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由 Gemini 3 Pro 梳理自发表于《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的经典论文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arcity。原文极其精彩且冷峻,感觉可以拍一部特内里费版的《血色将至》。】
特内里费的“缺水”并非自然现象,而是一场持续百年的自由主义经济实验的产物。
从地质上看,这座火山岛内部是一个巨大的玄武岩海绵,含水层极丰,物理上并不缺水。
稀缺的根源追溯到 19 世纪。当时西班牙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了刺激出口农业,政府颁布了《水法》。该法案将水权与地权分离:地表水归公,但地下水——谁投入资本挖掘,谁挖到了水脉,这水就永久归谁私有。
这在岛上引发了一场水资源淘金热。
当时的开采主力,大多是依靠胭脂虫和葡萄酒贸易积累了资本的旧地主阶层。他们组建股份公司,像开矿一样雇人横向凿穿火山腹地。这些原本属于公共生态系统的地下水,就这样变成了世袭的私人资产。
这些人的后代,后来成为了显赫一时的香蕉园和甘蔗园主。
随着全球贸易打通,岛上破碎狭小的梯田农业无法与拉丁美洲规模浩大、成本极低的大种植园竞争。面对美洲廉价农产品的倾销,岛上的农业产业逐渐衰落。
原本依附于农业的旧地主阶层并未随之退场,而是完成了资产转型:虽然地里的庄稼失去了竞争力,但地底下的水随着旅游业的爆发成为了刚需。他们利用手中的私有水权,从服务农业转向了服务旅游业。
这种私有制结构在一百年后导致了一种特殊的市场局面。因为水是私有商品,对于掌控水源的“水主”而言,如果供应过剩,价格势必下跌。
这导致了一个数据上的异常——当地输水管网的漏损率一度高达 50%。
对于私有水主来说,这并非单纯的管理失误,而是基于成本收益的计算:一方面,在复杂的火山地形修补管网需要巨额投入;另一方面,如果管道修好,市场供应量增加,水价会随之下降。因此,任由水流失,成为了维持现有价格体系的理性选择。
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几乎完全失灵。论文指出,这种失灵源于监管机构的结构性缺陷。在负责水资源管理的官方机构(特内里费岛水务委员会 CIATF)中,私人水主及其代表掌握了高达 50% 的投票权。
这种局面让人想起英国撒切尔时代推崇的全面私有化图景,但在这里它走向了反面:监管机构被私人利益完全“俘获”(Regulatory Capture)。政府既无法强制安装水表以实现透明化,也无法强制修复管网。
目前的僵局指向了一个昂贵的终局方案:大规模建设海水淡化厂。
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巨大赌注。如果这些工厂最终由公共财政出资建设,那么这将完成闭环中最后也是最荒谬的一环:
私人水主继续通过维持地下水的稀缺来赚取暴利,而为了弥补这种人为制造的缺口,纳税人将不得不为昂贵的海水淡化技术买单。
这张巨额账单究竟会落在谁的头上,是特内里费接下来最大的政治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