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叫到一辆车，一坐下就在看托雷斯进球集锦，开启这一天

经常觉得托雷斯踢球比大罗还好看

是的

近期一段快乐对话。约到一个欣赏的作者

昨晚吃了1mg劳拉西泮，感觉梦里一直在飞，从地铁走出来到现在还没落地

这个段落表现的仍然是对于散文诗这种文体的追求

《我不得不放弃苏州河》

在去上海的高铁上我用手机搜索酒店，快到站了还没定下来。我得住在一个恰当的位置，我计划着，那个位置既能便捷通畅地去往影棚，又能去一些舒适的地方散步、吃饭、喝咖啡什么的，这是去上海应该首先考虑的事情。我计划着，手指在手机屏幕上来回地摩挲，苏州河像一条蓝色小蛇，曲折地漂浮在屏幕上。我想我就应该住在很靠近苏州河的地方，酒店离开河边最好在五百米内，走出去就到了河边，下雨了又能走回来。

矛盾的是，我发现，苏州河跟影棚有相当长的距离，影棚在江湾体育场附近，我琢磨着，我在影棚的实际工作大约只需要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比苏州河到影棚的耗时更久，那么多的时间就花了在路上，现在是夏天，室外的炎热和车里的空调形成了显著温差，坐在车里很不舒服，进一步地，要是在车上玩手机很容易头晕。像这样的一次出行——从北京到上海，梅雨季节，去一家杂志的封面拍摄现场假装采访一位流量明星——像这样的一项活动，显而易见的，首先或者唯一要保证的就是旅行本身的舒适性。

在12306订票软件上，我挑选的是一趟上午十一点北京南站出发的列车，复兴号，有静音车厢，行程只需四个半小时，我计划着，走出虹桥火车站的时间接近下午四点，刚好是上海市的傍晚。一上车，我把装了两件T恤、两条短裤、三双袜子、三条内裤的书包放在座位上，然后端着咖啡，拿着一本书走到车厢连接处，把书放在地上，坐上去，喝了一口咖啡，开始玩手机。如果列车员过来问我是哪个座位的，我就举起准备好的身份证递过去。先生，你不去座位坐吗？有时列车员会多问一句。

坐在北京到上海的路上，我的食指和中指的指尖在手机地图上来回地分开又合并，注意力一直在苏州河沿岸流连着。这一趟至少有四个必要行程：当天从虹桥火车站去酒店办理入住，第二天从酒店出发去影棚跟流量明星团队打招呼，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后，从影棚返回酒店，第三天再从酒店去高铁虹桥站，返回北京。但现在我发现，对于上海的行政区划我几乎一无所知，除了静安寺在静安区，别的地理分布我毫不清楚。随着食指和中指的指尖分开又合并，我才第一次宏观地、俯视地观察起上海市的细致结构。从地图上看，内环高架像一条很粗的血管，似乎把徐汇区、长宁区和静安区牢牢地缠住了，这一块儿地方车流相当密集，给人一种这就是上海市核心地带的强烈印象。

遗憾的是，似乎苏州河也在其中——我遗憾地意识到我可能不得不放弃苏州河了——如果住在苏州河附近，我推测着，一会儿我要先随着密集的车流开到内环高架的傍晚的阴影下，来到徐汇区、长宁区和静安区这么一块儿核心地带，这块地方汽车尾气更多，人更多，由于热岛效应气温也更高，这样车内和室外的温差更大，我就会更容易头晕，进一步地，第二天我要乘车离开这块地方，再次在拥堵的车流中穿过内环高架的傍晚的阴影去往江湾，到达影棚的时候很可能已经头晕了，然后不得不进行一场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的交谈，接着再次乘车，返回这一块地方，而且这次将是晚高峰。

