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证言有可能是诬告,不应该理所当然地相信」的反驳时,将关注点放在是『诬告的可能性有多大』或者『应该如何权衡利弊』上时,其实就已经受到误导了。
事实上,面对性侵害的证言时,首先怀疑『此证言是不是诬告』本身就已是对从属群体证言信誉的蔑视,是与宰制群体的过分共情,是父权(Patriarchy)的傲慢,其中蕴含着明显的倾向性,相比于弱势的受害群体,怀疑性侵害证言者更倾向于强势的施害群体。”
“本文所关注的是其中的「证言不正义」(Testimonial Injustice)——当别人出于诸如你在某群体中的成员身份等理由而怀疑你的证言是否属实时,你便遭遇了证言不正义。例如,一位女性的证言就可能仅仅因为是女性作出的证言而遭到更强烈怀疑。”
“在我看来,宋石男老师 (2018) 富有洞见地意识到了,「担心网络诬告成风,是基于对女性的恐惧与偏见,认为女性多有以性作为讹诈资本的倾向」。
这种担心是本身便是性别化的和非中立的。用康奈尔大学哲学系的 Kate Manne 教授造的词来说便是 himpathy,即与男性的过分共情,over-empathetic for him”
“相较于声援从属群体的成员,更在乎的是宰制群体中可能有成员被误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