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过年这个假期——虽然时间充沛——可以干很多事,但它自带着一种固定的情境:休息玩乐。
比如这几天,我完全不想看书,也不想“工作”。
对打工人来说,这是一年里最长的一个假期;对自由职业来说,也开始不自觉地回归一种主流节奏。但这几年回家过年,我慢慢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特别有趣的观察场。
你会开始思索那些自带出场设置的血缘关系——有些人你平时根本不会见,只有过年才能碰到;有些人却一直保持着固定的相处频率。你就站在这两种关系的夹生缝隙里,看人和人之间那些微妙的东西在流动。
先说最早的时候吧,我对过年的理解特别简单:聚在一起吃吃喝喝。
那时候一年可能就回这一次。平时大家各过各的,父母有他们的生活,我有我的“工作”轨道。春节就是轨道相交的那个时刻——交换一点信息,交换一点相处的时间和空间。如果没有这个节,我甚至好像也没什么必须回去的理由。
那会儿的感觉是很模糊的,春节更像是一个团聚的符号,不容置喙。
我甚至一度不喜欢过年。因为你会发现,过节就是母亲的劳动节。我心疼她,就得被迫加入劳动。
很长一段时间,春节给我的感觉就是劳心劳力。家里人在“共同合作”这些事上很难凑在一起好好说话,摩擦是免不了的。
但有一年不一样。那一年正好在离职的档口,趁着过年在家多待了一些时间。
我翻出了很多小时候的东西——旧照片,同学录,以前乱七八糟写过的那些文字。翻出来一看,真的啼笑皆非。
我看着小时候待过的那个房间,看着我周围的环境,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老家就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坐标。
我从我的原生起点,走到现在——脱离父母以后、能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我到底走了多远?
年轻的时候特别想出去,想看那个丰富的、精彩的世界。但那一次,我站在来处往回看,第一次对自己走过的路有了实感。
也是在那次之后,我再回家过年,视角就不一样了。
我开始把“过年”当成一个观察场。我会近距离地去看:我父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的长辈是什么样的人?
这些以前我根本没想过——长辈以前更像是一个符号,尊敬更多,客套更多,不是一个活在你生活里、真实相处的人。
我也开始重新审视,父母说的哪些话是对的,哪些是可以反驳和不听的。
到了这两年,过年的体感又变了。变得更具体,也更复杂。
回家住以后,家庭里那些琐碎的事,让你们之间开始产生一些串联。生活方式、理解程度,都在重新组合。
比如我爸爸那边,兄弟姐妹们——明明都后天各自组建了家庭,但说话的节奏、语气,就是带着一种来自原生家庭的共同投影。那种感觉挺奇妙的。
我也有机会近距离看到别人家庭的相处方式。有对比,就有思考。
我开始更多听到长辈讲一路走来的变迁史,去感受在他们人生进程中,那些对他们来说“关键”的事件。
听这些故事的时候,你会清晰地感觉到时代的跨度。
是社会高速发展的四十年,如何嵌入到每个人的具体叙事里:他们从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走过来,大家一起集体做事,吃大锅饭,工作靠分配,在一个“稳定”意味着铁饭碗、一辈子不挪窝的世界里活了大半辈子。
然后走到了今天——对我们来说,什么都可以选,但也什么都不确定。
这种跨度,放在历史里是几行字,放在人身上是一辈子。
你也会开始想:在那些关键的节点上,哪些是被时代推着走的,哪些是自己选的?那些当年的选择,回过头看,有多少是无奈,又有多少是远见?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观察——关于养小孩这件事。
大家都在说养儿防老,以为是指老了有人能帮你做点什么。但我慢慢发现,可能还有一个隐性的层面:你养一个小孩,你就被迫要去理解ta所在的处境。因为如果不理解,你们之间就没有真正的对话了。ta在想什么,ta在为什么事情困扰,
ta眼里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你得知道这些,才能和ta站在同一个层面上说话。
小孩像是一扇窗,让你和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之间,始终保持着一条无形的连接线。
我也开始察觉到——父母老了。
年纪在他们身上施加的影响力,是能看见的。父母开始“落伍”,开始需要帮助——生病,保险,养老金,还有使用手机的各种“疑难”,都开始有了具象化的困难。
《人物》有个洞察说得挺准:这些被叫做“数字反哺”的时刻,确实很温情。但退一步看,“数字反哺”更多是一种单向引导——子女在“教”,父母在“学”。
这种单向的善意很好,但它停留在“功能”层面:帮父母解决了一个个具体的操作问题,却没有让两个人真正坐到一起。
我自己也能感受到,和父母沟通的方式:带着一点不客气,带着一点“我来处理”的语气。
我也在听他们说,谁谁谁走了,哪个老朋友生病了,以前一起共事的人现在怎么样了。
我开始听懂那些话背后的意思:能坐在一起喝酒的日子,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大半辈子走过,还能聚在一起的人,互相都开始有了更多的包容。
更重要的是,我也在这些无可避免的“沟通”里,重新去找自己的边界。
以前我特别怕冲突。我从小就不太有那种和人对抗的边界感,总觉得保持安静、保持包容,就能换来好相处。
但这两年我开始明白——我早就不是以前那个需要保护的小孩了。
现在我可以保护自己了,就不用再怕。冲突这东西,有时候也是个武器。
过去我竖着很强的边界感,无意识总在等别人审视我——比如“今年有没有谈朋友”这种问题。
但今年我发现,我已经脱敏了。
这就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且,我也可以反过来问对方:你今年什么状况?
更多时候,话题也只是走个过场,双方都有意识地维持着一种安全距离——客客气气,点到为止。
也是在最近这两年,我开始参与家庭里的“置办年货”。
什么时候你会有“大人”的感觉?就是你去参与创造和改变了一些东西的时候。想吃什么想喝什么,自己买。
开始对过年有了更具体的体感——花了多少钱,安排了什么事,哪些需要提前准备。
你开始以另一种形式,去参与、去理解父母的各种处境。
也是在参与这些具体事务的过程中,我慢慢想明白了一件事——其实说到底,大家不喜欢的,不是聚在一起。
大家不喜欢的,是聚在一起,但没有任何有生命实质的交流。
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定义过年的方式。从去年开始,就有人在路上过春节;到了今年,这种趋势更加明显——过年的地点不再固定在老家,年货的形态也在变化,囤年货渐渐过时,移动过年正在成为一种稳定选择。
很多关于春节的传统规矩都在被打破。但我回头想想自己这几年的变化,大概是从“被推着去过一个形式上的年”,慢慢变成——
我站在这里面,看得见来处,也看得见流动。我有不喜欢的部分,也有主动参与的瞬间。我在这个固定框架里,一点点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节奏。