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写一个话题——「独立」。
先讲一个故事。我曾经在北京新东方做托福阅读教师的时候,从最开始的六人小班课讲起。因为当时近乎无限的体力、精力、热情与机遇,入职半年后我就登上了最大班型的讲台,据说这火箭般的升级速度破了当时的大班教师的成长记录。我最大的班是587个学生,在房山区的一个学校礼堂里。每次讲课,我会登上高高的讲台,投影有将近四米高,讲课的声音会在礼堂里回荡,像极了天主教大教堂的弥撒。任何一个引发学生们哄堂大笑的段子,听起来都震耳欲聋。两年里听过我讲课的人有四万人。而每个班级结课都会有学生排成长队来要签名要合影。
而正是那个时候,我萌生了退意。
原因有三:
1. 我的能力根本不匹配这样的教主般的礼遇;
2. 我感觉我对自己的理性评价已经有些压不住内心的膨胀了;
3. 我觉得教师与教主的最大区别是,前者千方百计地想让听众成为舞台的主角,后者则千方百计地自己留在舞台的中央,而我想做教师,不是教主。
我那时想起了更早在高中的时候,曾煽动过大规模的反日情绪,用传单和公众演讲,让三千个十几岁的少年在广场上听我的演讲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声。
从那之后,我痛恨一切煽动者,因为我自己就曾经是一名煽动者,一个天生擅长操纵人类情绪的蛊惑家。我熟悉他们内心最阴暗的角落和他们各种不易察觉的算盘。
请不要误会我,我至今仍然认为老东家新东方是我事业的启蒙者,是中国培训业的良心企业。只是,我想我不甘于仅仅做培训业,我更想成为一个教育者,一个像我们的老校长蔡元培那样的人——立下一种「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风,就影响了几十代脑后反骨两寸厚、百年如一日地敢于逆龙鳞的国之脊梁。
历史学专业给我造成的很大一个影响就是,我认认真真地研究了世界上最庞大、最成功的那些「社群」是如何一步步诞生的:德意志第三帝国、罗马天主教廷、法国大革命的革命党人、那个叫卡尔的普鲁士人的拥趸们、美式价值观、天朝上国观等等。
慢慢地,我浅薄地意识到了一个道理:
群体、归属感、共同体的概念,本身都是中立的现象或观念。一个群体的集体善念还是集体(无意识的)恶念,中间的那道界限是每个个体是否还具备那份「独立性」。
独立思考、独立学习、独立承担风险与责任、独立问出「为什么」的问题。
- 群体的善,是群体中每个个体的善的相互放大;
- 群体的恶,是群体中每个个体的无意识与懦弱对邪恶个体的放任与置若罔闻。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奋斗》与《联邦党人文集》同样令人血脉贲张,恨不得把某种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写到自己的脑门上,但其分别对人类的影响却是南辕北辙。
在想到这些后,我曾经这样写给我创业后的几万学生:
做一个完备的人——寻找有质疑有行动的自主性,恪守「人是最终目的而不仅是实现目的之手段」的人际互惠的信念,要对自身局限性有清醒的认知和谦卑的态度,具备在自由的敌人面前永不妥协的、捍卫自由的勇气。
一个完备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完备,而是「渴望完备」。你们的心胸必然是开阔的,宽容、谦卑、善于聆听。任何了不起的成就都不会让你们妄自尊大。在生命行将结束之时,你们应该像苏格拉底一样,道出「吾之所知乃吾无知也」
(全文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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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教批判性思维、教《联邦党人文集》、教政治哲学、以及写这么多劝学与强思辨的文章,除了在完成一个教育者的天职外,其实也在靠教育出来的这群人,来对我随时可能爆发的人性之恶进行最终极的限制。至少让我不敢利用人性的弱点去大肆煽动与蛊惑从而营得暴利。
可能也正是如此,我这门教育生意永远都做不大吧hhh
—— 船长
惊奇短信第15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