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到场的每一位朋友，让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妙的下午！尤其是踊跃上台的听众，你们总能给我惊喜！

小龙现在生活在上海，每次我到上海都问他，准备好讲你的故事了吗？他总是说还没有。

问了一年多，最近一次，他终于说，录吧。

见面的时候，他带来了几瓶啤酒，说得喝点，才能说得出来。

小龙现在 31 岁了，但 3 岁时妈妈离开的记忆还像发生在眼前一样。

后来他才知道，那一天的经历，和他日后经历的一切，都源自父亲的一个决定。

这个假期休的有点久，今天上班恢复更新

“我看待菲律宾会把腐败的官僚体系和普通民众分开。我始终觉得大部分菲律宾老百姓本性善良，但是当地官僚系统的腐败实在触目惊心，近乎吸血。普通民众生活在这套体系之下，其实也很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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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的最高赞美了

采访Peter 的时候，他把我约在原史塔西的总部办公楼，现在是史塔西博物馆。原来，Peter的办公室就在这栋楼的六层。两德统一后，德国的历史清算机构、东德的受害者组织办公室，都设在这栋大楼里。Peter 就是这个受害者组织的研究员，所以他就在这里办公。
有意思的是，前史塔西的部长埃里希·米尔克 (Erich Mielke)的办公室就在Peter 办公室的楼下，在这栋建筑的三楼。在东德短暂的40年的历史中，埃里希·米尔克掌控这个要害部门长达32年，直到柏林墙倒塌。
采访前，Peter 还带我下楼去参观了一圈这个硕大的办公室。坦白讲，看起来有点乏味，是个典型的 80 年代的老干部办公室。
但，从这个办公室发出过的指令，破坏了无数家庭之间的爱与信任，包括 Peter的家庭

安娜·卡明斯基在一个被迫分离的家庭里长大。她的父亲是一位来自瑞典的作家，因为批评东德而被驱逐出境；母亲和两个孩子却被限制留在东德。安娜一生从未见过父亲。

今天是柏林墙建立 65 周年，我试图去追问，一堵墙的建立，如何把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分为二。人们为它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它为什么会在坍塌后的 37 年间，持续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