可想而知，这种对于内环高架所牢牢缠住的徐汇区、长宁区和静安区这一块核心地带的频繁出入何其愚蠢，这一趟上海之行将消耗在等车的时间、堵车的时间、红绿灯的时间和头晕的时间当中。想到这里，我不得不放弃了苏州河，转而选择距离虹桥站不远的仙霞路那块地方的一家酒店。从地图上看，这里距离内环高架尚有一小段儿距离，我不仅可以通畅地从虹桥站到达酒店，更重要的是，第二天去影棚的时候不需要跨越内环高架，不需要进入徐汇区、长宁区和静安区组成的这一块核心地带，在地图上看，出租车会在它的北部取一条线路，从仙霞路开上中环路，直抵位于江湾体育场附近的影棚。

我一边跟订票的同事发送酒店链接，一边向她强调，请选择双床房——在手机上我注意到，这家酒店双床房的面积比大床房多五平米——这自然也会扩充这样一趟上海之行的舒适性，我想象着，最好这家酒店的房间里还有飘窗，时值梅雨季，上海的傍晚随时会下起一阵急雨，有些雨点就会倾斜着打在了窗户上，贴着玻璃，眼泪那样往下流。这时候，虽然我不能一出门就走到苏州河边，但我至少可以坐在飘窗上，近距离地，只隔着一块薄薄的玻璃，一边看着雨，一边喝咖啡，一边玩手机。

昨天晚上他一定跳了好几下

“跳一下，快跳一下。”昨天下午又有人喊这句话了。我们在场的人马上不再强求，一起停住，看着那个不幸的门将，看见他抱着裆部蹲了下去。

他好像没听见建议，就一直蹲在风里。可能中间甚至半跪了一会儿。但始终没跳。气氛顿时有点怪。这个门将打破了踢球的传统。我感觉这场球就是从这一会儿开始泄气的。

我们每个踢球的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球砸到了你的睾丸，一个脆弱的中心，无声地坍塌着，谁也帮不上忙。很奇怪，无论是在鲁南地区，还是广州或者北京，在任何一个球场上，每当这个时候都有一种传统疗法，就是让人抱着裆部的人跳。我自己也跳过。一般几分钟过去，痛感渐渐就消退了。我不知道跳是不是真有用，但反正你没有别的办法，大家都看着你呢，你就最好配合地跳上几下。

昨天那个门将不仅没跳，还蹲了超出必要的时间，然后直接脱了球鞋，披上了外套，提前退出了比赛。后面半个小时，直到踢球结束，他的睾丸就替代了皮球，成了好几个人最关心的东西。

还疼吗？突然有人朝他大喊。

你真不行啦。一会儿又有人喊。

我从十几公里外赶过来，我不是来听你们说这些的。我快四十岁了。我现在吃草酸艾司西酞普兰——1月8号中午在上海说过了，我没说我从北京去上海还带了球鞋——一开始每天四分之一片，后来半片，现在一天一片。今天一开始都还好，尤其是对方这个门将，上场以前，他拿了一个录像机挂在球网上，很认真戴着手套，甚至往手心吐了点唾沫，热情地搓了好几下。每次防守时候他的动作都做得超出必要，屡次倒地扑救。他把整个脑袋都送到我们的脚下了。开始我想，他今晚回到家球鞋来不及脱就会坐在电脑前剪辑自己今天的扑救录像。

想到这些我就萌生了恶意，为了破坏他的好事，我像疯狗那样打门，也做出了很多超出必要的动作，后卫背身拿球我也猥琐地跟上去，伸出一只脚，插进他们的裤裆。全中国的星期六下午可能有十万个人正在踢野球吧，那一会儿比我更勤劳的前锋可能不多。我太卖力了，虽然毫无必要，但我还有什么能做的？有一片虚无的小树林在我的脑子里不停地落叶，我一片一片地数着它们。

