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大城市的年轻人,为什么又逃回来了?
国庆前看了新周刊的一篇文章《逃到鹤岗的年轻人,逃回了北京》,然后假期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啥年轻人在当下面对去或留的问题不得不这么“辗转反侧”,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解法呢?
文章中采访了几位去到鹤岗的不同行业和职业的年轻人,以及后来他们又“逃回”北京的原因。首先我认为所谓的“逃离”也是分真想逃和表演式假逃的。比如去鹤岗的人和“逃离北上广,裸辞去大理”的数字游民不一样
“在大理,总有流动的酒吧派对、社区分享、聊天随时展开,又随时结束。”去到大理的数字游民们,与其说是逃离现代繁忙生活,不如说更多是在进行一种【生活表演】
首先是这样的人去到大理或者巴厘岛之类的地方, 并不是为了抽离出大城市的协作生活,而是选择了另一种协作方式
其次,数字游民这种“时髦”的身份不仅更适合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展示(看看ta们发的内容和粉丝画像就知道),数字游民的身份更是大多数年轻人短时间内无法具备的,是与台下观众有距离的聚光灯下的舞台表演
所以这里我们重点看看真的想要从大城市逃离的普通年轻人是怎样的状态。与依靠日结工资生存的三和大神不同,通常逃向非一线城市的年轻人们虽算不上经济富裕,但基本都有一定积蓄,其中还有不少人收入可观
新周刊的文章里的主人公之一李颖迪就是。从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李颖迪顺利进入一家业内顶尖的时尚杂志社,期许着写出“这个时代最好的一批稿子”。未曾想工作不到一年,公司发生人事震荡,整个编辑部四分五裂,学生时期尊敬的“职业标杆”跌落神坛,曾经并肩作战的同事形同陌路
“当我们对所处的工作环境和外部世界感到无能为力,你就不想干了,你就想逃了。”于是她来到了鹤岗,亲身实践一场逃离实验的同时,也结识了一些和她一样的“逃离者”
然而,仅仅几个月后她就放弃了。牵住她的是来自家人朋友的关心和爱。她也一度以为人生可以不需要朋友,不需要亲密关系,不需要来自家庭的支撑。但在鹤岗的那个冬天,几十个独自熬过的黑夜令她分外想念北京的朋友们。她对好友说,感觉整个人像在水里,不断下坠,只要出门,身上就冷得发疼,走在鹤岗空旷的街头,眼前只有雪,一个人都没有
回到北京后,逃离的念头也时常在她的脑海中徘徊。比如她好几次提起一个从大厂离职就没再长期工作的朋友,最近这个朋友在北欧打工旅行,修船、刷墙、造房子、在牧场捡羊粪便...
但她也学着不再用浪漫化的眼光看待“逃离”。面对辞职回长沙躺平、逐渐失联的朋友,她会劝说对方再试一试,再回来尽力找份工作,再“忍受”一段时间试试看。她说鹤岗的日子让她明白,隔绝自我的生活不一定会通向自由,也可能是难以承受的全然失控…
面对年轻人的困惑和在其中的挣扎,我不得不想起历史上一段相当著名的一段逃离: 司马光
当年司马光境遇不顺,被迫“逃离”回了老家了15年。但让世人没想到的是,15年后《资治通鉴》横空出世,原来逃离的那15年,他依然在做事(注意不是工作)
我很难想象即便是司马光,如果他那15年真的是纯退休而不是退而著书,整个人会颓废成啥样,还会不会在老年又被重新被重用,复出时和苏轼重逢于朝堂
所以,无论在不可控的大时代面前是进是退,我认为人生命中的核心命题,是一定要有一种方式去对抗停滞感。上班工作只是对抗停滞感其中一种方式,它也可以是写作、锻炼、钻研一门技术,甚至是纯粹地投入一项爱好
比如现在写的这篇文章,就是我的写作爱好的体现,已经坚持了四五年。写作,绘画,唱歌等,本质上都是人向外界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只是媒介不同而已
再说说钻研一门技术,包括语言。曾看过一段高晓松跟某平台大v谷大白话的简单对话。谷大白话是英文世界的内容翻译搬运者。高松说让他比较意外的是,谷大白话并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仅仅凭借对英语的热爱就达到了那种本地语言的程度,让他一度以为谷大白话的英语水平是在国外生活练出来的。现在谷大白话也完全凭借这门技术能够养活自己,而且活的很好。这次方面再举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比如手工耿。“所以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
而我最推荐的门槛也最低的方式,就是一定要坚持锻炼,一周能够坚持120分钟就行了,你就能够很好的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包括精气神,还能看到你的身体线条一天天变得更好。附图就是我坚持了三年锻炼,而且是基本上不去健身房的情况下的结果(不是说我锻炼的多好,而是我认为对自己的肉身“改造”收益,是不亚于财富自由的一项投资),每当自己在其他无法把控的方面遭遇阻力或困难时,去健身房走一趟,你就会感觉到自己对抗停滞感的小小胜利(为此我还专门写过一篇爆款文章《为啥运动对被生活背刺的年轻人这么重要》欢迎你查看)
所谓的“逃离”,一旦有了目标,那就不能再被称之为“逃离”,而是星夜兼程地赶向下一个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