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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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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看到这行字时，意味着我们并肩走进了我的25岁。
我没太大的年龄焦虑，只是有长辈不时坏心眼儿地提醒我，你也不年轻啦。好吧，我承认。衰老的标志之一是不再争强好胜。
“一个作家写什么，将由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乔治·奥威尔在《Why I Write》里写道。我尤其喜欢八卦那些闪闪发光的伟大头脑，如何越过某个时代的关卡，踌躇满志、失魂落魄地，走到我的面前。
1924年，海明威25岁。前一年年底，他辞掉《多伦多星报》的记者工作，带着妻子和几个月大的儿子回到巴黎，决定靠小说生活。彼时的海明威还没有成名。前一年，《纽约时报书评》介绍巴黎的美国作家，甚至没有提到他。两年后，《太阳照常升起》出版。
1928年，奥威尔25岁。准确地说，那时还没有“乔治·奥威尔”，他仍叫埃里克·布莱尔。他辞去英属殖民地警察的工作，想靠写作生活。他习惯在脑中描述眼前的一切：一束阳光，一个半开的火柴盒，一只追逐枯叶的猫。他说，自己总在寻找“准确的词”，仿佛受到某种外力驱使。18年后，经历战争与宣传、目睹语言如何被权力扭曲的他，发表了《政治与英语》。
1931年，阿伦特25岁。她正在写拉赫尔·瓦恩哈根，一个出生于犹太家庭、试图通过改宗和婚姻进入德国社会的女人。两年后，希特勒上台。阿伦特受托搜集德国反犹主义的材料，被盖世太保逮捕。获释后，她逃离德国。35岁的她抵达纽约时，几乎不会英语。多年后，有人问她是否想要施加影响。她回答：“我想要理解。”（Ich will verstehen.）
1938年，加缪25岁。他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做职业记者，写社论、政治和文学评论。他报道冤案，也去过关押囚犯的船，看见戴着镣铐的人，以及前来围观的体面人群。两年后，加缪开始写《局外人》。小说结尾，主人公默尔索希望在自己被处决那天，有很多观众前来观看。
1950年，卡波蒂25岁。两年前，他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成了纽约文学界最年轻的作家之一。这一年，他大部分时间在欧洲旅行。在西班牙，他坐一列破旧的火车从格拉纳达南下。途中突然响起机关枪声，卡波蒂先喊了一声“土匪”，一车人慌忙伏倒。后来才知道，一个扒在火车尾部搭便车的老人摔了下去，士兵开枪是为了让火车停下。彼时的卡波蒂，还要再等9年，才会在报纸上读到堪萨斯州一家四口被杀的短新闻。那则新闻后来变成了《冷血》。
25岁时，这些人大多还没有写出后来定义自己的作品，但已撞见了后来反复书写的东西。后人给这些东西冠以更大的名字：战争、帝国、极权主义、荒诞、暴力。
2026年，我25岁。我身处的时代，文字正在迅速变成廉价的语料、肮脏的数据，许多人将写作连同思考一起，交给人工智能代劳。
在奥威尔警惕权力败坏语言的近一个世纪后，语言又开始被机器大规模地玷污。不同的是，这一次，人们满怀希望，等待一场“生产力的大爆发”。
幸运的，不幸的，我还在写作。
在一个越来越容易生成文字的时代，我知道，有人也同我一样，不合时宜地相信着，文字依旧能承载人类的好奇、理性和善意。写作也不只是生产文字，它需要一个人去看、去理解、去判断，然后为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负责。
耐心读到这里的你，或许也是其中之一。
那么，亲爱的我们——
欢迎来到25岁。26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