我的热情也感染了队友，有一回，我们得足有七八个人挤在了小禁区里争抢角球，那种热情太饱满了，好像我们争抢的不是一个皮球而是身上的一个什么器官。但那个球直接踢出界了，开球的人举了一下右手——“我的”，他说——那脸色好像是他第一次这样。

昨天下午，球砸到门将的裆部后，我们整个紧张的斗志散掉了，怎么也没法再严肃起来。这个下午完了。我带着一种微微地恼怒去喝水，想着两个小时前我才坐上滴滴，看着手机上的时间，抱着刚出生的孩子那样抱着球鞋，焦虑又不失庄重地央求司机，再开快一点。我快迟到了。我多么害怕浪费那几分钟——有时候就是因为那么几分钟，你只能站在场边等候半个小时——然而比赛因为一个人被打到了蛋而提前结束了。

这个门将走回球场，从球网上摘下录像机。他把几块积雪踩得哗哗作响。我喝着水，看见他把一整套录像设备小心打包，装进了一个塑料袋，满意地拎在手上——像在傍晚的菜市场挑了整整一斤睾丸那样准备回家——昨天晚上他应该已经挑出自己最喜欢的那一颗了吧——然后小心地张开双腿，就像现在我对着灯光打字这样，细心地把它缝到自己身上——那是多么重要的器官——为了检查他的手艺，缝好了以后，我想他一定抱着裆部，原地跳了好几下。

做播客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

首发于 即刻

我们现在来谈论一下开播客这件事情的难点，第一难的是你们选的搭档不对，你们——热情的上海朋友——你们提议的合作搭档，他是一个真正的灵魂歌手，他更擅长讲出小动物的话，像蟋蟀、壁虎、青蛙以及老鼠等等那些小东西，我真不能想象他使用人类的嘴巴公然地谈笑风生，传到网上，而我——坐在旁边的我，恰恰又是一个信口开河的人，满口谎话，我说出来的话自己都不信——

就拿我哥哥的事情举例吧。我第一次提出我哥哥这个人，应该是在2005年跟同桌江万万交恶的那个春天。起因是一个放学的夜晚，回家路上，江万万发现我的自行车筐里有一本数学试卷——在月光下，我们应该对视了一下，他就感到了背叛——可能是由于友情的惯性，他没有指出什么，只是把力量集中到脚掌，出力地踩他的车蹬。我们沉默地骑行，自行车的链条就在黑夜里发出沙哑的声音——我们完了，在那紧张的铁链声里我意识到这一点——这声音只是友情出错的前奏。

继续吧，试着检查我们的记忆，我尽可能地准确一点，2005年春天，我站在山东省走廊的窗边，向因为多舌而被我挑中的那个人——我们叫他李丸子吧——提出了我哥哥的形象，并且请他保密。

“我哥哥下个星期正好出狱。”我的几根手指摩挲着山东省的玻璃，好像我哥哥的脸即将穿过玻璃钻过来那样。

李丸子庄重地看着我，等着我往下说。

“你不要让姜万万知道了。”记忆里我的食指开始轻轻敲打玻璃。“我要让他的膝盖碎成三块儿。”

“他是怎么坐牢的？”

“误杀。”

就像蟋蟀、壁虎、青蛙那样的小动物，2005年，我们那些人，好像已经领过了什么判决，我，姜万万，李丸子，还有剩下那七八个人，我们是班级上的倒数前十名，虽然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不想成为坐在前排的好学生，但已经太晚了，青春期都快过去了，我们只能转而选择轻蔑教室里的主流价值，保持一致，抱团取暖。姜万万就是我们的精神领袖，我们的刘备。就是他让我们每个人拿出餐费，集资去买色情小说，拆成活页在晚自习的教室里传阅。衬衫的价格是九磅十五便士，所以你选择A，是吗？姜万万微笑着，庄重地向阅读中的我们提问。他是我们整个教室的CEO，我们的教室就是他的公司。当我们班的第一名放下考卷，脸红地低下头来央求参与阅读的时候，姜万万感到我们赢了：你看，他们跟我们一样。

