰富,却未必已经学会照顾与自己共同生活的人。自己的每一次选择,也会进入他们的生命。这似乎就是自由精神造成的悲剧。
可是漂泊的人啊,为何想要回归?
《奥德赛》第五卷里实际上写到,被卡吕普索强行留下的奥德修斯,常常独自坐在海边哭泣。即使她许诺不朽,他仍然渴望回到伊塔卡,回到会衰老、会死亡的佩涅洛佩身边。Orpheus 在得知 Eurydice 的去向后,也踏上了通往冥界的险路,要把她带回来。
是什么让他们执着于一个具体的人、一处具体的归属?
我觉得《奥德赛》里的那张床暗示着答案。
奥德修斯回到伊塔卡,先以乞丐的身份隐忍、观察,完成复仇。等到夫妻终于相见,佩涅洛佩仍然有所疑虑。她故意让人把他们的婚床搬出寝室,奥德修斯随即指出,那张床根本搬不走。床是他亲手制作的,其中一根床柱,就是仍然扎根于土地的橄榄树树干。除非把它砍断,否则床就不能移动。
一个可以不断改变身份的人,却亲手制作了一张不能移动的床。
我觉得,这是整个故事最美的悖论。他曾以那么多种面目生活,最终让妻子认出他的,却是两个人共同知道的一件旧事。那张床还在,树根还留在土里,保存着他们一起生活过的痕迹。Make a dent in the memory…
所以,我想,暗示的这个可能的答案是爱。
自由让我们有能力离开,爱让我们有理由回来。人不必耗尽所有可能性,才愿意接受一种归属。有所爱,也依然可以保留自己丰富而强大的部分。奥德修斯需要他的机智与变形,才能回到家中。Orpheus 则带着他的歌走向 Eurydice,试图使冥界为她打开出口。他们那些非凡的能力,终于用来回应一个具体的人。
他们依然拥有其他可能,也依然有自己不愿放弃的东西。这是一种变化当中但清晰。经历得越多,这份不愿放弃或许就越清楚。这样的选择容得下我的变化,也值得我认真对待。
生命里那些主动的选择、偶然的相遇、犯过的错、无法挽回的失去,都在其中。尽管许多事情发生时,我甚至还来不及理解它们,它们就已经成了我的一部分。但我仍然愿意塑造自己的生命,也愿意认领它。那些无法改写的部分会一直留在这里,我也要带着它们,学习爱这一生。
Amor Fa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