就是在那种胜利的乏味当中我开始偷偷努力的。我偷偷做题，然后被姜万万在月光下发现了。我是他的同桌。那种关系在我们差生的亲密群体里具有一种亲上加亲的色彩。当时我们并排坐在那里，就像两块蛋糕蒙上了同一种颜色的糖霜那样温馨。我们本该是两块心连心的提拉米苏，一起融化，一起烂掉。

在发现我偷偷做题以后，第二天，放逐就来了。课间，走廊里，当我走近原本属于我们的活动区域，姜万万就像停电那样停下嘴巴，沉默而讥讽地看向我。

于是我选择了李丸子。我知道这个人不仅不会保密还会加倍渲染他的感受。

“我哥哥和他的狱友会按住姜万万的四肢，”我向李丸子继续描述，“卷起他的裤子，露出膝盖。”

转过身，我的手指伸到教室后门的把手上，把那块黑色的铁锁捏到手心，一下一下，轻轻往窗户玻璃上敲打起来。

我得说山东省的玻璃就是一种真正的甜蜜乐器。

Der höchste Begriff des Lyrikers wurde mir von Heinrich Heine gegeben. Ich habe vergeblich in allen Sphären vieler Jahrhunderte nach einer ebenso süßen und leidenschaftlichen Musik gesucht. Er hat jene göttliche Bosheit, ohne die ich die Vollkommenheit nicht denken kann…抒情诗人的最高概念是亨利希·海涅给我的。我在数百年的所有领域里徒劳地寻找一种同样甜美的、同样激情的音乐。他有着那种神性的恶意，没有这种恶意，我是不能设想完美的。——尼采《瞧，这个人》（孙周兴 译 商务印书馆，2016）

2005年，我们已经有mp3了，它们屏幕很小，总是蓝色或绿色的荧光字。我们的手指轻轻捏住它的按钮，像拨动童年的昆虫，正是壁虎、蟋蟀、螳螂啊那么点儿的一类小东西。这些小东西身体脆弱，我往所有跟它们相处的记忆里看，看到的它们都是断肢，残缺不全。仅有一只青蛙是完好无损，直接死了，在我去检查它的那个清晨，肚皮翻白，灰心地躺在山东省的墙角下面，一只脚是拴住的。年复一年地我会想起它，想起它在死前所度过的焦躁又绝望的一夜——想象一只青蛙的四肢吧，一根拴住，三根自由，如果拴住的是左脚——我现在停下打字的手臂，从桌前站起来，模仿了一下，我们身体的本能应该是尽力伸直右臂，这样我——那只青蛙的身体就能最大程度去向远处。我想就在那个遥远的童年暗夜，青蛙的体内塞满了逃离的愿望，它的一只手掌抬起，像大人物的手臂那样高高举起。我在1997年的月光下用尼龙绳拴住了那位朋友，想永远留住它。

在上海市的六楼，2026年1月8号中午不到一点，那家公司的布局很像个酒吧，到处都是人，我坐下来，我们就那么开始短谈。有时话题涉及到性别方面的事情，我们就主动压低声音，互相使眼色，很怕说了不合适的话。

你应该开个播客，像酒吧管理员那样的那几位上海朋友建议。

我喝了一口咖啡，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办的事情。我想我得搬出我的哥哥了，我得讲一下姜万万的事情，我想象有几个成人那么高大的青蛙按住了另一只青蛙。青蛙伸出一只手臂，像一位大人物那样高举着，心里填满了愿望，它用尽全力，终于跳了过来，俯下身，嘿嘿地笑着，扬起手心里黑色的铁锁，轻轻敲打着上海市六楼的玻璃。

那么等等吧，我想说，等我哥哥下个星期就出狱，我们就能做一档真正的播客了。

（首发于 即刻 ；公众号 红的自传）

今晚跑了5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